誰說毛澤東只搞“大躍進”？他也敢搞“大倒退”！一代知青被剝奪正常接受教育和平等擇業的權利，一步沒跟上，步步跟不上，“而立之年”未立；“知天命之年”認命，淪落社會底層，成為“代際傳遞貧窮”的弱勢群體。而政壇知青高官不可避免地異化，站到曾同睡一個炕、同鋤一壟地的昔日夥伴對立面


◆高伐林


　　看到下面這樣的歌詞，真是氣不打一處來：

　　絢麗的青春之槳，
　　劃出人生的層疊波瀾。
　　一代人的追憶，
　　蕩滌難以平靜的心田。
　　難忘那蒼茫歲月，
　　吶喊著溫暖的春天。
　　磨練伴隨著無怨無悔，
　　展開人生的風帆。

　　我們曾經用身軀親吻精神的花瓣，
　　我們曾經用心靈編織理想的花環。
　　我們曾經用微笑面對命運的挑戰，
　　我們曾經用歌聲唱響美好的期盼。
　　我們用歌聲唱響心中的永遠。

　　這是所謂大型“青春勵志電視連續劇”《知青》的主題曲《曾經》，由當紅女歌手譚晶演唱。
　　沒有比這更令人噴飯的歌詞了。華麗卻空洞的辭藻，嘹亮卻虛假的激情，高一聲低一聲反覆鋪陳“絢麗的青春之槳”，“展開人生的風帆”，“用身軀親吻精神的花瓣”，“用心靈編織理想的花環”，“用微笑面對命運的挑戰”，“用歌聲唱響心中的永遠”……作者的創造力，顯然已經僵死在1968年——不妨比較一下習近平等延安知青當年傳唱的《延安窯洞住上北京娃》：“毛主席身邊長成人，出發在天安門紅旗下；接過革命的接力棒，紅色土地上把根扎……雙手建設新農村，要叫山河美如畫……”
　　歌手再煽情的歌喉，又豈能讓“文革”的化石起死回生？



無知識的“知識青年”

　　《知青》在中國央視的黃金時段還只播出數集，就引起了巨大的爭議。我曾經在周圍的人群中做過關於這部電視劇的小規模、非正式民意調查。得出的結果是：凡沒有知青經歷的觀眾，多給以正面評價；而有過知青經歷的觀眾，卻多持否定態度——沒有知青經歷的觀眾，以為這就是真實的歷史故事；而有過知青經歷的觀眾，則受不了其違反歷史的矯情鏡頭：“虛假！”“粉飾！”“美化！”前知青衝口而出。注重思考的朋友，則更會說“為文革翻案”、“為倒行逆施的毛澤東招魂”、“迎合正全面接掌權力的中共新一代官員”。由討論電視劇，進而延伸到如何看待對那段知青歲月，前知青們的看法更截然對立，正方說“青春無悔”，反方說“不堪回首”。
　　“知青”，是“知識青年”的縮寫、簡稱，字面上意思，是“有知識的青年的群體”。但這是個特定稱謂，人們所說的“知青”，是指“文革”中到農村當農民（以及到國營農場當農工）的高中、初中畢業生。
　　西方社會學界有“戰後嬰兒潮”的概念，本文所談的“知青”庶幾近之，是1947年到1958年，約12年間出生的人。這些人，大體上是從“老三屆”（實際上是六屆：1966、1967、1968年高中和初中畢業生）到七十年代末的高中畢業生。這個龐大的群體，以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公布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為標誌，從這一天之後，此前零星的、個別的行動，轉為大規模高潮，被整體驅趕到沙漠荒原、山鄉水寨，形成所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第一批知青，穿著黃軍裝（後來洗白了），戴著紅袖章（後來摘下了），遠離京華，遠離父母，落入社會底層，面對陌生世界，卻頑強地支撐，開始是為理念，後來是為生存。憑著這樣的共同記憶，即使萍水相逢也能夠彼此理解。在特定歲月鑄造的“知青”，成為中國當代史上人數最多的亞文化群體之一。
　　這個群體是“有知識的青年”嗎？其中知識最多的一部分人，無疑，得算第一批“老三屆”知青中的老高三學生，“文革”動亂之前，他們就比較完整地接受了中等教育，其他人就等而下之了。“老三屆”中的最低的1968年初中生，簡直就只相當於小學畢業生：1965年從小學升入初中，讀了一年就“停課鬧革命”，不是到社會上“破四舊”，就是在學校里斗老師。而1969年以後高中畢業下鄉的知青，在學校里學到的多是些空洞的政治口號。
　　即使在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當時，中國也不是沒有知識分子和真正的有知識的青年。但毛澤東以湖南師範生的學歷，以在北大受到大教授冷落的經歷，早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初延安整風之初，就表達過對知識分子的極大反感，投靠到毛澤東門下的康生當時闡發毛澤東的思想說：“目前所謂知識分子，實際上最無知識，工農分子反而有一點知識。”——這正是毛澤東發動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遠因之一。一手將有知識者棄而不用，逼迫他們自輕自賤、“改造世界觀”，另一手將成千上萬無知識或知識甚少的青年封為“知識青年”，不啻尖銳的反諷。
　　不管多麼名不副實，不管多麼身不由己，被剝奪了憲法賦予青少年平等受教育權利、平等擇業權利的這一龐大群體，只好在中國歷史上頂著被偉大領袖扣上的“知青”帽子了！


