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三五”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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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社会主义要钱，“抗美援朝”要钱，钱从哪里来？向有　│

│　钱人要。谁是有钱人？开工厂、开商店的资本家。他们不给　│

│　怎么办？这还不容易，发动个运动，把他们打趴在地上，敢　│

│　不给吗？除非不要老命差不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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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到机关

1951年11月，川西地区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我们还来不及解马下

鞍，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又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个运

动是毛泽东主席一手发动和领导的。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

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

定》，从此，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中心任务的“三反”

运动在全国机关、党派、团体、部队、学校、企业相继展开。说句天

地良心话，当时的机关干部（无论是新参加工作的还是老区来的），

大体上都保持着艰苦朴素本色，全是过着供给制的生活。穿的是蓝

色、灰色的干部服，住的是从官僚资本手中接收过来的房屋（单身汉

全住的集体宿舍），吃的是按级别规定的大灶、中灶、小灶，一般干

部每月12,000薪贴（旧币，折合新币为一元二角，还得拿出50%捐献

“抗美援朝”），处级干部不足50,000，地司级约十万元左右。难道

还不艰苦吗？毛泽东就是这个德性，不搞政治运动就过不了日子！

12月8日他代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

报中有：“应把这一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一样的重要……轻者

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

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10,000到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

问题。”

1月23日毛泽东不作任何调查了解，发出《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

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指示：主观硬性地圈定老虎范围和打

虎指标，他说“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

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有些

人以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化教育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

大老虎，这是不正确的。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没

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15个贪污一亿元

以上的大老虎。因此，请你们注意，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

激烈展开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

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

追加新任务。例如中央一级，在1月18日以前查出的10,000名贪污分

子（其中有很多人款数甚少，情节甚轻，迹近贪污，实际不能叫作贪

污）中，只有18名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至1月18日，认为可

以再查出50名。最近两天又有增加。估计将来还有增加。”（《文

稿》第三册第87页）“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必定藏有贪污分

子，这样的有罪推定，应是中国的特产。

1月24日，在军队一份报告中他又作如下批示：“每个大军区系统

（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

败仗。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100只至

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80多只，今天

会报就有150只，可能达到200只。”他的“打虎预算”与日俱增。2

月11日《转发华东局打虎预算的批语》说，华东局指示全区须打大老

虎5,000只，中小老虎20,000只。“这是全国各大行政区打虎预算最

高数字”。“华东军区打1,000只大老虎的计划，也是全国各军区中

预算最高的。”（《文稿》第193页）然后他就要求各区必须大致和

华东看齐。这是2月11日，过了两天，13日，他又批转华东军区的报

告，因为华东军区的打虎预算翻了一番，增为大老虎2,000余，中小

虎6,000余。于是他要求“各大军区按照自己和华东军区人数和经费

的比例，酌情增加自己的打虎预算。”（《文稿》第206页）到了17

日，中南局又把预算提高为“大虎8,000小虎42,000余的新计划”

（第221页）18日，他又指示说，中南军区打虎预算之大虎800，只及

华东军区的一半，而且华东军区将来大虎可能打至2,500～3,000。因

此批评中南军区“勇气不旺”。（第228页）毛泽东还规定对揪出来

的老虎的处理标准：“只要贪污的情节严重，并有了确实的证据，不

管他本人怎样拒不承认，满一亿元或者不满一亿元，都可以定其为大

贪污犯，判处死刑。”这话登上了1952年2月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

上。其中还有一句“他本人怎样拒不承认，都可以处以死刑。”接

着，张子善、刘青山被枭首示众。

就在这个时候，我回到三区区政府，李捷区长看着我即说：“回来

啦，现工作特忙，明天就要开揭发会，你帮着去布置下会场。”

我问：“揭发谁？”

李捷区长抬起头，把一双看文件的眼睛移向我说：“公安局的李志

强。”

“他？”我吃了一惊。

“他怎样？一个侦察科长嘛！”李捷燃上只烟，若有所思，静静地

说：“黄牛呀，干革命和行舟一样，不进则退。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

说：我们一些同志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面前是英雄，在资产阶级的糖衣

炮弹面前却是狗熊。李志强挺能干，可他管着公安局的那个秘密商店

出了问题……”

“什么问题？”我仍惊疑不定。

“据有人揭发，说他有贪污。”他吸着烟，慢慢吐着烟圈儿说：“张

区委和我都同意，只好拿他来开刀，有什么办法！革命是不讲情的

啊！今后你得注意这些小事。”

记得两月前，李志强风尘扑扑来村里找我，拿出张照片叫我看，照片

上是个西装革履风度翩翩，长象十分英俊中年人。他说：“这人叫周

迅予，当过成都稽查处处长，后来还当了成都市警备司令。就是他下

命令活埋42个烈士在12桥。临解放时跑掉了，从西边跑的。有人说他

潜伏在农村，你们这里原是土匪窝窉，现在我们正在搜捕，如发现什

么线索，要立即报告。”说完话就要走，我挽留他说：“急什么李科

长，今晚我们加餐，我请你怎样？”

“谢谢你了”他快步如飞，拍着挎包里的干粮说：“我这里面装着比

你肉还好吃的东西。”

难道这样的人是贪污分子？回到宿舍我还在想这个问题。

第二天的揭发会在簸箕街文化馆如期召开，李志强科长披着黄军棉大

衣无所谓地笑着说：“同志们，我会贪污吗？我捁侦察金子银行见得

多，我光棍一个要它有何用？”尽爱他把自己说得清清白白，但与会

的同志们不同意，有的吼有的叫：“态度放老实点，别在这里打马虎

眼。”接着有人站起来揭发举，说出许许多多芝麻蒜皮的事，比如吸

烟、喝酒的钱是哪里来的？身上穿的毛衣是用的什么钱买的？无论他

怎样解释，大家都不听，非要他承认自己是贪污分子不可。北方人性

格硬，他又是个自幼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出入枪林弹雨一身是伤，突

然圆睁两眼七火辣辣地冲着大家吼：“老子没有贪污，你们非迫着我

认，到底是什么意思？纵然贪污了，又怎样？”

他这一吼，惹恼了大家，会场乱起来，人们纷纷发言端正他态度，有

个公安局的年轻人，忽地跳上台动起手来，他突然拔出身上的左轮

枪，扣动扳机，“呯，呯，呼”几下。好在未伤着人，他却被大家制

伏后当场抓捕了。他不服，仍大声吼：“老子犯了什么？十几年南征

北战，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嘛！我要到毛主席那里去告你们，告你

们！……”

我心里在想：你告谁去，这不是毛主席一手发动领导的吗？

第二个挨斗争的是管生活的事务长老王，他是留用人员，没有“本

钱”，态度极好，别人叫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叫他跪下他就跪下，

大家反斗不起来了。不知为什么，正当“三反”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时

候，1951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

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过了21天的1

月26日，毛泽东下达了《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

示》。于是“三反运动”还未完，紧接着就是“五反运动”，这就是

新中国史上的“三五反运动”。

成都市闻风而动，很快成立了指在领导“五反运动”的“成都市增产

节约检查委员会”。我调入了这个委员会。

二、抓“不法资本家”

成都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叫彭塞，中共成都市委的一个头头。

办公地点在骡马市街成都市供销合作总社，一个特制的长木牌挂在机

关大门上。各方抽调来的人员到齐后，彭塞即向参加此一工作的全体

干部，作了一个十分精彩的动员报告。他说：

“一场大规模的暴风骤雨般的五反运动，即将在全国展开。这个运动

是我们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重点是打击‘五毒’俱全的资本

家，要把他们行贿干部，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

经济情报等行为，应进行坚决彻底的揭露，以配合党、政、军内部的

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对于他们各种犯罪行

为，不仅要在经济上追赔，还要在政治给予打击，该捕的捕，该判的

判，该杀的杀，我们一定毫不手软，坚决彻底。为使这个运动取得胜

利，我们在工作中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出精密的

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对资本家实行分化瓦解，团结多数，孤立

少数的策略，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

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

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判刑，枪决，没

收，罚款等等。大约反动资本家约占资本家总数6%，其中有1%至2%

的，是最反动的资本家，他们就是逮捕，判刑，枪决，没收的对

象……”

他的报告，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与行为，和对运动的相关指示。毛泽

东就是这么样一个人，不论做任何事或决定国家命运时，从不作任何

的调查论证，更不需要采取任何的民主程序，也不需要事先对运动作

出进程的安排，反正是只要能够做到有罪推定，师出有名，放手发

动，大轰大嗡就可以了。至于怎样具体开展运动，政策界限，后果估

量，他从来是不事前讨论安排。其特是不讲科学，不讲民主，不讲法

制，而是发动了再说，反正最后总是会取得“伟大的胜利”。这种领

导政治运动的方法，从镇反到肃反，从土地改革到三五反运动，从统

购统销到合作化，从反右到文革，直到他1976年命归西天。他从不害

怕造成天下大乱，也不害怕杀多少人和死多少人，反正我手里有枪杆

子，你敢怎样？这个五反运动到底会对国计民生会造成什么影响，他

也是不考虑的。在领导政治运动方面，他总一厢情愿的主观唯心主

义，而中央政治局的那些委员们，从来都是充当他的应声虫。由于固

执疯狂，好大喜功，头脑发热，在他执政的27个春秋，给中国人民造

成了万劫不复的苦难。

参加节俭会的200多个干部，经过几天的短暂学习，按成都市工商行

业的分布情况，编成20多个“打虎队”，我当然编入成都市茶叶行业

的“打虎队”。队长车毅英（车耀先烈士的女儿），二十五、六岁，

精精干干，虎气十足。我是成都市茶叶工会的青工委员现又是打虎队

队员，便成了她最相信和最依靠的对象，几乎无事不找我商量。按照

上级的布置，我们首先将茶叶行业138家茶叶店，按大、中、小三个

不同等级排队，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违法

户、严重违法户等五大类。凡是生意做得大又有钱的茶叶店老板，都

是违法户或严重违法户，那些中不溜的茶叶店，大都划入半违法半守

法户的范围，那些雇一两个工人的茶叶店，绝大部份是基本守法户和

守法户。开初我不明白这划分的标准根据是什么？我问车毅英队长，

她笑笑十分坦然地说：“不违法怎么能赚大钱？我们把他们列为违法

户或严重违法户，就是要向他们追索赔款，罚他个精光，罚他个倾家

荡产。”

