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時間在網上（http://www.justiceharvard.org/）觀看了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Michael Sandel的12集24堂的本科政治哲學課的精彩視頻。相信很多看過這個視頻的朋友們都會對Sandel教授淵博的學識及在課堂上Sandel教授和哈佛的高材生們表現出的敏捷的才思及高品質的理性討論留下深刻印象。但是稍微細心的觀眾也可能會從這個從很多方面來說是超水準的政治哲學課的視頻看到當今世界哲學界的尷尬和無奈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作為這門課的教學目的，Sandel教授在該門課的第一講定下的基調不是要教給學生們什麼知識，而是借用康德的話來指出他要喚醒學生們的理性思維的躁動（restlessness）；在該課程的最後一節的末尾，Sandel教授又用這樣的一句話作為該課的結束語：“這門課的目的就是要喚醒理性思維的躁動並看這躁動將會把大家帶向何方。如果通過這門課我們至少做到了這一點，而且在未來的日月里這躁動將不斷地折磨着你們，那麼我們就一起取得了一個不菲的成績。謝謝。（The aim of this class has been to awaken the restlessness of reason and to see where it might lead. If we have done at least that, and the restlessness (of reason) continues to afflict you in the days and years to come, then we together have achieved no small thing. Thank you.）”

從全部12集的視頻的24節課的教學內容我們也可看出，他的主要側重點確實是象他所承諾的那樣不在於灌輸知識而在於引導學生們運用或針對他所介紹的理論知識進行正反方的分析和辯論。在整個24節的課程中，除了極個別的情形之外，Sandel教授本人除了在講解書本上的理論之外，並不對討論的結果提供所謂的標準答案，也就是說，在正反方的討論中他本人是不持特定立場的。這就凸顯了他的目的不是要學生們接受哪種觀點，而是要通過討論來激發學生們思辨的熱情並鍛煉培養他們思辨的能力。當然，課程的思辨也不是無章可循，而是圍繞着西方哲學界現有的政治哲學的理論進行討論，Sandel教授在課程中講授了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洛克（John Locke），康德（Immanuel Kant），班瑟姆（Jereny Bentham），孟德斯鳩（Charles-Louis Montesquieu），饒斯（John Bordley Rawls），多蘿西戴（Dorothy Day）等歷史上的哲學家們的有關的政治哲學理論以及他本人作為代表之一的當代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哲學觀。毫無疑問，對於任何理論的理解都不可能完全脫離思維主體的背景。現場的哈佛高才生們及Sandel教授本人固有的價值觀自然也是討論中的主觀依據。由於討論都是正反方的辯論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克服個體認識上的偏差，從而對現實社會中的價值觀有個相對比較全面的反映。

從授課的形式來看，主要是Sandel教授提出一些現實社會中的問題讓大家進行正反兩方面的辯論，然後結合着大家的討論來引出歷史上的哲學家們的與之相關的政治哲學理論，然後再提出新的問題來引導學生們進一步進行更深入的討論。之前我也曾在一個與高等學府哈佛完全不同的哲學類的課堂里見識過類似的授課方式。那是在紐約市的一家成人的哲學學校的討論班上，該學校名叫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Works。最初是在地鐵裡面看到他們的廣告，後來又聽別人提到這個學校，好奇之下就交了（很便宜的）學費去參加了他們的一期十周的課。他們的教課形式很象Sandel教授的教課形式：老師提出議題，大家討論，然後引出理論，然後進一步討論。當然，那裡的老師的水平無法和Sandel教授比，那裡的學生的水平通常也無法和哈佛的高才生比，而且那裡的討論雖然也是開放型的，但是作為討論的結尾老師常常會象傳統的教學一樣把討論引向一些相對標準的答案，這點與Sandel的幾乎完全開放式的教學略有不同，當然這裡也反映出Sandel教授與那些講課老師的自信程度的不同。實際上那個學校更象一種面對社會大眾的哲學會社，其中的學生來自社會各界，而且一般的學歷都不太高，他們從最開始的一級開始一直到不知道多少級，每一級的課程為十周，講課的老師和工作人員都是高年級的學生（不要誤會，這裡的學生的年齡都是不小），據說四年級以上就主要是象中國的氣功班那樣地練冥想（meditation）功然後分享其中的哲理與心得。我只完成了他們的第一級，後因時間關係就沒再去。Sandel教授的非傳統的授課方式讓我聯想到了那個哲學學校的類似的授課方式，或許這種教課形式在美國與哲學相關的課程中是一種時髦。