“變相勞改”？

　　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布“12·22”指示，將成千上萬中學畢業生驅趕到農村？有人指出，毛澤東卸磨殺驢，鳥盡弓藏，與歷史上所有開國君主打下天下誅滅功臣一樣，而“革命小將”在被毛澤東挑動鬥垮劉少奇之後，太不知趣也太不自量，遲遲不緊跟他老人家的戰略部署，產生嚴重干擾，於是掃到一邊；有人則認為，城市中數百萬青年無法就業，構成強大壓力，動員他們上山下鄉就一舉解決了這一嚴峻難題；也有人說，知青上山下鄉，與幹部走“五七”道路、後來的工農兵“上、管、改”大學等等舉措一樣，都體現了毛澤東培養“無產階級新人”的戰略。
　　潘鳴嘯在《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書中寫道：“降伏紅衛兵與大規模遣送青年下鄉，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昭然若揭。下鄉運動包藏著鎮壓的殺機。這一點在官方報刊上從來沒有公開提及過，但許多紅衛兵都覺察出來了，有的是即時反應，有的是在農村待了一段時間以後才有所覺悟。”
　　青年學生留在城裡，確實造成對社會秩序的威脅。過去的中國有“流刑”，押送人犯去屯墾戍邊；毛澤東時代在最邊遠、貧困的農村地區建立了多個勞改場，將歷屆政治運動中遭殃的人遠遠地發配到那裡，與各種普通犯人混雜起來，“監督改造”，防止他們在政治中心施加影響。
　　在中共的城鄉二元結構下，遣送農村也一直是對被視為城市裡潛在危險分子的一種有效措施——類似於太平天國《天朝田畝制度》中規定的，對犯錯者要“黜為農”。久而久之，這就是暗示農村是當局所不信任的人的聚集地，農民是可以俯視的低等級人群。
　　“上山下鄉”運動顯然具有預防及懲治的政治功能，這倒是對中國傳統的繼承和發揚。難怪林立果與手下草擬的《571工程紀要》中說，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就是“變相勞改”！
　　毛澤東到底是怎麼想的，這裡不擬展開分析，但是有一條應該指出：毛澤東的思想中一直具有專制主義和民粹主義兩條線索。這兩條線索，都會指向將所有中學生趕下農村。
　　漢娜·阿倫特說，“極權主義當政者只要不停地運動自己，同時也運動他們周圍的一切，那麼他們就可以牢牢地抓住大權”。下放越來越難以駕馭的成千上萬城市青年到鄉下去，毫無疑問，那就是一言九鼎的最高領袖用以“運動”中國社會、保衛“文革”新生事物的錦囊妙計。
　　另一方面，毛澤東（以及當時中國其他領導人心中）存在著類似於19世紀俄國民粹主義的情結。他當然也知道農村生活的實際狀況到底是怎樣的，把城裡的不馴服者下放到農村，主要就是為懲罰，讓他們吃苦受罪。但另一方面，他也真心認為農民最淳樸、最革命，城裡人尤其是青年學生就應該接受農村的洗禮，接受農民的教育。我說“真心”是有根據的：毛澤東在心目中幻化農民的聖潔形象，曾讓兒子毛岸英也到農村拜老農為師——雖然毛澤東並不打算讓兒子終生務農。
　　“文革”前的1963年7月9日，對毛澤東亦步亦趨的周恩來說過：“城市青年只有依靠貧下中農才能對他們很好的教育改造（包括幹部子弟）。”毛澤東在1957年要知青去農村時，側重於用“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來誘導那些急欲建功立業的青年學生；但是到11年後，1968年“12·22”指示中，他的口氣則大為強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在《知青運動與知青群體》一文中說：“當時的領導人，的確對於農民懷有民粹主義的情懷。這種情懷，在知青運動存續過程中，被反覆提及和強調。不要知青在城裡接受最先進的工人階級的再教育，反而要他們去農村，接受怎麼說在共產主義理論學說中不那麼先進的農民的教育，如果不是民粹主義，無論如何都是無法解釋的。”
　　毛澤東對於消滅“三大差別”，有一套數十年來一直念茲在茲的思路——“三大差別”，指的是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要將農民提升到工人、鄉村提升到城市、體力勞動提升到腦力勞動的程度，是一個十分艱苦而漫長的過程，不符合毛澤東“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性格。他索性另闢蹊徑：讓工人降低到農民、城市降低到鄉村、腦力勞動降低到體力勞動的水平。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相對於前一條路，這實在是輕而易舉，可以一聲令下、在一夜之間就大功告成！