“哦”我似乎明白了“五反运动”的目的，就是通过赔退罚款等手

段，把资本家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钱财收归国家，再通过政治上的严

酷打击和无情斗争，使他们永远归顺共产党。我义不容辞首先站出

来，向全市茶叶业工人作现身说法的动员报告。我在报告中一再强

调：

“我们是翻身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不要怕打击报复，不要怕柀老板

开除！如果哪个老板敢于打击报复，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现在是人

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有共产党撑腰，有毛主席支持，什么也不要怕，

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揭发检举，特别是检举揭发自己的老板！”

我讲完，车队长接过话头说：“黄泽荣同志过去和你们一样，也是个

受压迫受剥削的工人，由于他敢站出来跟着共产党走，现在不是和我

一样都是国家的干部了吗？你们为什么不赶快站出来，跟资本家作斗

争，跟老板作斗争，争取当国家干部呀！”

谁不想翻身？谁不想当国家干部？我们首先从青年工人入手，他们易

于发动，总想改变自己没钱没势的地位，现在机会来了，怎能轻易放

过？我们先封他们为“打虎队员”，许以这样和那样的承诺。不几天

就把他们发动起来，大家争着表决心提保证，在此情况下，再将我们

事先拟好的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半守户半违法户的名单，拿出来交

给他们讨论。他们竟然比我们还左，尽皆把全部老板定为违法户。我

们只好笑着耐心作工作，强调要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能通通斩尽杀

绝，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在排队分类名单落实后，然后再分人头包

干要揪的“老虎”。揭发“不法资本家”的斗争会，在几个最大的茶

叶商店召开，柀斗的老板站在工人当中，任我们吼，任我们骂，任我

们推过去拉过来，搞得这些柀斗的资本家头昏眼花骨头散架。一天不

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直到被斗的资本家承认交代自己的违法事实

为止。如遇上顽固的资本家，不承认自己违法事实，我们除坚持天天

斗争外，还罚跪或站板凳，再不几天几夜不准睡觉。还在商店周围主

要街道的每根电线杆上，安装了高音大喇叭，每天不间断地播音，除

了高唱战歌或是呼喊口号，便是指名道姓地点他名字，并叫工人宣读

揭发他的材料，要他立刻交代问题。除此就是宣读中央和省市委文

件，一再交代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抗拒交代，死路一

条”这类口号声充满了空气中每个分子，只要喇叭一响那些大小商店

的老板，无不侧身站在店门口，胆战心惊地竖起耳朵专心静听。他们

时时刻刻准备被点名，只图侥幸度过每一个白天，即使听到点名点的

是别人，也没有了幸灾乐祸的轻松或窃笑。至于大幅的漫画，招贴，

标语，当然更是随处可见。翻开每天的《川西日报》（四川日报的前

身）和中央各报，每版皆是揭发声讨不法资本家的文章，字字句句全

是某省某市不法资本家被捕被判的消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谁不

为之怵悚！？

我们打虎队员个个干劲十足，意气风发，威风八面，颐指气使，只要

在哪家商店门前一站，那里的老板立刻吓得浑身发抖，魂飞魄散，身

子骨抖得来象筛米糠一般。不几天，全市便出现被批斗的资本家自杀

事件，有的跳楼、有的上吊、有的抹喉、有的投水……开始我们有些

犹疑，不知如何是好？市里节俭会得知情况后说，死几个违法犯罪的

资本家有什么了不起？这是他们存心和人民政府作对，这叫“畏罪自

杀”。

茶叶业陆羽春的邹老板，因不满批判斗争全家六口服毒，经抢救救活

四人，他和他老伴死了。尽管上面说不怕资本家自杀，实际也怕，认

为这样影响不好。暗地叫我们注意方法，尽可能不要发生自杀事件，

对紧张过度的资本家要作思想安抚工作。我们三师傅张叔奇被定为

“严重违法户”怕遭到逮捕，全家大小吓得啼啼哭哭夜里睡不好白天

吃不好，有想死的打算。我奉命去做工作，师婆一见我就浑身打抖，

语无伦次地说：“黄，黄，师兄，不，黄政府，呵，呵…黄，工作

队，过去有什对不起你的事，不要放在心上，都是我的错，你是知道

的，我们做生意从没有偷过工，减过料啊！更没有偷过税，你和我们

师徒一场，要说说公道话啊！”

我也很难办，一面要安慰他们，稳定他们的思想情绪；一面又要大公

无私站稳立场，想了想说：“师婆，你们要相信党，相信政府政策，

我们工作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只要赔退了就没有事”

师婆抹着眼泪道：“怎么赔退得出几十亿啊！”

我只好袒露心曲道：“师婆，到这个时候了，你是保钱还是保人？”

在一旁的三师傅，明白我话中意思，即忙说：“妈，师兄说了，只要

赔退，就不会逮捕。钱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退，砸锅卖铁都

退！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在我离开时，三师傅一再感谢说：

“只要不斗争，不逮捕，什么事都好办。”

这时我似乎明白“赔退”是“五反”的根本目的。“五反”反什么？

就是要资本家把钱拿出，来拿得越多越好！从市节俭会传来一个消

息，说南门大桥外那个被定为“严重违法户”的万里香海椒面商店，

退出了900多两黄金，成为成都市“五反”运动特大喜讯。谁也不相

信一个做海椒面生意的老板，怎么能退出这么多的金子？但确实退了

这么多。原来在1949年前夕，国民党准备退守西昌，再从西昌退到缅

甸或泰国。兵荒马乱的一天下午，从一辆南去奔跑的军车上掉下一个

木箱，正好在万里香海椒面商店门前的街面上，人们以为里面装的是

子弹，谁也不敢拾起。因它妨碍交通，有人将它翻在路边。到了晚上

没人的时候，万里香海椒面老板将木箱搬回屋里，撬开一看，呀！里

面全装的是亮闪闪黄灿灿的黄金。共有100条，每条十两，整整1,000

两啊！每条上面烙有中央银行印记。后来，万里香海椒面生意越做越

大，成了成都市最大的海椒面大王，声名在外。由于生意大名声大，

“五反”时当然被列为“严重违法户”。在赔退阶段被追得没办法，

便拿出几两黄金交给工作组，却发现上面有中央银行烙印。工作组再

加大力度穷退，事情原委才露了馅，万里香老板不得不将此箱黄金退

还国家。

不几天，1952年4月初，成都市召开了不法资本家赔退大会，地点在

成都军区北较场的大操场坝子里。那天，中共川西区党委书记李井泉

亲临大会。大会主席台前放了几十张长条桌，桌上摆满金条、金砖、

金元宝，银元、银锭、银撬宝，黄灿灿，白晃晃一片，这是我一生第

一次看见这么多金子银子。那些被定为违法户和严重违法户的不法资

本家，排着长队，抱着人民币、美钞、金银财宝、珍珠玉器，依次上

台向人民认罪，向政府认罪，然后低头弯腰把手中财宝放在桌上。那

天，三师傅张叔奇也在这个行列里，我十分高兴他终于“幡然悔悟”

走了“坦白从宽”的“光明道路”。

事过60年后，我们才得知当年“五反运动”的真实情况。据山东大学

附中李昌玉先生在他所著的《五反运动谜面与谜底》一文中写道：

　　据一份《内参》（见《重庆“五反”转入处理阶段以来自杀案件

　　增多》记载：重

　　　　庆市“五反”运动转入处理中小户，复查四、五类违法户以

　　　　来，自杀案增多。截至9日止，自杀总数达120多起，死者70

　　　　多人，未死者46人。其中除一部分为情节严重的大盗窃犯

　　　　外，有一部分系中小工商业者，本身违法不大，有的才几十

　　　　万元，有的还是职员。一般多是问题严重或与政治问题有联

　　　　系的畏罪自杀；个别的是由于检查人员逼供；造成中小户自

　　　　杀者多是由于检查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政策交代不够，未安

　　　　定其情绪；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坏分子恐吓，造成

　　　　自杀。二、三区均发现有定中小户为“大虎”逼死的严重事

　　　　件，群众影响极不好，对死者多表同情，坏分子并乘机造

　　　　谣，情节恶劣的奸商甚至借此反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

　　　　集体自杀的现象出现。牙刷业有几个奸商被管制后，互相递

　　　　条子商量自杀。大美绸布店股东之一的翟大庆4月8日晚与妻

　　　　子、母亲一同自杀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对此问题有的单位

　　　　已引起注意。

“五反”运动自杀的规模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更上一层楼。

谢泳先生写道：　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噩耗频传，仅上海一处，自

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

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

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尸

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

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

遂大开火葬场，而亦人满为患。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

阳、广州各处商埠，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

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

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藉，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