現實世界的動態相對性顯然是對於Sandel教授所講授的政治哲學的理念及思辨的一大挑戰。從整個24節的講課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本人也意識到現實生活中的相對性，尤其是在一個多元性社會裡的倫理和信仰價值的相對性是他所從事的政治哲學研究和講學所不可迴避的變數，他也在課程的最後引用亞里士多德和饒斯的理論來表明他本人所持有應對現實的相對性的方法論：在對於具體案例的判斷與一般的原則之間進行比對，然後對我們自己的具體判斷或對一般的原則進行修正(Mov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our judgments about particular cases (events, stories, questions) and more general principles that make senses of our reasons for the positions we take on the particular cases. And then sometimes we modify our judgments about the particulars and sometimes we modify the general principles.)。儘管這一方法論聽起來還挺妥當的，細心的觀眾卻可以感受出其間所透露的明顯的無奈，這種無奈主要表現在它的過於籠統，而這種籠統使得它其實完全回歸到大家日常的一般社會實踐原則：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該怎麼着就怎麼着。這顯然不是Sandel教授鄭重其事地作為一個專門的方法論提出的目的。

 其實，現實世界的動態相對性是目前西方人文哲學整體所面臨的一大困境，而Sandel教授的政治哲學課將這種困境反映了出來。從Sandel教授的政治哲學課中我們可以看到，靜態的理想主義的思維方式是造成這種困境的主要原因。這種理想主義的思維方式在Sandel教授所推崇的康德的倫理觀中表現得非常極致：人類所具有的共同的理性思維的能力將把我們引向共同的無差別的純理性的倫理標準。西方哲學中的這種理想思維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的古希臘文明時代。雖然在西方哲學史中不乏對這種理想主義思維進行反思的例子，而且從西方傳統哲學中分離出來的自然科學早已進入到高度動態和高度相對的理性思維的境界，由於人文領域的特殊的複雜性，西方哲學在人文領域裡看來還很難擺脫靜態的帶有絕對色彩的理想主義的思維。

在Sandel教授的政治哲學課上，這種靜態的理想主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不願承認人的理性在某些倫理問題上的缺陷，而堅持認為人們可以通過理性的思維來達到完美的結論；其二是在定性思維中缺乏對於量的影響的認識。

我們先來看其中的第一方面的表現。Sandel教授在第一節課上和整個課程的最後一節課的結尾兩次提到這樣一種說法，“這門課所討論的倫理問題已經被亞里士多德，洛克，康德等大家討論了千百年都沒有弄清，憑什麼認為我們這些人就能弄清楚？”並兩次給出同樣的回答：“這些問題確實已經被辯論了很長的時間，不過，它們的持久不斷的反覆出現本身表明，這些問題是不可迴避的，而它們之所以是不可迴避的原因是它們的答案就在我們的生活中。（It's ture that these issues have been debated for a very long time, but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recurred and persisted may suggest that though they are possible in one sense they are unavoidable in another. The reason they are unavoidable, or the reason they are inescapable is that we live som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everyday.）”很顯然，他這裡所說的“它們的答案就在我們的生活中（we live som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everyday）”指的不是對於那些問題的非理性的混亂的答案，而是理想的答案，因為否則的話他就等於自己否定掉了政治哲學課的價值了。但是，他的這個反映了他本人對倫理價值的帶有絕對色彩的理想主義的觀點的要害恰恰也就在這個everyday的實際答案中：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在倫理問題上的行為並不總是理想的或理性的，而常常是混亂的甚至邪惡的。而Sandel教授這裡所表現出的就是面對現實的不理想而仍然對於理想的追求的堅持。這是Sandel教授的靜態的理想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辯論中不設標準答案所以沒有最後結論這一點本身表明從Sandel教授到學生們大家都承認辯論中所涉及的議題的倫理價值概念的相對性。Sandel教授給出的討論題都其實極具挑戰性，有些不但是辯論的任何一方都無法給出任何令大家都滿意的答案，而且甚至無法對各方的理由來進行折衷。儘管如此，包括Sandel教授在內的辯論的不同方顯然都在努力表達着一種他們所認為或探尋的理想的答案。而他們應對現實中的矛盾的方法也是試圖去在各種複雜的邏輯關係中找到一個理想的絕對的答案。這種思維方式使得他們其實是努力地尋找絕對的答案來解決相對的挑戰。

比如，Sandel教授在全課程中給出的第一個假想問題是：當有人駕駛一輛運貨的鐵滑輪車快速地行駛在鐵軌上時發現鐵軌前方有五個工人在工作，這時他所駕駛的鐵滑輪車的閘失靈了，如果他任由鐵滑輪車沖向前方，那五個工人根本沒有機會躲閃，必定釀成那五人傷亡的慘劇；這時他發現旁邊有個岔道，他可以用方向盤將滑輪車引向岔道，但是岔道上也有一個人，如果他把滑輪車引向岔道的話，那個人也必將非死即傷。