歷史犧牲品，時代潤滑劑

　　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知青運動”。資本主義國家沒有，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用政治動員和行政權力，在非戰爭時期發動幾千萬規模的人口逆向流動，把絕大多數城市青年，統統趕到農村、趕到邊疆，這確實是毛澤東空前絕後、開天闢地的大手筆，誰說毛澤東只能搞“大躍進”？他也敢搞“大躍退”！
　　“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青春獻給新農村”，“消滅三大差別、築起反修長城”之類政治口號，在一段時間內確實蠱惑了一大批血氣方剛的年輕人，“老三屆”率先成為毛澤東超大規模社會實驗的“小白鼠”。但是他們一旦來到農村，迎頭撞上落後、艱苦的現實，此前的浪漫理想頓時脫落虹彩，暴露出虛妄的本質。
　　“老三屆”經歷了從高度亢奮到幻滅的全過程。儘管當時有“破壞上山下鄉”“破壞毛主席戰略部署”等多項罪名來嚇阻他們公開傳播親身遭遇，但他們在農村的處境，哪有“不透風的牆”？有他們的前車之鑑，1969年以後的知青上山下鄉，從一開始就沒有多少激情，也不抱多少幻想，他們只是被動地接受偉大領袖所安排的命運的擺布而已。所謂“培養社會主義新人”、“消滅三大差別”云云，這些毛澤東在腦海中所設定的社會目標，都以慘敗告終。
　　許多省市從1970年開始在知青中招工、全國從1972年恢復大學招生、改用推薦方式進大學之後，所有知青就更中輟了“一輩子紮根農村”的高調，千方百計地爭取擠上告別農村的班車。而回城的門路也越來越百花齊放，頂替、病退，至於賄賂、造假之風盛行一時。
　　對這一目標的虛妄、這一運動的乖謬，“文革”之後，官方開始是不肯承認的，還要維護毛澤東的“文革成果”。但是面對由知青衍生的嚴重社會問題，面對從雲南發端、澎湃於全國的要奪回做人權利的“勝利大逃亡”洪流，當局終於不得不給“上山下鄉”畫上句號，制定出安置回城知青的政策。不過，卻至今不敢對已壽終正寢30年的“上山下鄉”弊政，做出深刻的反思。