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么！我经过

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当年，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曾戏谑跳

楼自杀者为‘空降部队’。”上海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

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辟静之

处，均派兵梭巡，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筑

上竹芭，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

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

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

“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借以胁

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

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随行相跟，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

不放松。　　谢泳的文章《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

的自杀问题》说：

　　“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

　　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

　　政。”

正是这种自杀哲学的现象：“连自杀也要叫你恐惧！”五反运动的自

杀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逼迫交代“五毒”的钱数，每个资本家

当然心知肚明，交代之后是要如数“退赔”的。你并没有偷税，没有

偷那么多税，为了“过关”，你交代了多少多少，以后怎么办？那只

有一死了之。

三、转战市税局

到了1952年2月，“五反运动”突然降温。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重庆

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自杀的原因。民生轮船公司59岁的卢

作孚先生，是周总理亲自说服动员，才从香港率40多条轮船回大陆，

为解放后的新中国恢复发展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却在毛泽东《关

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之后

13天，亦该公司开展运动的第一天（1952年3月8日）服毒自杀，有人

说这是作为中国“船王”卢作孚先生是以死对毛泽东发动五反运动的

“死谏”，在国内外以至共产党的高层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再加上

上海、北京等地不少资本家的自杀，运动才逐步缓冲下来。也就在此

之后不久茶叶业“五反运动”进入尾声，我又调到成都市税务局“打

老虎”。行前领导向我们布置工作说：市税局是和资本家打交道的机

关，干部有一半是留用人员，有很多是被资产阶级拉下水的贪污分

子，因此是运动的重中之重，有很多“老虎”。

成都市税务局在提督街，下辖八个分局近50多个稽征组，此时已基本

不办公，人员集中在鼓楼街一处大院子学习，分编为12个小组，吃住

一起，行动统一，大门有卫兵守护，外出得有门条。表面上是学习，

实际是集训追查问题。每天从早到晚依次逐个检查交代，然后由大家

提高分析，找问题，再根据各人的检查交代确定追查对象。我这个组

共有16名组员，有12人是留用人员（指国民党时代的税工人员），他

们精通业务，是各基层单位的股长或稽征组长，均直接和工商业主打

交道，是重点的审查对象。另外一人是老革命，延安来的大家叫他老

耿，没有文化，他革命几十年不是当事务长便是当伙夫，来成都税务

局后当上了总务。俗话说“久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的道理，他也

作为怀疑对象编入这个小组。但领导却再三向我交代，老耿的问题靠

他自我提高，不能追打。除此我和另外两人是“打虎手”。根据市委

的估计，大小贪污的人要占市税局总人数的20%，其中“老虎”要占

50％，那么我们这个13人的小组至少有一半人是“老虎”。工作方法

和手段是：“大胆怀疑，找出重点，抓住老虎，穷追不舍”。作法是

先学习中央文件，然后对照检查，大家帮助分析、批判、提高。记得

印象最深的一个姓邱的小税官，原是三分局地税科科长，他在自我检

查时说：“感谢党和毛主席及时开展了伟大的‘三反’运动，不然我

定会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接着，他举了个例子说：“有

个电器行的资本家有偷税漏税行为，被我发现后立即抓住不放。这个

资本家很狡猾，先是认罪认错，痛哭流涕地骂自己。后来却非得请我

吃饭，叫我高抬贵手，放他一马……”

其实他的检查是表功，想显示自己不仅能力强，而且革命立场坚定。

我们却认为他是不经意地自我暴露了问题，立即迅速地抓住空隙猛追

下去。我不动声色地笑笑问：“去了吗？”

他眉毛一扬，嘿嘿一笑道：“怕什么，吃就吃。我心里想，吃了你的

饭该罚的照罚……”

“不对吧，”一位同我调来的刘姓打虎组员岔断道：“俗话说，吃人

嘴软，拿人手软，你怎么还会罚人家呢？这太不合乎道理了吧？”

“罚啦”

“罚了多少？”我跟上一句。

“200万（指旧人民币10,000元折合现在人民一元，即200元）。”他

得意洋洋的伸出两个指头。

“应该罚多少呢，不只200万吧？他那么大一个电器行，一月进出业

务几百亿。就是偷了一个亿的税，也该罚五个亿的税啊！你才发他

200万，这顿饭的代价未免太昂贵了吧？”另一位姓张的打虎组员分

析道。

他语塞，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好象发现自己钻进了一个自编自织的

套子，出不来了。我趁势进逼说：“邱同志，态度是真诚的，思想动

机是好的，能主动检查出自己的问题是进步的表现，是靠拢组织的表

现，我们表示欢迎。但是，看得出你还有顾虑，大大留了一手。我希

望你要拿出勇气来，割掉自己尾巴，才能轻装上阵。”于是，大家跟

着我定下的调子，你一句我一句分析批判起来，积极向纵深发展。在

人们猛烈的围攻下，他节节败退，逐步走上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绝境，

开始承认，他不仅吃了饭，还接受资本家送的烟和酒。大家又帮他分

析提高，既收了礼没有不收钱的道理。我便进一步动员他坦白交代，

立功受奖，相信领导，靠拢组织，不要有任何顾虑。分析批判到晚

上，他终于承认从资本家手里接过80,000元的红包（那时我们供给制

干部每月是12,000元人民币，处局长是50,000元人民币）。猎物出

现，我甚为高兴，立即向领导汇报。领导作了研究后指示我：这仅仅

是开始，他绝不是几万元的问题，是几十万几百万、上亿的问题，叫

我们集中力量穷追猛打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根据领导的布置，我们日

夜乘胜追击，马不停蹄。为了以逸待劳，分成三个小班用“车轮战

术”对付他。并一再向他交代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

引和诱的策略与强打强攻双管齐下手段重击下，他从80,000元的红

包，节节上升80万、800万、8,000万、八个亿、80个亿，成了全局全

市打出的一只最大的“大老虎”，很快隔离单关，消息见报。

我所在的组一共揪出大小“老虎”七只，在整个“打虎队”中名列前

茅，多次受到局领导的表扬。我对自己的诱骗行为，一点不感到脸

红，反认为自己工作能力强，在忠实执行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做着有

益于革命和人民的事情，对揪出的“老虎”毫不怀疑他们的虚假性，

不是变相的逼供信，是他们主动的坦白交代。当时市税局单关的“大

老虎”有十七、八个，其中还有一位是我姐姐“姻亲姊妹”的丈夫唐

先生。他是大学生，解放前就在市税局作课长，西装革履，风度翩

翩，我很羡慕。我在税务局见到他时，已被关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

房子里，天天反省，天天交代，蓬头垢面，一身脏臭，进出厕所都有

人跟着，我不敢正面看他，他也不敢正面看我，相互就象不认识。我

心里老在想：“这是个好人，怎么也成了‘大老虎’？”

一个晚上老耿没事和我闲聊，他一边吧嗒吧嗒吸着北方特有的旱烟杆

问我：“小黄，老虎揪得差不多了吧？只要完成任务就行了，不要再

追下去了。人呀，得放手时且放手，得铙人处且铙人。”我迷惘地望

着他，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听他继续说：“这十几年我看得多了，从

延安整风到大生产运动、那次不揪十个八个、可运动一结束大家又一

锅吃饭了。小伙子，你才跨进这个门槛，今后的路还长啊！”我虽不

同意他的观点，可不敢回顶他，别人是老八路啊！我想了一下，便岔

开这件事问他：“过去说的大生产运动是不是开垦南泥湾？”他来劲

了，一脸红光，显得特别兴奋说：“可热闹了，白天开荒，晚上纳军

鞋，我老耿有的是力气，手又巧，得过全师模范。”我又问：“粮食

收得多吗？水稻还是小麦”他愣愣说：“什么水稻、小麦、那是个屙

屎不生蛆的地方，根本长不出庄稼。全种的是鸦片。”我瞪大眼睛惊

得说不出话来：“那不是犯法吗？”他哈哈地笑起来说：“闹革命干

什么都不犯法，小伙子你知道不──”他环顾左右压低声音说：“一

亩地种粮食，顶多收300斤棒子顶上天，可一亩地种上鸦片，就能换

回100亩地所产的粮食，那可是黄金啊！把鸦片换成钱买布料、药

品、枪支弹药，闹革命呀管它干什么，只要有利。”我哑了，心里在

问：“南泥湾竟然是种鸦片的地方吗？这不是埙人害人么？”不过我

从不敢向任何人说起这事，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但几十年从不间

断问自己：“南泥湾是种鸦片的地方吗？”