Sandel教授給大家出的題目就是這個駕駛員是否應該將該滑輪車引向岔道，用犧牲一個人的生命來保全五個人的生命。當時同意將滑輪車引向岔道的同學比反對的人要多，理由很簡單：犧牲少數人來挽救多數人。但是，支持犧牲少數人的同學所持的理由顯然也存在着倫理的缺陷：那個被犧牲掉的人是無辜的，駕車的人憑什麼認為自己有權利拿一個無辜的人的生命來做決定替他犧牲掉？針對支持犧牲少數人的意見的缺陷，Sandel教授於是按照他們的邏輯引出了一系列更具挑戰性的問題。其中一個是，如果一個急診室裡面有五個急需器官移植的重症病人，如果在短時間內得不到器官的話他們都將死去，而他們所需的器官彼此之間並不重複，這時來了一位輕症病人在候診室睡着了。Sandel教授便問，這時是否應該按照犧牲少數人拯救多數人的原則來將那個情症病人殺掉將他的器官移植給那五個重症病人呢？顯然，沒有人會同意這樣做。

Sandel教授又舉了一個歷史上所發生的真實的例子，那是在四個人遇到船難後，同船的三個饑渴的人將一位受傷的同伴殺掉充飢解渴的事件，也可以說是一個犧牲少數人挽救多數人的例子。Sandel教授問大家他們這樣做是否犯罪。雖然大家在一般的意義上都不認可這種行為，但是有不止一個人認為如果吃人的人事先得到被吃的人的某種方式的認可的話，他們的行為就是可以接受的。很顯然，這樣的相對性思維本身其實是一種絕對的意義，因為它的前提條件本身所帶有的定性的倫理意義變了，就好比一個人自衛殺人和主動殺人因其前提條件發生了倫理意義上的質的變化而使得倫理價值不同一樣。

不難看出上面這些例子都是極具倫理和價值的挑戰性。而簡單地用犧牲少數來換取多數人的利益顯然很容易與一般的倫常道理相悖的。Sandel教授於是引出了康德的倫理哲學中的類別（Categorical）倫理觀來為大家解圍。Sandel教授認為犧牲少數來換取多數人的利益的思路實際上是班瑟姆（Jeremy Bentham）的“爭取達到社會整體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義的一種特殊表現，是用行為的功利效果來衡量行為的對錯及價值，而康德的所謂類別倫理觀是說一個行為的好壞不在於那個行為的結果的功利性而在於行為本身的品質。因此，按照康德的觀點雖然三個人吃了一個人能夠以犧牲一個人的代價來挽救三個人的生命，但是這種行為本身是不可取的。同樣，殺掉一個無辜的輕症病人來救五個重症病人的做法本身也是不可取的。

實際上，即便是康德的觀點也無法完全解決Sandel教授所提出的倫理悖論的挑戰。以前面的第一個例子為例，對於那個駕駛來說，由於他有能力改變事故的結果，因此不論他是把那個滑輪車引向岔道造成一個人的傷亡，還是他任由滑輪車沖向前方造成五個人的傷亡都是一種作為，對於這兩種作為的任何一種他都有無法推脫的責任。如果他任由滑輪車向前衝去，他無法面對可能由此而死去的五個人的家屬；如果他把滑輪車引向岔道那麼他無法面對可能由此死去的那一個人的家屬。但是，Sandel教授顯然是不滿足任何“無解”的答案，而是努力地帶領同學們去探尋複雜現象背後的那個統一的理想答案，這種靜態的理想主義貫穿了他的整個24節課的教學中。

不過有一點值得肯定，那就是儘管Sandel教授對自己的理想的標準有傾向性，在整個討論中他並沒有用標準答案來約束同學。比如，他並沒有用康德的理論作為標準答案，只是為反對三個人吃一個人的同學們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論據而已。這在實踐上與他自己所提出的不是為了灌輸知識而是為了喚醒理性思辨的躁動這一點相符。

我們再來看Sandel教授的靜態的理想思維的第二方面的表現，即在定性思維中缺乏對於量的影響的認識。從整個課程看來，在Sandel教授從未考慮過具體事件中所涉及的數量多少應該對於倫理價值產生的影響。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顯然無法完全迴避或否認量的多少對於包括倫理價值在內的任何政治哲學問題的影響。我們可以通過Sandel教授課上給出的例子來看這個問題。

