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巫文化有感

王继洪

注：本文已发表在2013年5月2日香港《大公报》的副刊《大公园》上。

　　尽管“巫婆”与“媒婆”等一起作为一种职业或习俗，在中国已绵延过几千年了，但说起“巫”来，现代的人不仅会感到陌生，而且似乎也早已无从谈起了。但在我依稀的记忆中，在五十多年前上海市民的生活中却还存在过。那时，邻居家的一个小男孩突然病倒，神志不清。另一位邻居，住在我们石库门亭子间的一位大妈，她会巫术。静夜之时，我被一阵阵急切的“某某（病孩的名字）活灵走进”、“某某活灵走进”的高声喊叫和相伴剧烈动作的响声而惊醒。模仿是孩子的天性，第二天有见过这位大妈施术的孩子们就好奇地重演起大妈昨夜的那一幕：双手握扫帚，一边跳跃着不停从四周扫地，一边口中不停地高喊着。我想，孩子的模仿多半是局部的，也许还会有其他的动作或样式。后来那个男孩也无恙了，到底是这位大妈的“跳大神”有功，还是治病服药的疗效，现在已无从考证了。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或我们大家的脑海中，丝毫不会怀疑此举纯粹是属于既落后又愚昧无知的“封建迷信活动”了。 

　　使我记起上述那一幕的是我在韩国忠州大学（现为韩国交通大学）任教期间，偶尔看到韩国电视节目中有类似巫术的报道。因我不谙韩国语，就自然按照自己的习惯思维，想肯定是韩国有关部门通过大众媒体在揭露那些骗人的把戏，提醒人们不要受巫术之骗，不要上巫婆之当了。但多看几次后，就觉得这类节目，不是像我想像的那样，而是在介绍和报道一部分人的生活和韩国现实社会文化之一隅。 

　　随着荧屏的闪烁，播送着一幕幕：巫术的施行者或接受者常常披头散发，头颅颠摇，时而伴随着手之狂舞，足之踩踏，高声喊叫和发泄；时而声泪俱下、痛哭流涕。情景之亢奋、癲狂、悲沧和原始之狂野，似不顾一切地宣泄精神和心理之深隐的场景，真难以用通常之笔墨所能描述的。世界不同时代和民族巫文化的表现各有差异，但“以舞降神”，凭藉神灵以除邪、驱魔和祛病等为主要出发点和目的，该是八九不离十的吧。 

　　让我关注起韩国的巫术和巫文化，是在我即将回国的二○一一年底，当我步入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惊讶的一刻起，才知道韩国政府不仅允许有巫文化的电视节目和报道，而且在这座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大型展馆里，不仅有反映韩国历史上的生产、生活、服饰、民居、教育、艺术、礼仪和习俗等专题的陈列，而且还有一个单独和规模不小的韩国巫文化的陈列展。在这个展馆众多的陈列中，生动形象地体现了韩国历代巫文化的服饰、道具、乐器和图案等等。与其他陈列展不同的是，在这个馆里是禁止参观者拍照的。一旦有违例者，立即被要求删除。我想，也许是他们想让巫文化保持其原本应有的某种神秘的面貌吧。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每年要接待三百多万人次的参观者，与巫文化陈列相匹配的是，据说每周六下午三时在该馆的大厅，还要将巫术表演与古典舞蹈和国乐传统节目等一起演出。可惜，我没赶上这样的机会。今年年初，韩国交通大学中国语系的俞泰揆教授作客沪上，我也向他请教了这个话题。韩国巫文化和巫信仰不仅体现在公众的媒体和官方的文化展览场所，还开展着相关学术理论方面的研究和探讨。巫文化和巫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还在某种程度上连接着韩国的儒、道、佛、艺术和礼仪文化，以及作为汇聚乡民的某种场合和空间。 

　　尽管可以任凭我们怎样来赞美中国古代的神话和传说，但却是很少触及或时而回避与神话有着某种同源关系的巫文化。虽然本文的篇幅和作者的功底还不足以谈论玄奥的巫文化，但客观而论，巫文化和习俗在中国众多民族的历史，乃至我们先祖或前辈的日常生活中，都同样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我们可以不说古代的“巫”扮演过沟通神灵与人之间的某种“中介”角色，因为对于这一点，很难用明了的事实加以证明。但“巫”却比“士”更早进入“知识群体”，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台湾“教育部”的《异体字字典》收录“医”之异体字，其中该字的下半部分结构为“巫”的有七个之多，就是一例明证。在常见的古籍中也不乏其例，如《汉书．苏建传》：“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毉。”便就是的。辽代的《龙龛手镜》（高丽本）对「毉」字的解释：“古巫，咸初为毉。”可见释行均对古代巫医不分家，以及“巫”早于“医”，已作了简明而权威的评说。国学大师陈寅恪说过：“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我们从“医”字众多的异体字的使用和遗存，可以略见巫文化在中华文明史留下的一些痕跡。 

　　中国的典籍浩如烟海，但很少有哪一部书的书名，能像《山海经》那般，能作为汉语流传久远的一个口头禪──“山海经”。正是这部有关中国古代的地理、博物、神话、巫术和宗教的奇书，受到了鲁迅的重视，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而鲁迅在其后《朝花夕拾》集的《阿长与山海经》中，直言《山海经》为“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可见鲁迅以文学和学术研究的角度，对巫、巫文化和神话也有过不同凡响的阐述与思考。 

　　当我徘徊和游目于韩国民俗博物馆那光线暗淡、散发浓郁神秘气氛的巫术文化的展馆中，一面在沉思：巫文化果真丝毫不能化腐朽为神奇，其与现代科学文明真是那么绝对的水火不相容吗？存在过几千年的巫文化是否还蕴含那怕是点滴合理的成分和难以取代的特长，来对现代科学起到一些微薄的拾遗补缺功效呢？一面又对着如此翔实巫文化的实物资料的积累、实景表演和现实传承，一种莫名的忧虑便油然从心头涌起：假如哪一天韩国又将其的“巫文化“去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成功的话，作为远早於其，又有传世典籍足以证明的我们，是否又将要经历一次难堪而深深的遗憾呢？ 

　　也许这样的担忧是多余而可笑的，但韩国以国家的层面、角度和渠道多方位地重视、保持和利用传统文化，允许社会文化和民众习俗多元化的传承，是否也能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深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