“三反”最后一个阶段是追赃，谁知这成了大问题，那些打出的“大

小老虎”一个子儿也拿不出，无论怎样逼也逼不出，于是自杀事件发

生了。有天，一个姓王的山东汉子原是六分局的稽征所所长，被打成

“老虎”后爱人向他提出离婚，加之来去有人跟着，没有点自由，觉

得很没面子。那天吃午饭他趁跟他的人不注意，悄悄跑进厨房，抓起

一把锋利无比的菜刀，就象吹口琴对着喉咙来去抹，顿时鲜红的血喷

了几公尺远，吓得饭堂里的人鸡飞狗跳。另一个是姓苏的女士，是南

京中央大学学生，打成“老虎”后退不出赃，一个晚上借大家熟睡之

机用根绳子吊死在梁上。所幸运动很快结束，好些问题不了了之，不

然还会屈死多少人哩！

不几天局党委召开中心积极分子会议，研究贪污分子的退赃问题。主

持会议的郝局长是个老八路，特别喜欢我，常夸我工作积极，立场坚

定，对党忠诚。会议正开到关键时，传达刘老头推门伸进脑袋向我

说：“黄同志，有人找。”我眼也不看道：“没时间，叫他等一

下。”刘老头不肯离去：“我说啦，她说一定要见你。”我嘟哝一

声：“乱弹琴。”正在思索问题的郝局长扔掉烟头笑嘻嘻问道：“什

么事这么重要啊！喂，刘老头，是男还是女？”刘老头应道：“一个

姑娘。”“姑娘？”郝局长咧开大嘴催着我：“快去，快去，媳妇都

找上门来了。”他一句玩笑话，逗得参加会的同志纵喉大笑，弄得我

一副窘态，脸红得象个西红柿。我走出会场，穿厅过院，一边走一边

想：是哪个姑娘不揣冒昧来找我呢？想来想去没个结果，步入会客

室，我一下愣住了，眼前这位短头发，身穿花哔叽棉袄，胸脯高耸，

脸儿红润的姑娘是谁呢？好面熟，一时想不起来。她笑盈盈地从木椅

上立起，很有礼貌地招呼：“泽荣，当官了，连我也认不出来了。”

“哦，宝宜！”我冲口而出，但马上觉得话不妥，立即更正：“你

好，王宝宜同志，几时回来的？”我们相对坐下，久久没有说话，我

一边打量她，一边嘀咕：“变了，变了，已经不是一个姑娘了……”

“昨天回来，一下车就打听你，问了好些人，才知你在这里。”她

说，声音还是那么圆润，那么好听，但我却不舒服。“妈妈听人说

你，您调到税务局来工作了，工作很有成绩。”对她的称赞我并不乐

意，觉得太勉强，太做作，随即打断话头问：“这次回来要住多

久？”“不走啦。”她说，低下了头，发光的脸上滹起两片乌云：

“唉，真倒霉，他是贪污分子，一月前畏罪自杀了。在重庆我住不下

去了，只好回来。”我屏住呼吸听着，无声地玩着手中的茶杯，她那

高耸的胸脯老在眼前转，象压迫人的山峰，使我有点喘不过气。“妈

妈老了，爸爸没有工作，家里生活困难，听说成都不少单位要招人，

你能不能帮我一下忙？”她的话象低沉的琴弦，一声声，一字字，酸

得人心痛。我虽然同情她不幸的遭遇，然而绝没有勇气为她作牺牲。

有什么办法，在这个讲“阶级斗争”和“政治问题”的年代，谁叫我

过早的成熟啊！一个人做什么事不能不权衡利害得失啊！我淡淡一

笑，用那种既不是推诿也不是肯定的官场口吻说：“这样，你留个通

讯地址，我和领导研究一下，回头告诉你，如何？”她无可奈何地点

点头，留下通讯地址悄然走了。

我没有去，一直没有去，几乎遗忘了这件事，半个月接到她一封从重

庆发来的信：

　　“泽荣：你好。

　　“我又回到了我所不喜欢的地方。这地方没有亲人，没有我熟悉

　　的面孔，一草一木都十分陌生，可有什么办法呢？要活下去呀？

　　虽然我们相识偶然，可那一瓢水，却在我无尘的心灵上留下了不

　　可拂拭去的痕迹。解放前是贫富悬殊使我们不能接近，解放后一

　　个新的悬殊把我们隔得更远。这不怨你，只怨我不该出生在这个

　　家庭里，同时也怨我缺乏勇气，如果当初不离开，也不会演出这

　　样一出悲剧。所以此次返归故里，并不抱什么奢望，我明白，这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想找个工作在故乡住下来，使受伤的心

　　能得到一丝抚慰，一点温暖。然而，就连这一点也难办到，我只

　　好又走了……”

第六章　和平的岁月

┌────────────────────────────┐

│　毛泽东是一个不喜欢休息的人，他也讨厌别人休息。纵是在　│

│　极短极短的和平岁月，他也要想些道道出来折磨老百姓。共　│

│　产党也是一个喜欢折腾人的党，也难怪了它，因为它教育培　│

│　养出来的干部只会搞运动，对其余事既不懂也不喜欢。，我　│

│　就是这样一个“能征善战的运动干部”，当然是个“运动　　│

│　迷”。　　　　　　　　　　　　　　　　　　　　　　　　│

└────────────────────────────┘

一、在区政府的日子

“土地改革”结束，“三反”、“五反”运动落下帷幕，战争给经济

带来的创伤正在恢复，社会秩序一天一天安稳好转，此时成都呈现出

一派祥和与欣欣向荣的景象。三街六市，笑语缤纷；商店林立，生意

火红；餐馆茶肆，高朋满座。姑娘们不再穿清一色的灰制服，只要逢

休息和节假日便打扮起来，连衣裙。花衬杉，蝴蝶结，红裤衩，千姿

百态，光彩照人；男同志也可着便装和穿自己喜欢的衣服，有个别人

还穿上了西装，结上了领带。城镇乡村看不见乞丐、妓女，更没有小

偷、扒手，美景无边，幸福无限，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整个国家到

了近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贞观之治。真此时此刻谁不竖起大

指拇说“共产党伟大，毛主席英明！”

市税局方秘书长找我谈了几次话，希望我留下来，说税务工作很重

要，有发展前途。我不愿意认为作税工，没有党政机关干部吃香，何

况李捷区长又那样看重我，一天几次电话要方秘书长放人。市税务局

无法留住我只好放行，1952年夏初我回到了成都市第三区区政府。

区政府所在地位街北门外簸箕下街李家巷口，正对梁家巷。原是一个

李姓大商人大地主的公馆，土改赔退，收归政府。公馆面向大街，占

地三四亩，黑漆大门，三重院的进深。第一重是个敞厅，两侧是厢

房，当中是长条形的天井下；第二重是个雕花的堂厅，两侧是书房和

茶室，精细密致，落落大方，一派富丽堂皇气氛。客厅后正是个巨大

花坛，花坛分三层，每层摆放着各式风格流派的盆景，与花坛对称的

是两大间耳房，可能是用于摆放古董地方或藏书的地方。再后是几幢

独立的小洋楼，玻璃门窗，红木地板，旋转楼梯，看来是当年主人住

的地方。小搂三面是一个开阔的大花园，种植了不少梅、竹、桃、李

之类的树木；在花园尽头的墙外面有条清澈的小溪，从驷马桥、平桥

子流下来，再流入锦江。大热天我们可以去游泳，享受自然界的奇

趣。小河连着青青的田畴，四周散落农户，归属马鞍乡管辖。这座公

馆自变成政府机关后，一下残落不全，分割成小块小块的办公室，显

得凌乱不堪，不禁使人想起李后主的词“雕栏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

改。”

我暂时分配在生产建设科，负责人是老相识潘清雍，土改团红花村的

工作组长，四川大学学生，勤奋好学与我关系不错。我叫他老潘，他

叫我黄牛，我俩无话不谈心与心之间没点芥蒂。他一见就紧握着我的

手，又摇又拍肩臂高兴地说：“黄牛，想死你了，我向李区长催要你

好多次，现在终于回来了，今后就坐机关啦，不会再去当‘万金油’

干部啰。（指专搞运动的干部）”我笑笑道：“‘万金油’干部有什

么不好，挺锻炼人的。”他坐在藤椅上，呷口茶说：“今后国家一切

工作转向建设，哪还有运动搞，所以叫你回到生产建设科。喂，你想

干什么？科里事可多了，分工也细，有乡村建设，修路修桥；有水利

工程，淘河筑埧；有畜牧饲养，发展家禽；还有良种推广和推广科学

种田的农技站，我正愁忙不过来，科里才五个人怎么打开局面？你来

了，我就放心了哟。”

50年代初的政府，人精干责任心强，办起事来从不拖垃，没有“研究

研究”的毛病，当然更不会要人“红包”。一个管着近20多万人口的

区政府，加上公安、法院、检察院，也不超过200人。区政府下面只

有民政、地政、文教、工商、建设、秘书等六大科室，那象现在重床

架屋的官僚机构。老潘把工作情况介绍完后，特别提到人事问题，他

神秘兮兮压低声音说：“科里六个人年龄到轻，但只有你我两人是团

员，组织上调你来是有目的的，今后工作拿不起来打板子可不是我一

人了。”语毕哈哈大笑。那四人一叫陈崇阳，分工管水利；一徐泽

昆，分工管乡村建设。另外两个人，一个姓张的管着畜牧，一个姓王

的女同管着良种；我顶上无人管的“推广科学种田”，因团员身分特

殊，老潘不在时就由我负责科里事，戏称我“二号”。但这些人文化

水平都比我高，常常表现出不服气的情绪。但我是从运动中拼杀出来

的吃得苦，又深得领导相信当然吃得开。一次，那个姓张的工作上不

服从安排，我便当众克了他一顿：“你别翘尾巴，比你有本事的人

多，你要搞清楚，我是代表组织在给你安排工作，你不服从，就等于

不服从老潘。”这招还真灵，大家都支持我，他不得不认错。接着我

又被推选为机关团支部宣教委员，可以代表团组织找人谈话，应了老

百姓说的“人在走运的时候，喝凉水都是甜的。”