以上面提到的第一個例子來說，其中有一個微妙之處，那就是司機可以假裝暈過去，這樣就可以逃避社會的倫理責任。儘管這樣做仍然有違康德的類別倫理中的責任動機（Motive of Duty）的本意，可是他能夠通過假裝暈過去而逃避倫理責任這一點也表明了當時他有所為去把滑輪車引向岔道與無所為任由滑輪車沖向前方之間還是存在着微妙的倫理差別的。但是，我們其實可以不必象Sandel教授那樣將問題的性質變得諸如主動去殺原本不相干的無辜那樣來挑戰這裡的微妙之處，而只需要將問題所涉及的度放大，可能就會得到非常不同的答案。我們把問題改成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載有幾十個乘客的客機帶着一顆核彈飛向一個有着數以千萬計的人口的大都市；而空軍可以在大洋上空將這架客機擊落，但是他們被告知飛機上的乘客正與恐怖份子搏鬥，誰輸誰贏還不知道。試問空軍是否應該擊落該飛機？如果擊落了那麼那幾十個乘客也必死無疑。如果不擊落，萬一那幾十個乘客打敗了恐怖份子，他們可以把飛機開到大洋上空然後把核彈扔到大洋里；但是，萬一他們打不過恐怖份子，空軍就會失去在無人的大洋上空擊落該客機的機會。如果說在上述的五個人與一個人的比較中還會有人用康德的類別倫理作為反對犧牲少數挽救多數的思維的話，那麼當數目的對比上升到數千萬對幾十個的時候恐怕就不會有什麼人再站到那個所謂的功利主義的對面了。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有讀者不同意在Sandel教授的第一個例子中的駕駛員應該把滑輪車引向岔道而在上述的恐怖份子劫持飛機的例子中認為犧牲幾十個人來挽救幾千萬人是必要的，那麼他等於是已經承認了在現實中人類的倫理價值實際上是受到量的多少的影響的，但是以Sandel教授為代表的當今世界的人文領域的主流的思維中顯然缺少這種量對定性的結論的影響的概念。這種缺少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涵蓋了從神學到具體人文學科的形而上學的認識中的複雜因素決定的。

從神學角度來說，傳統上的西方哲學是古希臘哲學與基督教文化的結合，所以從起源來說，西方哲學是在神學的影響之下產生和發展的。神學為包括哲學在內的人類文明帶來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無窮大與有限大之間的不同量階的對比。雖然宗教神學的因素可以成為人們產生理想主義思維的一個來源，這種無限大與有限大的對比的存在也為人們謙卑地放棄追求人類自身的完美提供了依據。但是到了近代，在科學的興起和發展的同時，人文哲學也逐漸與神學漸行漸遠，其結果是人們在對自然的認識越來越具有相對的色彩的同時，卻出現越來越相信人類自身的無限潛力的趨勢，這種對於人類的包括運用科學的能力在內的無限潛力的追求對於人們在人文領域裡對於理想的絕對的價值的執着所起到的強化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而人文領域自身的高度非線性的複雜性是造成人們的靜態理想主義思維的另一個重要因素。這種非線性的複雜程度顯然已經超出了人們在自然領域裡已經得心應手了的各種數學分析所能應付的範圍，甚至超出了西方理性思維中具有代表性的還原式的分析的有效範圍。這種複雜性產生了兩種效果：1）人們更加努力地探尋具有絕對意義的定性概念，希望能夠因此而象自然科學家發現原子那樣地為人文領域的認識開闢一條對還原論可行的道路；2）人們因缺乏應對量的累聚效應的手段而乾脆放棄對量的影響的考慮。

從Sandel教授的政治哲學課上我們就可以明顯地看到這兩方面的因素的作用。以對於愛國主義的討論為例。從課程發展來看，對愛國主義的討論應該是Sandel教授預定的課程安排之一，但是在對於徵兵制的討論中有同學提前將這個議題提了出來，所以整個課程中有兩次涉及到了愛國主義這個議題，第一次是在第五集的下半部，第二次是在第十一集（上，下）作為對他本人是代表人物之一的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的分析例子來進行討論的。但是，從該課程對於愛國主義的討論中同學及Sandel教授的發言可以看出，他們完全沒有涉及到在愛國主義背後所涉及到的量的對比關係的影響。正因為如此，儘管Sandel教授及一些同學們積極地從忠誠（royalty），義務（duty），親密度（closeness）等方面來為社群主義及愛國主義進行辯護，仍然會使人覺得不那麼具有說服力，甚至當場引出了壓倒多數的人贊同明知同寢室的同學觸犯的法規也不應該去告發這樣的結論。

其實，如我在稍前寫的一篇題為“道德 宗教 和理性”的文章中指出的，人類文明從來都受到各種高低大小的量的影響，忽略了這些量的影響的話就很難理解歷史和現實中很多現象。但是，對量的影響的實際考慮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是一個極具挑戰的任務，甚至需要一門新的哲學。過去幾年裡我本人所作的公平分析為這方面的突破打下了一定的哲學基礎。感興趣的朋友們可以在我的博客查到相關的內容。

當然，Sandel教授的理想性的講課，尤其是在公民對社會政治有一定影響力的民主社會裡給未來可能會參與到對世界文明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決策過程中的哈佛的高才生們講授理想主義，自有其合理性。這樣的理想性教育可以促使人們在未來共同地構築更合理的社會。不過這種合理性本身卻使得Sandel教授的反功利主義的理想主義思維成為了一種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