　　我在“人民網”的“歷史上的今天”頻道，讀到如下介紹，或許可以看成是官方對此的標準說辭：

　　1968年12月22日 毛澤東發號召　20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特殊的歷史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條特殊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有寶貴青春的荒廢，有美好理想的破滅，有生活信心的動搖，更有一代知青的奮鬥業績。在國家最艱難的歲月，是他們同當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勞和智慧，支撐著共和國大廈。較之後來的青年，他們更多一些對人生艱辛的領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勞的品格。“知青”二字已不是單純字面上的含義，而是那段特殊經歷賦予他們的一種“資格”。
　　這樣的官方口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用輕描淡寫的筆觸，迴避、掩蓋了一代知青從少年、青年到老年，人生階段時時背時的悲劇：
　　在身體發育、最需要吃飯的年齡，趕上“三年困難”大饑荒；
　　在最需要讀書求學的階段，趕上“上山下鄉”運動；
　　在結婚成家養育後代的時節，趕上“計劃生育”國策；
　　在上有老下有小要掙錢養家的關頭，趕上改革下崗！
　　一步踏錯了，處處都是錯；一步沒跟上，步步跟不上。30歲，他們在“而立之年”未立；50歲，他們在“知天命之年”認命。
　　還不僅如此。這一代人自己永無翻身之日，“獻了終生獻子孫”，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也始終處在社會最底層。追根尋源，正是知青經歷使他們成為“代際傳遞貧窮”的群體：很多知青只有小學或初中文化水平，本身就沒知識，他的二代也不會有知識，三代也一樣沒有知識。儘管中間會冒出幾個刻苦努力、改變命運者，讓當局拿來大肆宣揚，但畢竟是鳳毛麟角，就總體而言，普遍現象是：教育缺失導致知青本人的貧困，後代重蹈父母的覆轍，成為“窮二代”。
　　對於知青中少數成功人士而言，可以說過去的苦難是“財富”，對於更多沒有成功的人來說，苦難僅僅就只是苦難。絕大多數知青頭上沒有光環、胸前沒有獎章，失業、下崗，成為最早一批從社會生活主流中被甩出的邊緣人。當年學大寨、吃大苦、流大汗，後來賣冰棍、開出租、當保姆，省吃儉用陪子女苦讀，端屎端尿給老人送終……他們先是為毛澤東的社會實驗付出代價，而後又為鄧小平的社會改革和發展墊付成本，成了數十年來雙重受害的最大弱勢群體之一。正如曾經當過知青的肖復興所說的：“他們在講究出身的年月，背負著檔案袋裡出身這張沉重的紙；他們在講究文憑的時代，背負著沒有文憑這張沉重的紙。”“歷史在大踏步地倒退時，以他們作為歷史的犧牲品；歷史在飛速地前進時，又是要他們作為歷史的潤滑劑。”
　　無疑，政壇上有很多知青成功者的故事。但是成功者在知青總人數中所占比例，遠遠小於1％，怎麼能掩蓋整整一代知青被戕害、被虛擲的悲劇？！
　　對知青上山下鄉、強制移民運動，給民眾和後代造成的深重災難，官方至今視而不見，別說什麼善後補償了，就連簡單地認錯、自責都沒有！

插隊時間長短取決於什麼？

　　對政壇上的知青成功者深入考察一番，我們也會有很多新的認識——他們是另一重意義上的悲劇。
　　政壇知青有很多知青：中央就有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李源潮……各省市、部委辦領導人中，就更多。他們與知青的整體命運並非同步。當他們說“青春無悔”時，我們必須想到，這是建立在眾多犧牲者“不堪回首”的血淚之上的“無悔”。
　　政壇知青彼此插隊情況很不一樣。
　　有些高官，在官方公布的簡歷上載明當過知青。但是稍一追究，就會發現，他們是知青隊伍中的匆匆過客。像前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長令計劃，17歲時和同齡人一起上山下鄉，成為平陸縣一名插隊知青；但幾個月後，他就告別農村，在其他知青艷羨又詫異的目光中進了縣印刷廠當工人。情況類似者並非個別。另一位新星趙樂際，到青海貴德縣河東鄉貢巴大隊插隊，不到一年，18歲時就返城，進入青海省商業廳當通訊員。在那個“紮根農村”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的年代，他們只是鍍了一層薄薄的知青金箔而已。
　　另一些高官，在農村的年代相對來說長得多。像習近平六年多，陳竺有五年，陳德銘也是五年，萬鋼曾插隊六載，王毅在兵團有八年、李學勇更有九個寒暑……知青生涯影響其人生信念的刻骨銘心程度，就遠非前者可比。
　　政壇知青的插隊時間長短，呈現正態分布：特別短和格外長的都屬少數，多數人是在一年半到三、四年之間，像張德江兩年、王岐山兩年、周強兩年、李克強四年、李源潮四年……
　　應該指出，其中有些人是被就地提拔：在插隊的單位被領導青睞，於是委以各種職務，提拔為基層領導幹部。習近平和李克強都是如此，他們的六年、四年知青歲月中的後半段，都當上了脫產或半脫產的大隊黨支部書記，已經並非普通知青了。情況類似的還有孟建柱，在農場就地提拔；李學勇後來當上了建設兵團的副營長；張毅也是在農場勞動三年之後就地轉干……他們當知青務農的年頭，實際上都比他們簡歷上所載明的要短。
　　插隊的時間長短，與各省經濟建設所處地位、工交行業需要勞動力的急迫程度有關，也與知青所在地的管理水平有關，更與他們家庭在當年的政治光譜上所處的位置有關：越是偏在“紅”這一端，時間越短；越是偏在“黑”那一端，時間越長。
　　一般來講，蜻蜓點水，在農村兜了一圈就走的，多是相當級別的官員的子女，父輩擁有較多人脈資源，神通廣大，有“路子”讓他們很快離開——當然，擁有更大權力、更多資源的官員，會安排子女當兵，根本不下農村，這是另一個話題了。而那些在農村和農場生活了較長時間的，多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是一個“文革”期間中央文件明確定義的概念，指的是“地富反壞右”和“叛徒、特務、走資派”的子女），他們的父輩家庭受到嚴重衝擊，他們被拖累，無法參軍、上學和被招工，只能年復一年在農村呆下來。
　　而處在插隊特別短和格外長這二者之間的政壇上的知青，多是中國普通人家庭的子女。他們在沒有遇到招工機會之前，也不斷尋找改善本身境遇的門路、渠道，例如，當赤腳醫生，生產隊、大隊的會計、業餘文藝宣傳隊員，等等。畢竟，相對更沒有文化的農民，他們還是知識青年。
 