为了适应革命发展形势，区政府圈了四五亩农田修修办公室和会议

室，但经费不充分，李捷区长决定全部土石方工程由机关干部承担，

挖地基、挑工、填方，机关男女干部全参与，一个不落。李捷区长身

先士卒，戴着一顶草帽，脖子上搭条毛巾，肩挑泥土跑得风快，我紧

跟后面一步不掉队。他毕竟年长我十岁，没干多长时间就不行了，放

下挑子不停喘气向大家说：“同志们，你们要向黄牛学习呀！你看他

多卖力，劳动人民出身的子弟就是热爱劳动。”他这一鼓励，不但我

劲头更大其它想歇的人也不敢歇了，只是了那些出身富有家庭的公子

小姐，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腰都直不起来，暗地骂我：“只图个人

表现，不怕别人肋巴断。”

一天下午李捷区长把我叫去说：“黄牛，今晚全市要逮捕烟毒犯，你

去公安局协助工作，抓了后要组织游街示众，大概要一周时间。”我

立即去公安局向李运成局长报到，大约有20多人组成一个肃毒专门机

构，市局戴星樵副局长正在培训大家搜查技术。他说：“烟毒犯都是

一批狡诈之徒，又亡命又阴险，如果抓不到证据他们决不会承认。因

此搜查是项很重要的工作，怎么搜？这不仅是个技术问题，更重要是

个观察分折的问题。毒品放置有时不是在秘密地方，而是在十分明显

之处又常常不为人们注意的地方……”我对他的讲话听得很入迷，特

别是后面两句“毒品放置有时不是在秘密地方，而是在十分明显之处

又常常不为人们注意的地方”牢牢地记在心里。

抓捕行动从下夜一点开始，凌晨四点结朿。我分配的任务是在金华街

抓一个开酱园铺的烟毒犯，这家酱园铺后面面临府河，家里有四个

人。派出所户籍带着我们来到这个酱园铺，我首先布置武装截住后

门，以防抓捕的对象逃跑。想不到这个烟毒犯很镇静，大大方方开明

亮灯，冲着我们问：“同志，这半夜三更叫我起来有什么事？”随同

来的公安局同志掏出枪对准他说：“不准动，你是烟毒犯，被逮捕

了。”他笑笑道：“你们搞错了吧，我可是个老老实实的生意人

啊！”我手一挥两个武装即上前将他捆上，我们一行人立即翻箱倒柜

进行搜查，可是查个底朝天却一无所获。捆在一旁的烟毒犯却得意地

说：“咋样，我早说过我是老老实实生意人，搞错了吧？”那个公安

局的同志气得打了他一个巴掌，狠狠骂道：“妈屁，下巴骨才错了，

老子要搜出毒今晚非毙了你不可。”烟毒犯把头一昂道：“那你们就

搜吧！”大家又搜了遍仍一无所获，我用眼扫扫四周发现货柜上有不

少瓶瓶罐罐，突然想起戴局长讲的话“毒品放置有时不是在秘密地

方，而是在十分明显之处又常常不为人们注意的地方”该不会放在那

里面吧？我立刻下令搜查货架，一下查出了许多毒品。我拿着搜出的

毒品问烟毒犯：“你是老老实实的生意人吗？”他脸色顿时变成灰

土，浑身不住地啰嗦，低下头不停地认错说：“我有罪，我有罪，该

枪毙！该枪毙！”

第二天五辆大卡车装者十多个捆得象肥猪样的烟毒犯，胸前挂看斗大

的纸牌，在武装押解下周游全区。我和公安局的同志坐在司机台里一

路用大喇叭喊叫：“坚决取缔毒品！坚决打击烟毒犯！坦白从宽，抗

拒从严。全区人民行动起来，检举揭发烟毒犯！立功受奖！立大功受

大奖！”

通过两年多来实际工作的锻炼在多方面展示出才能，每年终工作总结

鉴定上都这样写着：阶级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热爱党和毛主席，忠

于革命事业；追求政治进步，工作上吃苦耐劳认真负责；能完成领导

上布置的任务和团结同志虚心听取意见……。这样的好干部谁不喜

欢？在同志们的眼里，都知道我是李捷区长最相信的人，无论在哪里

都受到尊重，当然我也十分自信。

二、能力的展现

为了迎接“亚洲地区和平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发起开展移风

易俗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共产党无论干什么事，不论好事

还是坏事，都以发动群众来开展运动，以运动来运动群众，故来时一

股风，去时不见踪，运动连运动，不运就不动。为使工作出成续，李

捷区长亲自点将派我去簸箕街街道办事处主抓此事。行前，区委书记

张烈夫特地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向我说：“小黄，爱国卫生

运动是当前中心工作，也是个移风易俗的工作，中央十分重视，现在

全市搞得最好的是牛市口全心巷，报上多次作了宣传介绍，市上也有

表扬。这次李区长和我决定调你去，相信你会做出成续，远远地超过

他们。去后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即时汇报，我们一定全力去持，希望

你象牛市口一样也搞个什么巷出来。”我听后表示道：“请张区委放

心，保证完成任务。”

那时街道办事处不象现在的街道办事处那么衙们化、它和派出所在一

起办公，主任加办事员一共三人。两个助手都是新从“西南革大”分

来不久的女同志，做什么事都摸头不知脑，那个叫姚红菊的长得矮胖

胖，象个冬瓜，脸蛋儿也不怎么好看，加上性格上死板，说话又词不

达意，我不和她多言串，仅仅是一是一、二是二工作上的关系。另一

个叫王琴玉，原是裕华纱厂挡车工，长得矮矮小小白白净净，一双丹

凤眼光泽照人，脸颊上两个小酒窝笑起来十分迷人。她比我约大一

岁，但从表面看却又似乎比我小。她对我特好、生活上十分关照，人

前叫我主任人后叫我弟娃，什么话都向我谈，包括谁想追求她谁想爱

她。一次她悄悄向我说：“弟娃，好怪呵，那个小白脸‘特口’（负

责特种户口的警察），几次向我写条子说这说那，你说我该怎么

办？”我听后不知为什么也有点不满意便道：“有什么怎么办，还不

明白这叫老鼠擗枪──起了打猫心肠。”

她哧哧哧地笑过不停，然后道：“不过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蛋，想昏

了头。爱他还不如爱你哩！”她语气极为挑逗，说完望着我痴痴一

笑。她说的是真话，但我不能爱她，中国有句老话“男大十不算大，

女大一就成妈”。我不敢看她眼睛，忙用话支开：“王姐，全心巷你

去看过没有，他们怎么搞得那么好？”她显得有点不高兴，冷冷地

说：“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把门板洗得干净，表面文章谁做不

来。”

“好嘛，”我装着生气的样子说：“你这个当姐的，就这样支持弟娃

的工作？星期六请你看电影的事吹了。”

“不要吹，不要吹，我的好弟娃”她猛抓住我的手，不停地哀求道：

“我最支持黄主任的工作，压过全心巷，在我们张家巷插上红旗！”

“张家巷，我们办事处有张家巷？”一个闪光的浪花从我思想上滚

过。经过深入调查了解，发现张家巷有很好的卫生群众基础。成都市

育婴堂（美国一家收养弃儿的慈善机构）就在那里，所以居民自来爱

卫生。重点选定后，我便亲自前往坐镇指挥，首先激发大家求上好胜

的热情，然和居民一起洗门窗、擦地板，用扫帚把一个一个死角打扫

干净，再后组织检查评选，做得好的表扬，不好的批评。这就是我学

到手的群众运动方法，这是任何运动都离不开的方法。我又如法炮制

全心巷的经验，做一杆流动红旗作为全办事处八个居委会争评的奖

品，谁个居委会评上，就把红旗挂在这个居委会，当然红旗挂在了张

家巷。

巧好这时川西日报记者来采访。我立即热情地陪着记者前往参观，并

主动介绍情况，做到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想看哪一家就看哪一家。

由于我态度诚恳，办事认真，很为记者赞赏。不几天川西日报发表了

通讯报道《红旗飘扬在张家巷》。接着，我又选择了第二个重点，组

织城隍庙屠宰场100多位工人，把一个百年的臭水塘填平。

成都四个城门都有城隍庙，北门城隍庙是其中最大的一座庙宇。特别

是那个十大阎罗的地狱，什么“下油锅”、“铡刀铡”、“磨子

推”、“钉钉板”的彩色泥塑，塑得惟妙惟肖生动逼真，它用许多流

传在民间的故事情节，扬善抑恶，告诫人们：生前行善做好事，来生

必然做官当富人，若活着做多了过恶事死后到阴间必定受罪。这里也

曾是满清年间杀人砍头的刑场，由于尸骨物化质的原因吧，故城隍庙

的芋儿特有名气，它具有又大、又白、又嫩、又绵、又好吃的诸多特

点，于是很受主妇们的欢迎。在城隍庙的后面是个大屠宰场，每天要

杀百多条猪，那些洗猪的废水便流到一个低洼地方，天长日久就成了

一个臭水塘，苍蝇、蚊虫在上面飞去飞来，很远很远就闻到一股刺鼻

的臭味。我认为填平臭水塘其意义大于张家巷。怎么填？办事处没钱

没力，唯一办法还是发动群众。我便深入到屠宰场工人中去向他们宣

讲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意义，以及与自身健康的关系。经过多次动员

宣讲，他们行动起来了，从远远的地方找来泥土填这个臭水塘。为了

鼓舞士气，我又动员学校组织学生去工地慰问，把填臭水塘的事搞得

热火朝天，《川西日报》和当时的《工商导报》先后发了消息与通

讯，称为成都的“龙须沟工程”。

这两项工作在全市遥遥领先，受到市领导的肯定，在全区干部大会上

张烈夫区委书记和李捷区长都先后表扬了我。李捷私下向人说：“黄

牛就是能干，不论干什么工作，都给我拿脸。”王琴玉姐姐对我更殷

勤示好，她说：“弟娃，我们工人阶级就是比知识分子能干，我真喜

欢你啊！”那晚，她主动请我看电影，在黑黑的电影院里紧紧抓住我

的手，搞得我心快跳出喉管，回办事处一晚失眠。

三、申请入党

机关党团公开活动始于1951年底，在一切工作纳入正规后，便开始公

开的建党建团工作。在建党前，区政府各科室没有科长、局长，称为

负责人。同志间直呼其名，大家没有地位与权势之分。建党后，一批

新入党的同志走上了领导工作岗位，称呼也就随之变了，人与人的关

系也变了，“入党当官”之风也从此时兴旺发达。一个不成文的“潜

规则”告诉人们：“要当官就要入党，不入党就休想当官。”

