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题目说完全一点是：1，如果“历史”是指“已经反复查实，得到历史学家公认的历史事实”，那么，“历史”诚然不能随意假设。2，如果 “历史”是指“尚存疑的历史事实”，那就恰好需要假设另一种可能性。3，如果“历史”是指“历史研究”即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研究，那就更加处处都是假 设，因为因果关系就是“如果-那么”形式的一系列假言推理，英文里叫虚拟语态。4，几乎没有一部像点样子的历史著作是毫不论及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的， 那就意味着，我们读的“历史”根本就是建立在许许多多的假设基础上的。5，在我国知识分子的语境中，“历史不能假设”源出于“历史决定论”的武断——“历 史是由客观必然的历史规律所支配的”，但历史根本不存在什么“必然规律”。如果用一个简化的图示来表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话，大致可以是这样：

 

　　A、B、C……等是分叉点。在分叉点之间（A→B、B→C……），人类社会处于平衡 态或近平衡态，这时，社会发展表现为确定性过程，它由决定性（必然性）支配。而在分叉点附近，社会系统处于远离平衡态，系统的发展方向是随机的，受偶然性 支配，而且，这个决定系统发展方向的偶然因素可以微不足道——对于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系统，很小的偶然因素可以引起大的涨落，而即便是很小的涨落，也可能 剧烈地改变整个宏观社会系统。因此，在人类历史的整个发展进程中，由于偶然性和必然性同样发挥着主要作用，总的来说这一历史过程就成为不可测的、无从预见 的：

 

　　“不仅把偶然性和概率描述的引入看作是我们认识的局限是毫无根据的，认为偶然性只是一种外部的、个别的、非本质的、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的 因素等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塑造我们周围基本事件的过程本来就是不可逆的和随机的，偶然性同样能够反映出事物自身的、本质的方面。”

 

　　太多的中国学者在刚刚说过“历史不能假设”之后，立即就做历史假设，习焉不察，完全没有意识到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实在令人费解。

 

　　历史研究的麻烦在于，对于隐藏在历史事实背后的因果关系的假设是无法检验的，这就是历史研究不能成为科学的原因所在。古人之所以强调“史 识”，之所以有所谓大家、大师，就因为“史识”即对历史的天才洞察力不常有。而普通人如果缺乏逻辑训练，就很难培养出抽象能力和想象力，只能是被既定事实 困死。我们的教育又恰好特别缺乏逻辑思维的训练，不鼓励多元观点、也就是多种可能性的辩论，只知道让学生死背单一事实。

 

　　历史不是科学不意味着历史假设、历史研究没有意义，因为科学不是人类知识的全部。

 

　　掉进“决定论”深井里的不是只有马克思一人。我在“走出各种主义的死胡同”一文里曾经说到：

 

　　我们一定要充分意识到一个基本事实——人类所生活于其中，对于我们人类意义最为切近的这个客观世界，从自然界、人类个体到人类社会，毫无例 外，一概是混合物。混合物的基本属性之一是，它们是不能用逻辑-数学工具完满描述的。而自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唯理主义哲学开其端，直到20世纪中期以前 的西方科学（包括伟大的爱因斯坦在内），都深深地卷入了一个误区，以为世界万物的本质就是一整套逻辑-数学规律，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把万千现象归结、化 约为用逻辑-数学形式所表达的规律和公式，因此，愈是成熟、发达的科学分支学科，就愈是接近于成为一个首尾一贯的、严密的逻辑体系，最好是成为一个几何式 的公理化形式系统。但是，随着量子力学、概率和统计，以及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协同学、混沌理论、自组织演化理论……等等一系列新理论、新 方法论的发现，这种古老的泛逻辑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粗陋片面和过度简化等等局限性，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先进思想家的批判。

 

　　我这里所说的泛逻辑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换个说法就是决定论，也叫牛顿范式。许多自命为“科学”的“社会科学”，就是19世纪后半期量子力 学、概率和统计，以及20世纪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协同学、混沌理论、自组织演化理论……等等一系列新理论、新方法论出现之前的，小学水 平的初级方法论。遗憾的是，在我们中国，这些新方法论至今仍然是少数专家书斋里的玩赏物。

 

　　这个方法论的大前提说清楚了，冯胜平的大文才有了立足点。

 

　　冯胜平的大文要想立住脚，除了方法对头，还得事实清楚正确。由于他只引用了一本著作，“孤证不足为证”，所以我不敢完全相信。我不是历史学 家，所以只能求助于其他历史学家的辩难，通过多种不同意见的争辩，庶几可得真理。但无论如何，即便作为一家之言，胜平此文极富启发性，值得大力推荐。

 

　　最后多说一句：对于中国的未来，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不确定（类同“唯一不能宽容的就是不宽容”）。凡是断定中国或中共一定会、或一定不会怎样怎样的预言，都是决定论的主观武断，不足凭信。

 

　　周舵，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