“逃兵”與“叛徒”

　　中國將絕無僅有地由知青掌控十年。這個話題今天為什麼會引起我們的興趣？
　　就像今天年輕人在上大學期間，不僅學習各種文化與知識，更形成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一樣；知青們是在上山下鄉期間，形成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政壇知青的施政理念和方略中，也應該有所體現。
　　他們與其他99％的知青夥伴，有同，有不同。
　　與一般知青相同的是，政壇知青也是第一次離開父母親身邊，來到中國社會最底層、生活最為艱難的農村，親身體驗、見識了民眾的艱苦和堅韌；
　　與一般知青相同的另一點是：他們在試圖與農民一道改變落後面貌，卻徒勞無功之後，也將主要精力轉到了改變自己的命運，千方百計地設法離開農村。
　　與一般知青很不相同的是，他們離開農村、告別農民、脫離農業勞動的途徑，主要是三條：招工，上學，提干，對他們來說，這無疑是“進”，是凱旋；其它知青則不一樣，隨着回城大潮，到城市街道集體合作社糊紙盒或者當個體戶賣大碗茶，是“退”，是潰敗。
　　也就是說，知青生涯的起點、中點，都相似，然而，終點分道揚鑣。
　　相對於周圍潰逃的多數同伴，這些成功者自然要總結自己何以脫穎而出的經驗，形成一套自己的“成功學”，諸如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不遵法度抄近路走捷徑、千里馬找伯樂、寧負天下人、實踐厚黑學、編織關係網等等這一切的大雜燴。
　　這一切，正是對知青初衷的背離——而且越到後來，越攀升到官場一定階梯，越是主動地、自覺地背叛；與多數知青同伴相比，他們是“叛徒”，其他人是“逃兵”。
　　任何苦難對人生都不可能沒有一點積極意義。插隊生涯讓知青認識了中國社會，了解了底層民眾，鍛煉了膽略體魄云云，這都是實情。然而另一方面，知青一代人由於進入青春期就“造反有理”打爛一切，由於理想破滅之後墮入虛無，尤其是他們連中國當時極大缺陷的教育都未能完整接受，使他們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政壇知青與所有知青一樣，成長在思想資源極端偏狹、貧瘠的年代，被人為地與世界精神主流隔絕開來，心靈上先天就嚴重營養不良，貧血缺氧。雖然後來趕上了改革開放，政壇知青比其他知青擁有了更多惡補的機會，但是畢竟是功利主義、實用原則掛帥，對於更根本、更重要的普世價值觀，則得其皮毛，失其精髓。
　　——如果說，其他知青只是害己、害家，而政壇知青則因為掌管了很難受到監督和約束的權力，更是害國、害民。


