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在网上（http://www.justiceharvard.org/）观看了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Michael Sandel的12集24堂的本科政治哲学课的精彩视频。相信很多看过这个视频的朋友们都会对Sandel教授渊博的学识及在课堂上Sandel教授和哈佛的高材生们表现出的敏捷的才思及高品质的理性讨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稍微细心的观众也可能会从这个从很多方面来说是超水准的政治哲学课的视频看到当今世界哲学界的尴尬和无奈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这门课的教学目的，Sandel教授在该门课的第一讲定下的基调不是要教给学生们什么知识，而是借用康德的话来指出他要唤醒学生们的理性思维的躁动（restlessness）；在该课程的最后一节的末尾，Sandel教授又用这样的一句话作为该课的结束语：“这门课的目的就是要唤醒理性思维的躁动并看这躁动将会把大家带向何方。如果通过这门课我们至少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在未来的日月里这躁动将不断地折磨着你们，那么我们就一起取得了一个不菲的成绩。谢谢。（The aim of this class has been to awaken the restlessness of reason and to see where it might lead. If we have done at least that, and the restlessness (of reason) continues to afflict you in the days and years to come, then we together have achieved no small thing. Thank you.）”

从全部12集的视频的24节课的教学内容我们也可看出，他的主要侧重点确实是象他所承诺的那样不在于灌输知识而在于引导学生们运用或针对他所介绍的理论知识进行正反方的分析和辩论。在整个24节的课程中，除了极个别的情形之外，Sandel教授本人除了在讲解书本上的理论之外，并不对讨论的结果提供所谓的标准答案，也就是说，在正反方的讨论中他本人是不持特定立场的。这就凸显了他的目的不是要学生们接受哪种观点，而是要通过讨论来激发学生们思辨的热情并锻炼培养他们思辨的能力。当然，课程的思辨也不是无章可循，而是围绕着西方哲学界现有的政治哲学的理论进行讨论，Sandel教授在课程中讲授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洛克（John Locke），康德（Immanuel Kant），班瑟姆（Jereny Bentham），孟德斯鳩（Charles-Louis Montesquieu），饶斯（John Bordley Rawls），多萝西戴（Dorothy Day）等历史上的哲学家们的有关的政治哲学理论以及他本人作为代表之一的当代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哲学观。毫无疑问，对于任何理论的理解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思维主体的背景。现场的哈佛高才生们及Sandel教授本人固有的价值观自然也是讨论中的主观依据。由于讨论都是正反方的辩论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克服个体认识上的偏差，从而对现实社会中的价值观有个相对比较全面的反映。

从授课的形式来看，主要是Sandel教授提出一些现实社会中的问题让大家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辩论，然后结合着大家的讨论来引出历史上的哲学家们的与之相关的政治哲学理论，然后再提出新的问题来引导学生们进一步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之前我也曾在一个与高等学府哈佛完全不同的哲学类的课堂里见识过类似的授课方式。那是在纽约市的一家成人的哲学学校的讨论班上，该学校名叫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Works。最初是在地铁里面看到他们的广告，后来又听别人提到这个学校，好奇之下就交了（很便宜的）学费去参加了他们的一期十周的课。他们的教课形式很象Sandel教授的教课形式：老师提出议题，大家讨论，然后引出理论，然后进一步讨论。当然，那里的老师的水平无法和Sandel教授比，那里的学生的水平通常也无法和哈佛的高才生比，而且那里的讨论虽然也是开放型的，但是作为讨论的结尾老师常常会象传统的教学一样把讨论引向一些相对标准的答案，这点与Sandel的几乎完全开放式的教学略有不同，当然这里也反映出Sandel教授与那些讲课老师的自信程度的不同。实际上那个学校更象一种面对社会大众的哲学会社，其中的学生来自社会各界，而且一般的学历都不太高，他们从最开始的一级开始一直到不知道多少级，每一级的课程为十周，讲课的老师和工作人员都是高年级的学生（不要误会，这里的学生的年龄都是不小），据说四年级以上就主要是象中国的气功班那样地练冥想（meditation）功然后分享其中的哲理与心得。我只完成了他们的第一级，后因时间关系就没再去。Sandel教授的非传统的授课方式让我联想到了那个哲学学校的类似的授课方式，或许这种教课形式在美国与哲学相关的课程中是一种时髦。