爱国卫生运动使我一炮走红，派出所张所长和我的关系越来越好。我

们两人本住一个寝室，现在就更无话不谈了。一天，他直白地向我

说：“小黄，我真羡慕你，领导对你这么相信，有次开会张区委还提

到你，要我们学习起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认真负责工作精神。看样

子你的进步会比我快，我1943年参加革命到现在才混个营级职称，你

不出三年定是个县团级干部。不过，你要尽快解决入党问题，这次机

关建党我第一个推荐你，今后你跑到我前面去了，别忘拉我一把

啊！”我谦虚地笑笑说：“张所长，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做官，全是

为了报告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没有他们哪有我今天？”

“是呀、是呀！我和你一样，都是为报恩来革命的，但如果能凭工作

能力当上官，又为什么不当？”张所长是个直率人，说话做事从不遮

遮掩掩。

我笑笑，无言以对。

隔不了几天，区委通知我回机关、组织部长肖柳和我谈话，于是我正

式写了入党申请书。接着，潘清雍、袁忠智、王琴玉等十三、四个人

都写了。为了审查每个人历史和工作中的表现，机关团支部出面邀请

各科室代表人员，对每个申请入党的人进行认真严格的鉴定。办法是

先由申请人在会上作自我介绍，介绍内容包括：家庭出身、个人经

历、社会关系、工作表现、优缺点，以及为什么要入党等。最使我感

到震惊的，王琴玉在介绍中说：她在裕华纱厂当女工时，曾被工头奸

污过。我一下木然了，一切有过的美好印象顿然消逝尽净、在我脑海

里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尽管我们两人都在会上一致得到通过，但自此

再没有以前良好的亲密关系，好象友谊平添了一层隔膜，又象飘起一

层簿雾，甚至工作上也有了别扭。她多次主动争取我意见，我总是说

工作太忙、没时间想其它事。其实这是中国大男人的封建主义思想在

作祟，女人的贞洁是择偶的一个重要价码，同时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

要在入党会上公开自己的隐私，谈这些事与入党有何相关？于人于己

又有什从好处？在我迷惑中姚红菊向我耳语道：“黄主任，她编的，

你怎么相信了？”我不解问：“她为什么编这些脏事？”姚红菊神秘

一笑：“想表明自己苦大仇深嘛！叫组织相信。”我哦了声，再没说

什么。人啊，难道为了入党什么廉耻也不要了吗？

全区一共批准了12名党员，但都有候补期（大约60年代后才改为预备

期），有的一年，有的半年。很快这批新入党的党员提拔到领导岗

位，大则局长小则科长，不知什么原因我原封不动？于是思想上有了

很大的压力，表现得很不自然。那些提了干的同志有的工资连升两

级，有的换上呢料制服，说话做事都有了架子，显得一副当官的样

子。我心里虽不服气，表面上不得不服从。李捷区长发现了苗头及时

对我进行教育说：“黄牛，你还小，目前最需要加强锻炼，再有你文

化水平低，怕你占在位子上挑不起，组织上是有考虑的”。我口上应

着心里却不痛快，认为对我不公平。巧好，我要好的朋友陈智远当上

民政科长后，老在我面前指手画脚，惹得我顶他一次：“你别给我摆

普，老子至少出身比你好。”弄得他在人前下不了台，反映给李捷区

长，说我不好管。李捷区长为缓和矛盾，又把我调回生产建设科，再

次与老熟人潘清雍一起。

四、“指挥农民种庄稼”

成都平原田地的土质多是油沙土，黑黝黝的，用手一捏都会捏出油。

再加上2,000多年前蜀太守李冰父子凿修了都江堰，形成了自然灌溉

的水利系统。沃土千里，沟渠纵横。庄户人家若需用水，只稍在堰坎

上放几块木板，不一会儿清清甘洌的流水便窜进了田畴，潺潺汩汩，

奔流不息，有诗章的美，有乐管的声，所以川西千平原自古无旱涝之

灾，家家户户无饥寒之虑。农民世代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勤劳耕种，

繁愆生息。谁去管他们？谁去领导他们？他们是最务实的阶级，最讲

实事求是的阶级。可是到了20世纪的50年代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土地改革使千家万户的农民按人口分到了土地，自此再没有农户雇请

长短工，也再没有吃栽秧酒一说。过去栽秧子一天要吃五顿（两顿么

台是汤圆或面食，中午晚上有酒有肉），薅秧子吃四顿（么台是面皮

稀饭），打谷子也是吃五顿（两顿么台是稀饭胡豆，晚上有酒有

肉）。故农村有句谚语“栽秧子是女婿，薅秧子是舅子，打谷子是老

丈人”。现在这一切习俗没有了，各家各户守着自己分到的那几亩田

土过日子。但农业上的活路，又是集中在春秋两季的裁秧打谷抢种抢

收上。土改前每到这些日子，东山一带（指简阳、资阳、乐至、安岳

等县）农民，便成群结队来到成都各乡镇出卖劳动力，他们站在桥头

让雇主来择选（俗称桥市）。现在没人来了，农村出现自发式的“换

工”。可是共产党总喜欢管闲事，非要学习老区的办法，倡导农民走

“组织起来”的道路，成立农业互助组。但农民不接受，总喜欢千百

年来一家一户的单干。为了让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和有计划性的生产

与推广科学种田，我受区长李捷指派，扛着行李与生产建设科的陈崇

阳、徐泽昆，区委的老朋友“梦觉”和绰号“干豇豆”的女同志刘家

惠等六、七个人，去到凤凰乡蹲点，主抓秋收冬播。工作组全是年轻

人，大家相互了解，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工作组不同于机关，设有上

班下班时间，一切靠自己掌控。

凤凰乡政府设在凤凰山坡口赖家店街上。这是一条老街十多家店铺30

多户人家，凤凰山机场距它不足两里路。成都人所叫的山不过是个黄

泥巴土坡坡，无树无林满是冬水田和埝塘，泥土泛红只长玉麦和地

瓜，一下雨泥巴粘脚，天晴又是埙玩洼洼。乡政府有五名脱产干部，

乡长、副乡长兼党支部韦记，另外三人是民兵队长、民政干事。财粮

干事和一位在编饮食员。工作组加上乡干部共十一、二个人，很是热

闹。我是驻乡组长，代表区委、区政府工作，有点近似“钦差大

臣”，什么事都得向我请示汇报。我当时不足19岁是个黄毛未蜕乳臭

未干的孩子，管的事却不少，大到全乡播种计划，小到农户向银行贷

款买农具、肥料，田里栽种什么作物、使用什么种子、肥料以及庄稼

的窝行距等。工作组每天早晨起床自学，10点吃早饭，12点后汇报工

作研究情况，布置第二天工作任务，然后是下午5点吃午饭（午晚两

餐在一起），饭后戴上草帽拿上电筒。、雨伞和一根打狗棍，各人下

到所分管的村子串户串人开会了解情况，直到下夜一两点钟才回来。

我们吃公家饭拿政府钱，回家可以睡到第二天八、九点起床，可农民

鸡一叫就得下田干活。我们辛苦，农民比我们更辛苦，为了革命辛苦

点又算得什么？

老百姓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共产党做任何工作都是靠开

会。这办法还真灵，无论宣讲政策还是贯彻什么新措施，从上至下都

是靠开会解决，这叫“走群众路线”又叫“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

集中制”。凡是会上定了的事情有谁再去反对，就是反对群众。其实

会上定什么，全是我们在做决定。我们国家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计划

或叫讲计划，所以叫社会主义国家。当时不仅工业生产要讲计划，农

业生产也要讲计划，到后来生儿育女也得有计划。计划计划，计划得

没有一点个人空间。中央每年向各省下达各种生产指标：诸如播种什

么庄稼？用什么种子？施用什么肥料？行距、窝距多少？都有规定。

省又将这些要求下达到地市，地市再下达到区县，一层一层，一级一

级，周密详细，无懈可击，这就是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先进经验的关键

所在。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对农民无丝毫帮助，因为他们世世代代都是与土地

共生共的农民，懂得农活的规律和庄稼的变数，用得着别人去管吗？

党和毛主席为什么喜欢管这些不该管的事？派我们这些不懂农业生产

的年轻娃娃去领导吃黄牙齿（四川话：由于年长，牙齿都变黄了，这

里指农业经验丰富）的农民种庄稼？真不可思议！我们辛辛苦苦所做

这一切，用四川一句土话形容叫“脱了裤子放屁──多事”。可我们

却认为在献身革命，还骂农民自私落后，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

人心。”