　　新一屆中共領導人上山下鄉的經歷，當然會影響他們掌握政權後如何制定和推行政策，但是，就算上山下鄉體驗了民生疾苦，一旦當權，也並不保證就必然指向關注絕大多數底層民眾或中低收入民眾的利益。
　　不幸的是，大多數知青如今成了社會邊緣人，他們最先也最強烈地感受到社會的不公正，怨氣甚大，公共權力機構及其代表自然會成為他們的抗爭怒火的噴發對象。如果說政壇知青在插隊時接了地氣，一度接近了底層民眾的思想感情；但當他們成為體制的支柱，就不可避免地異化，站到了曾同睡一個炕、同鋤一壟地的昔日夥伴的對立面。

“知青精神”

　　與昔日夥伴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日益對立衝突的政壇知青，很可能利用知青一代的懷舊心理，利用後知青人群的好奇，祭起“知青精神”這樣的法寶，來拉近感情、化解敵意。目前，一些當過知青的高官，已經在有意識地這麼說了。
　　我不反對彼此溝通，尋求共識。但是“知青精神”這樣的概念，卻大有可議。
　　某位精英在一次知青晚會上宣稱“歲月蹉跎，人非蹉跎”。張寶璇、趙令如、徐達幾位知青研究專家一針見血地說：“倘若毛澤東晚去世十年，上山下鄉再進行十年，真不知是否會有人說‘人非蹉跎’？”他們還尖銳地解剖說，某些知青精英歌頌上山下鄉，“其用意無非是要用以證明自己今日成功的必然性”！

　　事情是明擺着的：如果是自主做出的決策，才談得上“悔”和“不悔”的分野。上山下鄉根本就不是知識青年自身的抉擇，而是被強制遣送，今天怎麼談得上“青春無悔”？！

　　在知青大返城、分散到城市大街小巷十多年之後，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知青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到1998年前，掀起一陣不大不小的熱潮。全國各地為紀念上山下鄉運動30周年，紛紛舉行花樣翻新的活動，這些活動少有官方組織，多由民間發起——到處都不乏一幫熱情很高的當事人去串聯、策劃和推動，知青中（主要是“老三屆”知青，他們對“30周年”更有切身感受）畢竟有了若干大款，從財力上可以支持。那場全國規模的紀念活動，既可以看成知青自我打氣鼓勁、重新證明和實現自我價值的誓師禮，也可以看成他們重新吸引歷史聚光燈的團體操；然而，為眾多當事人始料未及的是，紀念活動引發了對一代知青那麼大的爭議，使紀念活動也更像某種迴光返照、臨行一搏的“告別秀”。

　　而到了知青運動35周年（2003年）、40周年（2008年），儘管漸入老年的知青，有了更多懷舊的理由和條件，然而社會現實生活中有了更多吸引人們高度關注的事件，知青的紀念活動聲勢反而沒有那麼大了，更多的變成了同代人圈子內的活動，連子女都不太理會了，所謂“知青精神”更無可挽回地式微。我聽到過有人譏諷：知青們津津樂道當年所受的各種苦各種罪，從官吏壓迫，到惡霸欺凌，從農活勞累，到鄉村閉塞……但是講著講著，就講出滿腹眷念，講出滿腔嚮往，彼此相贈最多的詩句是普希金的“而那過去的，就會變成親切的懷戀……”是不是接近自戀患者了？
　　而他們不自戀，又能戀什麼？
　　面對人文精神衰竭、價值標準混亂、社會分化嚴重的形勢，一些政壇知青不首先反思局面一敗塗地背後的體製成因，竟然呼喚所謂“知青精神”。他們依據當年被欺騙和脅迫不得不“無私奉獻”青春的那一段歷史，就斷言知青“堅持革命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情操”，“是中國的脊梁”，甚至說知青“是共和國教育最成功的一代人”，具有“團隊合作集體主義精神”，“無條件獻身精神”，“自強不息精神”等等。
　　謳歌“知青精神”，何以解釋在大回城時，徹底拋棄了這種奉獻和追求？想想當年知青兵敗如山倒般地逃離農村，拋棄他們如今思念不已的淳樸鄉親，所謂的“知青精神”是什麼，還不明白嗎？
　　所謂“知青精神”，說到底，不過是那個時代的國民自欺欺人的精神而已！
　　（原載《新史記》第10期“知青專號”）

　　今天面對這樣的照片，知青們是“青春無悔”，還是“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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