现实世界的动态相对性显然是对于Sandel教授所讲授的政治哲学的理念及思辨的一大挑战。从整个24节的讲课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本人也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相对性，尤其是在一个多元性社会里的伦理和信仰价值的相对性是他所从事的政治哲学研究和讲学所不可回避的变数，他也在课程的最后引用亚里士多德和饶斯的理论来表明他本人所持有应对现实的相对性的方法论：在对于具体案例的判断与一般的原则之间进行比对，然后对我们自己的具体判断或对一般的原则进行修正(Mov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our judgments about particular cases (events, stories, questions) and more general principles that make senses of our reasons for the positions we take on the particular cases. And then sometimes we modify our judgments about the particulars and sometimes we modify the general principles.)。尽管这一方法论听起来还挺妥当的，细心的观众却可以感受出其间所透露的明显的无奈，这种无奈主要表现在它的过于笼统，而这种笼统使得它其实完全回归到大家日常的一般社会实践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这显然不是Sandel教授郑重其事地作为一个专门的方法论提出的目的。

 其实，现实世界的动态相对性是目前西方人文哲学整体所面临的一大困境，而Sandel教授的政治哲学课将这种困境反映了出来。从Sandel教授的政治哲学课中我们可以看到，静态的理想主义的思维方式是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这种理想主义的思维方式在Sandel教授所推崇的康德的伦理观中表现得非常极致：人类所具有的共同的理性思维的能力将把我们引向共同的无差别的纯理性的伦理标准。西方哲学中的这种理想思维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古希腊文明时代。虽然在西方哲学史中不乏对这种理想主义思维进行反思的例子，而且从西方传统哲学中分离出来的自然科学早已进入到高度动态和高度相对的理性思维的境界，由于人文领域的特殊的复杂性，西方哲学在人文领域里看来还很难摆脱静态的带有绝对色彩的理想主义的思维。

在Sandel教授的政治哲学课上，这种静态的理想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不愿承认人的理性在某些伦理问题上的缺陷，而坚持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理性的思维来达到完美的结论；其二是在定性思维中缺乏对于量的影响的认识。

我们先来看其中的第一方面的表现。Sandel教授在第一节课上和整个课程的最后一节课的结尾两次提到这样一种说法，“这门课所讨论的伦理问题已经被亚里士多德，洛克，康德等大家讨论了千百年都没有弄清，凭什么认为我们这些人就能弄清楚？”并两次给出同样的回答：“这些问题确实已经被辩论了很长的时间，不过，它们的持久不断的反复出现本身表明，这些问题是不可回避的，而它们之所以是不可回避的原因是它们的答案就在我们的生活中。（It's ture that these issues have been debated for a very long time, but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recurred and persisted may suggest that though they are possible in one sense they are unavoidable in another. The reason they are unavoidable, or the reason they are inescapable is that we live som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everyday.）”很显然，他这里所说的“它们的答案就在我们的生活中（we live som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everyday）”指的不是对于那些问题的非理性的混乱的答案，而是理想的答案，因为否则的话他就等于自己否定掉了政治哲学课的价值了。但是，他的这个反映了他本人对伦理价值的带有绝对色彩的理想主义的观点的要害恰恰也就在这个everyday的实际答案中：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伦理问题上的行为并不总是理想的或理性的，而常常是混乱的甚至邪恶的。而Sandel教授这里所表现出的就是面对现实的不理想而仍然对于理想的追求的坚持。这是Sandel教授的静态的理想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辩论中不设标准答案所以没有最后结论这一点本身表明从Sandel教授到学生们大家都承认辩论中所涉及的议题的伦理价值概念的相对性。Sandel教授给出的讨论题都其实极具挑战性，有些不但是辩论的任何一方都无法给出任何令大家都满意的答案，而且甚至无法对各方的理由来进行折衷。尽管如此，包括Sandel教授在内的辩论的不同方显然都在努力表达着一种他们所认为或探寻的理想的答案。而他们应对现实中的矛盾的方法也是试图去在各种复杂的逻辑关系中找到一个理想的绝对的答案。这种思维方式使得他们其实是努力地寻找绝对的答案来解决相对的挑战。

比如，Sandel教授在全课程中给出的第一个假想问题是：当有人驾驶一辆运货的铁滑轮车快速地行驶在铁轨上时发现铁轨前方有五个工人在工作，这时他所驾驶的铁滑轮车的闸失灵了，如果他任由铁滑轮车冲向前方，那五个工人根本没有机会躲闪，必定酿成那五人伤亡的惨剧；这时他发现旁边有个岔道，他可以用方向盘将滑轮车引向岔道，但是岔道上也有一个人，如果他把滑轮车引向岔道的话，那个人也必将非死即伤。