这个乡也是我土改战斗过的地方，人熟地熟一切熟，指挥起来似乎得

心应手，然而事过境迁情况并非如此。要把上级所制定的生产计划贯

彻下去，离不开天天、夜夜去召集农民开会。一次、两次、三次、四

次，总是无休止地开下去，开得农民捶腰杆，打哈欠，闭眼睛，直开

到他们同意政府计划为止。有次，高风村生产委员陈太山私下向我

说：“黄同志，我真不明白，我们世世代代种庄稼，锄把把都磨光

了，难倒还不知怎样犁地、耙田、下种、施肥么？你们操这些闲心干

什么？地里没收成，我们一家大小吃什么？”这话再实在不过了，可

我认为他思想保守，没有科学观点，只相信几千年的老套路，还很耐

心地笑着向他解释道：“我们共产党不仅要领导农民起来推翻头上三

座大山，还要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富裕的道路。就拿种田来说，你

们现在一亩田顶多产800斤水稻，如果按照我们推广的密植法，亩产

可以翻一番。”他睁着两个风霜扑打出来的大眼睁，饶有兴趣地问：

“怎么个密植法？”我道：“现在你们一亩田才插5,000棵秧，要是

插一万棵秧，产量不就上去了。”他听后哈哈大笑道：“黄同志呀，

发动群众斗地主，你比我内行，插秧打谷、驾牛犁田，我比你就内行

了。俗话说，，稀插穗满浆，密栽一包糠。种庄稼就象女人生娃娃，

不能凭想当然啊！”我没有办法说服他，心里却暗喑骂道：“老保

守。”

农民不敢公开抗拒开会，便采取软拖的办法。土改时晚钣后一敲钟，

无论刮风下雨，他们总是打着火把、灯笼，或披蓑衣戴斗笠，牵群打

荡，嘻嘻哈哈，不出一袋烟工夫，就全集合到开会的指定地点。现在

钟敲烂了，他们也不来，如果来了就打瞌睡。你有什么办法？常言道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立即改变方式，不再开村民大会，下到

组里去开会，你总得来。有天晚上，我和老陈去到九村十组开会，在

开会地点等了两个多小时，人还到不齐，我便去到姓刘的农民家亲自

催喊。在我记忆里，这是一家贫农，土改中很积极。一次我去访贫，

他又送茶又拧毛巾热情极了，他老伴还煮了碗荷包蛋，非得要我吃，

现在不知是什么原因？老不来开会。我来到他家门外篱笆前，见双门

紧扣，房里没有灯火，便高声喊：“陈大爸，陈大爸……”，可没人

应，几条野狗却向我狺狺扑来，我只好挥着竹棍，亮着电筒，左右狂

打疲于应付。大约10多分钟后，他才亮着马灯，从篱笆里伸出一张没

有表情的脸问：“黄同志，什么事啊？半夜三更，要有公事明天

说。”不待我表明意思，他就把篱笆门掩上了，气得我跺脚骂他“忘

本变质，好了疮疤忘了疼。”

在回归乡政府的路上我向老陈谈及此事，他想了半天后才说：“他们

白天下地，晚上又开会，真够苦的。”我道：“土改时，几个通宵通

宵地开会不苦么？”老陈的父亲是教书匠，他自幼读了不少书，肚里

有墨水，他听我这么一说，先是笑笑然后才揭穿谜底道：“我没有搞

过土改，不知道情况，不过土改不停地开会农民可分到土地，现在不

停开会他们能得到什么？”我急了说：“科学种田呀！”他摇摇头

说：“我父亲讲，农民比谁都精，也比谁更现实。”

在此岁月，我却得到了人生意想不到的收获。自当了工作组长后，每

周有项雷打动的任务：向区委、区政府写工作总结，我文化低怕提

笔，可身为组长又不能不提笔。为了对党对革命负责，也是为了保住

组长的尊严与面子，我决心学习文化。为了学好文化，起五更睡半

夜，无论在办公桌前的油灯下，还是在来去的田间小道上，也无论晨

曦初露的早晨或是寒冷彻骨的冬夜，我都不停地看书写字，不停地抄

腾诗词，还给自己定下一个任务：每天必须认识20个生字。怎么识？

笨人有笨法，我把《新华字典》从第一页依次写在纸片上，一路走一

路看，一路记一路诵。记住的放在一边，记不住的再重复。如此反反

复复，天天坚持不懈，不到半年时间我终于摘掉文盲帽子，能写出一

手流畅的总结报告了，同时还向川西日报投寄稿件，成了党报通讯

员。

五、惊动全市的“投毒案”

1952年岁末，工作组一边继续向广大农民贯输科学种田，强调密植增

产的新思想新观念外，还对土改中一些遗留问题进行处理，重点在漏

划成分上，此项工作叫“土改复查”。比如一些本属地主成分的却划

成了富农；又一些本属富农的却又划为中农。经过几天来的调查了

解，确定全乡有三户应划为地主的划成了富农，本来地主和富农之间

界限就很馍糊，关键在干部掌握的分寸上。用句老话说“爱之欲其

生，恨之欲其死”，但在那个“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

“阶级斗争”年代，我们这些小年轻人，恨不得把农村有钱人都划成

地主才够劲啊！有个姓王的自耕富农是士乡八里出了名的“恨铜

匠”，一辈子省吃省用，赶场天不上茅房，把大便垃在一片荷叶上带

回家扔在自己田里；家里一年四季很少吃次肉，老婆娃儿穿得象讨口

子，他挑谷子可以肩挑四500没个长工干得过他。这样的人应不应该

划成地主，在全乡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争议。我力排众议，坚决支持个

别人的意见说：“说他穿得破呀，不吃肉呀，这些都是表面现象，不

是问题的本质。地主的本质是用土地和雇请长工剥削农民，他占有25

亩好田好土，又长年请着长工，栽秧打谷还雇月合（短工），他都不

是地主谁才是地主？”陈崇阳看了看大家，终于忍不住发表意见说：

“据我了解，他那20多亩土地，是临解放前才买的，还不到三年

啊！”一场争论就要拉开，巧好李捷区长来检查工作，听了汇报后首

先表态支持我的意见。他正色道：“同志，别忘了我们是革命干部，

革命干部首要的是立场问题。我们宁肯左一点也不能右啊！右是立

场，左是方法。”结果王姓富农递升为地主，在没收他家财产那天，

他全家呼天号地悲情动天。家里什么也没有，破衣服，烂棉絮，分给

农民农民都不要。后来年终工作总结中，老陈在鉴定里有一条“思想

右倾，立场不稳”。后听说在反右斗争中，他几乎划成右派批了几天

几夜。于是我才发现：为什么党和组织这样相信我？就是在任何时

候，我都站在左的立场上。“立场是干革命的关键啊”！如果一个人

一旦同“右”字沾上边，这一辈子就完了。但做梦没有想到，我这么

“根红苗正”的“左派”不但和“右”字沾上了边，还成了一个十足

的“大右派”，这不知该怎么解释。

就在那个争论的当晚，我们六、七个人下村归来已是下夜一点，大家

喊肚子饿，炊事员回家去了，我便说“大家自力更生，烧火炒饭。”

于是男男女女七手八脚，在厨房忙碌起来。没有菜怎么办？老徐提议

吃油炒饭。“梦觉”嘴馋肚子大立即响应，在柜里找了半天没找到

油，突然转眼见案版上有一大盆油，他用鼻子一闻嘻得大声叫喊：

“我发现新大陆了！好香的油，又稠又浓，第一次看见。”说着将半

盆油倾到锅里，立即满屋油香透鼻，大大刺激了同志们的胃觉。未等

“干豇豆”刘家惠住铲，大家就拿着碗跑到灶台前一阵疯抢，当然又

是“梦觉”抢得最多。饭后大家高高兴兴地回房睡觉，“梦觉”和我

睡一屋，他睡不着老在床上翻来覆去，不到十分钟自个说：“心里怎

么这么难受？”我笑着骂：“谁叫你抢得最多，不撑才怪。”“不

对，不对，我难受死……”他话未说完，哇的声呕吐起来。“好臭，

好臭……”我仍笑着逗乐。不一会，隔别屋的老陈、老徐，也都呕吐

起来，哇，哇，哇地叫过不停，我因吃得少是最后一个呕吐的人。此

时，我第一反应是中毒。哇哇的呕吐声惊醒了来乡检查工作的李捷区

长，他翻身跳下床查看现场，最后作出结论说：“一定是阶级敌人投

毒，立刻封锁现场，向公安局报告，赶快叫卫生所派人来抢救！”真

不愧是久经革命烽火考验出来的老干部，他镇定自若指挥在场的乡干

部，首先调来附近村里民兵，把乡政府团团围住，凡通往各处要道口

全派武装把守，一面亲自摇电话向市里报告：“凤凰乡工组遭阶级敌

人暗算，现有七八个人处在生命危险中……”

不到一个小时，区上、市上的公安人员，卫生医护人员，分乘着汽

车、摩托车、自行车赶来，警笛呼啸，车灯晃动，人声哴哴，煞是热

闹。经过简单的检查与化验分析，很快得出结论：食物中毒。再一

查，那炒饭的不是食用油是桐油。原来下午五点左右，炊事员从供销

社买来准备油厨房用具，因老婆突然生病便慌忙赶回家，便将那碗桐

油放在案板上，我们却当成菜油炒饭吃下肚子。这下弄得在场的人笑

不是，哭不是，气不是，怄不是，区长李捷更尴尬。为了不致让此事

传为笑话，对外严格保密封锁消息，以利强化敌情观念。

六、白赔的眼泪

　　“阳春三月，江南草长，

　　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川西平原阳春3月的景色，远远胜过风景如画的江南。它千里菜花，