Sandel教授给大家出的题目就是这个驾驶员是否应该将该滑轮车引向岔道，用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保全五个人的生命。当时同意将滑轮车引向岔道的同学比反对的人要多，理由很简单：牺牲少数人来挽救多数人。但是，支持牺牲少数人的同学所持的理由显然也存在着伦理的缺陷：那个被牺牲掉的人是无辜的，驾车的人凭什么认为自己有权利拿一个无辜的人的生命来做决定替他牺牲掉？针对支持牺牲少数人的意见的缺陷，Sandel教授于是按照他们的逻辑引出了一系列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如果一个急诊室里面有五个急需器官移植的重症病人，如果在短时间内得不到器官的话他们都将死去，而他们所需的器官彼此之间并不重复，这时来了一位轻症病人在候诊室睡着了。Sandel教授便问，这时是否应该按照牺牲少数人拯救多数人的原则来将那个情症病人杀掉将他的器官移植给那五个重症病人呢？显然，没有人会同意这样做。

Sandel教授又举了一个历史上所发生的真实的例子，那是在四个人遇到船难后，同船的三个饥渴的人将一位受伤的同伴杀掉充饥解渴的事件，也可以说是一个牺牲少数人挽救多数人的例子。Sandel教授问大家他们这样做是否犯罪。虽然大家在一般的意义上都不认可这种行为，但是有不止一个人认为如果吃人的人事先得到被吃的人的某种方式的认可的话，他们的行为就是可以接受的。很显然，这样的相对性思维本身其实是一种绝对的意义，因为它的前提条件本身所带有的定性的伦理意义变了，就好比一个人自卫杀人和主动杀人因其前提条件发生了伦理意义上的质的变化而使得伦理价值不同一样。

不难看出上面这些例子都是极具伦理和价值的挑战性。而简单地用牺牲少数来换取多数人的利益显然很容易与一般的伦常道理相悖的。Sandel教授于是引出了康德的伦理哲学中的类别（Categorical）伦理观来为大家解围。Sandel教授认为牺牲少数来换取多数人的利益的思路实际上是班瑟姆（Jeremy Bentham）的“争取达到社会整体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是用行为的功利效果来衡量行为的对错及价值，而康德的所谓类别伦理观是说一个行为的好坏不在于那个行为的结果的功利性而在于行为本身的品质。因此，按照康德的观点虽然三个人吃了一个人能够以牺牲一个人的代价来挽救三个人的生命，但是这种行为本身是不可取的。同样，杀掉一个无辜的轻症病人来救五个重症病人的做法本身也是不可取的。

实际上，即便是康德的观点也无法完全解决Sandel教授所提出的伦理悖论的挑战。以前面的第一个例子为例，对于那个驾驶来说，由于他有能力改变事故的结果，因此不论他是把那个滑轮车引向岔道造成一个人的伤亡，还是他任由滑轮车冲向前方造成五个人的伤亡都是一种作为，对于这两种作为的任何一种他都有无法推脱的责任。如果他任由滑轮车向前冲去，他无法面对可能由此而死去的五个人的家属；如果他把滑轮车引向岔道那么他无法面对可能由此死去的那一个人的家属。但是，Sandel教授显然是不满足任何“无解”的答案，而是努力地带领同学们去探寻复杂现象背后的那个统一的理想答案，这种静态的理想主义贯穿了他的整个24节课的教学中。

不过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尽管Sandel教授对自己的理想的标准有倾向性，在整个讨论中他并没有用标准答案来约束同学。比如，他并没有用康德的理论作为标准答案，只是为反对三个人吃一个人的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论据而已。这在实践上与他自己所提出的不是为了灌输知识而是为了唤醒理性思辨的躁动这一点相符。

我们再来看Sandel教授的静态的理想思维的第二方面的表现，即在定性思维中缺乏对于量的影响的认识。从整个课程看来，在Sandel教授从未考虑过具体事件中所涉及的数量多少应该对于伦理价值产生的影响。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显然无法完全回避或否认量的多少对于包括伦理价值在内的任何政治哲学问题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Sandel教授课上给出的例子来看这个问题。

以上面提到的第一个例子来说，其中有一个微妙之处，那就是司机可以假装晕过去，这样就可以逃避社会的伦理责任。尽管这样做仍然有违康德的类别伦理中的责任动机（Motive of Duty）的本意，可是他能够通过假装晕过去而逃避伦理责任这一点也表明了当时他有所为去把滑轮车引向岔道与无所为任由滑轮车冲向前方之间还是存在着微妙的伦理差别的。但是，我们其实可以不必象Sandel教授那样将问题的性质变得诸如主动去杀原本不相干的无辜那样来挑战这里的微妙之处，而只需要将问题所涉及的度放大，可能就会得到非常不同的答案。我们把问题改成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载有几十个乘客的客机带着一颗核弹飞向一个有着数以千万计的人口的大都市；而空军可以在大洋上空将这架客机击落，但是他们被告知飞机上的乘客正与恐怖份子搏斗，谁输谁赢还不知道。试问空军是否应该击落该飞机？如果击落了那么那几十个乘客也必死无疑。如果不击落，万一那几十个乘客打败了恐怖份子，他们可以把飞机开到大洋上空然后把核弹扔到大洋里；但是，万一他们打不过恐怖份子，空军就会失去在无人的大洋上空击落该客机的机会。如果说在上述的五个人与一个人的比较中还会有人用康德的类别伦理作为反对牺牲少数挽救多数的思维的话，那么当数目的对比上升到数千万对几十个的时候恐怕就不会有什么人再站到那个所谓的功利主义的对面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有读者不同意在Sandel教授的第一个例子中的驾驶员应该把滑轮车引向岔道而在上述的恐怖份子劫持飞机的例子中认为牺牲几十个人来挽救几千万人是必要的，那么他等于是已经承认了在现实中人类的伦理价值实际上是受到量的多少的影响的，但是以Sandel教授为代表的当今世界的人文领域的主流的思维中显然缺少这种量对定性的结论的影响的概念。这种缺少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涵盖了从神学到具体人文学科的形而上学的认识中的复杂因素决定的。

从神学角度来说，传统上的西方哲学是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文化的结合，所以从起源来说，西方哲学是在神学的影响之下产生和发展的。神学为包括哲学在内的人类文明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无穷大与有限大之间的不同量阶的对比。虽然宗教神学的因素可以成为人们产生理想主义思维的一个来源，这种无限大与有限大的对比的存在也为人们谦卑地放弃追求人类自身的完美提供了依据。但是到了近代，在科学的兴起和发展的同时，人文哲学也逐渐与神学渐行渐远，其结果是人们在对自然的认识越来越具有相对的色彩的同时，却出现越来越相信人类自身的无限潜力的趋势，这种对于人类的包括运用科学的能力在内的无限潜力的追求对于人们在人文领域里对于理想的绝对的价值的执着所起到的强化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而人文领域自身的高度非线性的复杂性是造成人们的静态理想主义思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种非线性的复杂程度显然已经超出了人们在自然领域里已经得心应手了的各种数学分析所能应付的范围，甚至超出了西方理性思维中具有代表性的还原式的分析的有效范围。这种复杂性产生了两种效果：1）人们更加努力地探寻具有绝对意义的定性概念，希望能够因此而象自然科学家发现原子那样地为人文领域的认识开辟一条对还原论可行的道路；2）人们因缺乏应对量的累聚效应的手段而干脆放弃对量的影响的考虑。

从Sandel教授的政治哲学课上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两方面的因素的作用。以对于爱国主义的讨论为例。从课程发展来看，对爱国主义的讨论应该是Sandel教授预定的课程安排之一，但是在对于征兵制的讨论中有同学提前将这个议题提了出来，所以整个课程中有两次涉及到了爱国主义这个议题，第一次是在第五集的下半部，第二次是在第十一集（上，下）作为对他本人是代表人物之一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分析例子来进行讨论的。但是，从该课程对于爱国主义的讨论中同学及Sandel教授的发言可以看出，他们完全没有涉及到在爱国主义背后所涉及到的量的对比关系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尽管Sandel教授及一些同学们积极地从忠诚（royalty），义务（duty），亲密度（closeness）等方面来为社群主义及爱国主义进行辩护，仍然会使人觉得不那么具有说服力，甚至当场引出了压倒多数的人赞同明知同寝室的同学触犯的法规也不应该去告发这样的结论。

其实，如我在稍前写的一篇题为“道德 宗教 和理性”的文章中指出的，人类文明从来都受到各种高低大小的量的影响，忽略了这些量的影响的话就很难理解历史和现实中很多现象。但是，对量的影响的实际考虑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一个极具挑战的任务，甚至需要一门新的哲学。过去几年里我本人所作的公平分析为这方面的突破打下了一定的哲学基础。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我的博客查到相关的内容。

当然，Sandel教授的理想性的讲课，尤其是在公民对社会政治有一定影响力的民主社会里给未来可能会参与到对世界文明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决策过程中的哈佛的高才生们讲授理想主义，自有其合理性。这样的理想性教育可以促使人们在未来共同地构筑更合理的社会。不过这种合理性本身却使得Sandel教授的反功利主义的理想主义思维成为了一种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