万畴麦穗，黄鹂叫枝，蝴蝶翻飞，溪流似银，绿柳婀娜，在这些日子

里，我喜欢骑着单车在田间地头奔忙，这是多么美妙的享受！

在这诗样般的岁月里，我们所企冀的是祖国的明天象苏联老大哥一样

的美好！那时有句时兴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明天是什

么？楼上搂下电灯电话的集体农庄，烟囱林立马哒轰鸣的城市，田间

奔跑着“耕田不用牛”的拖拉机，喝牛奶啃面包的幸福生活，就这是

人们梦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苏联的伟大领袖斯大林，我们视为自己的

国家的领袖导师，深深地热爱和尊敬。这些认贼为父的理念，全来自

于共产党的教育和苏联文化的影响。那时苏联的电影、苏联的小说，

比比皆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无脚飞将

军》等书，特别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50年代青年人个个

看得如痴如醉，发疯发狂，书中主人翁保尔。柯察金那段“至理名

言”大家记得滚瓜烂熟，不少人写在笔记本上或压在办公桌上作为人

生座右铭：

　　“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而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当你回首

　　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你临死

　　的时候可以这样说：我的一生已经献给人类最壮的事业──伟大

　　的共产主义社会。”

除此，还有个时髦的事就是加入中苏友好同盟，在灰制的上衣口袋上

戴着一枚有中苏两国国旗的小小纪念章，以显示自己是中苏友好协会

会员。

就在这一年──1953年3月5日的下午，工作组全体人员在大厅学习和

看书，“梦觉”突然惊惶失措慌慌张张含着眼泪，从寝室跑出来高声

喊：“不得了，不得了，同志们，告��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全世界

共产主义的伟大领袖，我们敬爱的革命导师斯大林大元帅逝世了！”

大家听着他这一高喊一时不知所措，怔怔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似

信非信地急忙问：“真的吗？真的吗？这消息是听谁说的？”

“梦觉”自参加革命就从家里带个半导体收音机，不论走到哪里都带

在身上，他为了证实自己报告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即忙扭开收音声

的按纽，收音里立即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个女播音员哀婉、凄

切、悲凉的声音：“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苏维埃人民伟大的

统帅，中国人民最忠实朋友，斯大林同志因病于今日上午北京时间8

点45分，不幸在莫斯科国家医院逝世”……

接着是沉重的哀乐声。在场的人一下哭了起来，哭得比死爹死妈还伤

心，我也莫名其妙地跟着哭。不一会儿大家自觉地在手臂上缠上青

纱，胸前挂上小白纸花，心情沉重，颜面悲切。这伤伤心心地哭，有

声有泪地泣，全是出自内心真情，绝非装模作样，更非虚假。但为什

么哭？要流泪？到底他的死与我们有何关系？谁也说不清楚，也无法

说清楚。现在想起来也真笑话，一个外国人，还侵略过中国的外国人

死了，却伤伤心心地去哭他，你说滑稽不滑稽，不是认贼作父么！不

是白白赔了眼泪和情感么。想不到几年后才知道他竟是世界上最残

酷、最专横、杀人如麻的暴君。

在他死后不足三年时间，1956年3月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苏共总

书记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以大量的、无可置疑的铁的事

实，揭露了斯大林在执政期间许多鲜为人知的罪恶。他首先公开列宁

的遗嘱。他说，1922年12月24日列宁曾给即将举行的苏共十三次代表

大会写信，指出斯大林太粗暴，他会不讲道理地滥用权力，列宁建议

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党的总书记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1923

年3月5日列宁曾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其中有这样的话，

　　“我无意这样轻易地忘记你反对我的言行，……您是同意收回您

　　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请你斟酌。”（

　　见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与《给斯大林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

　　版，第36卷第618页。）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苏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于1924年5月召开，

开会之前斯大林十分紧张，意识到在代表大会上宣读列宁的遗嘱对自

己十分不利，他积极进行幕后活动，要求列宁生前的战友如托洛茨

基、加米涅夫等人助他一臂之力，结果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没有在代

表大会上宣读，斯大林得以继续在苏共十三次党代会上当选总书记的

职务。

接着，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的理论。斯大林

说：“社会主义社会越接近，敌人就日益增多。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

的时候，阶级斗争是如此激化。”就在这个“社会主义愈发展，阶级

斗争越尖锐，堡垒最容易被内部攻破”的公式下。在此后斯大林所发

起的“清党运动”中，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

委员139名，其中98名被逮捕、枪毙，出席这次党代会的1225名代

表，其中有1,108人扣上反革命帽子，808人被枪决。《报告》中还

说：“在1937年至1941年，斯大林对军事干部实行了镇压，他们中包

括从营长、团长到高级军官，差不多被消灭。”据统计，1937～1938

年因反革命罪便逮捕150多万人，其中68,1692人被枪毙。可是在他自

己领导编辑的《斯大林传略》一书中，竟把自己说成是“今天的列

宁”，“军事天才和战略天才”，“没有错误的圣人”。在《报告》

中赫鲁晓天还提到为了搞个人崇拜，斯大林以自己的名字搞斯大林奖

金，苏联国歌不提共产党却对斯大林加以无与伦比的颂扬，全国各地

都塑立斯大林纪念建筑物和巨像。他最后号召坚决肃清个人崇拜，不

管它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都要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严格遵守党领导

下的列宁主义原则，广泛地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与滥用职权的个人

专制行为进行斗争……

2003年11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向继东写的《1930年代的肖霍洛

夫》一文透露：1932～1933年间斯大林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使近

700万农民饿死。1933年至1940年就有近千万人被捕，100多万人处决

或死在劳改营里。史学家认为，“斯大林的宝座其实是用千百万无辜

者的血祭奠的。”据不完全统计，在三、五○年代期间苏联全国的政

治犯和判刑人数，多达380万人，其中近80万人被判死刑，死于劳动

教养营感化营、监狱（包括刑事犯）共96万人。当时全苏联人口仅有

1.8亿，受害人数高达3%。

据了解当时参加大会的各国代表团都发有报告文本，在各国代表团中

立即引起强烈的反映，率团参加大会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贝鲁特

就因过去完全按照斯大林模式行事，惊惧万分，自知难逃波兰人民的

惩罚，不几天就猝死在莫斯科。当毛泽东得知《秘密报告》内容后，

曾感慨地说：

　　“苏联揭露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

　　的统治”

　　“斯大林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呼吸这

　　样的空气是不行的，他已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成吉思汗。”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

　　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其实，比赫鲁晓夫作报告早十多年便有一个人深刻揭露斯大林统治时

期存在的问题，这个人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大文豪罗曼．

罗兰，1935年6月他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苏联，曾两次见过斯大林，

经过近一个月的观察、调查，回到法国后他写了《莫斯科日记》。罗

曼．罗兰是一个进步作家，被誉为20世纪人类伟大的良知，他担心

《莫斯科日记》的发表会被扣上反苏反共的帽子，临终前他嘱咐自己

的《日记》在50年之内不得发表。在《日记》中他列举苏联独裁专制

过头，自由民主不足。并尖锐地提出如下几个问题：

１、苏联正在出现一些自称为国家和民族卫士的共产党员及其领导者

　　们，他们不顾一切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这些人表面工资

　　并不高，但享有金钱之外的种种特权（住房、食品、交通工具

　　等），并有给亲朋带来方便的无形影响力。罗兰认为“这个党已

　　经获得控制最高权力集团的权利，一个特殊的共产党人贵族很可

　　能在党本身不知不觉的情形中形成”。“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

　　制，权力正在向腐败下滑”。

２、个人迷信严重。斯大林酷似罗马皇帝，他的肖像如山如海在人群

　　中漂浮着。一切大小成就，功劳必须归于斯大林—个人身上，其

　　它的人只能把自己贬低到一钱不值的地步。罗兰称对斯大林的崇

　　拜已“成为一种宗教般的礼仪”，人们已被训练成木偶，工具；

　　罗曼．罗兰将列宁和斯大林做过比较：当“列宁看到墙上自己的

　　形象，便勃然大怒：‘这使我感到厌恶。到处我都看见自己的猪

　　脑袋。’而斯大林则相反，他有自我欣赏、自我欢呼的癖好。”

３、肃反扩大化，排除异己，乱抓滥杀。罗曼．罗兰问：“为什么你

　　们对政治犯是那样残酷无情，对冤假错案却幸灾乐祸不足挂

　　耻？”

４、不民主，人们不敢说心里话，在苏联“谁要是袒露心灵，谁就等

　　于出卖自己；”

５、相当多出身不好的青年感到没有前途，处于半麻木状态，无形中

　　就不人道地形成一个为社会所遗弃的阶级。罗兰认为苏联的个人

　　迷信并非真的来自群众，而是领导自己制造出来并加以维护的。

　　最后，他写道：“苏联那样干下去，肯定是干不好的，一定要出

　　大乱子，要崩溃的。……”

当然谁也没有想到在一年后的中国，我们“伟大领柚毛主席”的所作

所为竟超过斯大林十倍、百倍、千倍，变成比斯大林还暴的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