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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23日，貴陽小河法院對黎慶洪等56名被告人進行了一審宣判，判決黑社會罪成立。黎慶洪的辯護律師周澤在聽完宣判後，含淚發出了一聲哀鳴：“刑辯已死！”一個多月後，周澤等十餘名本案的辯護律師，在為當事人提出上訴的同時，還幹了兩件頗有爭議的事情：一是向有關部門實名舉報本案一審法官違法犯罪；二是向貴陽市公安局申請遊行，以抗議本案的審判不公。

　　在貴陽小河案一審宣判後，北京的一位維權律師以嚴厲的口吻對我說：對於那些明目張胆違法辦案的人員，不論在案件的那個環節，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還是審判階段，刑辯律師應當毫不猶豫地進行舉報。因為這些人的行為是在犯罪，而我們如果視而不見，不採取行動，那我們就是失職，嚴重的失職！

　　我也是貴陽小河案的辯護律師之一，我的當事人蒙祖玖也被小河法院冤判。我沒有發出“刑辯已死”的哀鳴，我也沒有對一審法官進行舉報。當然，我更不會參加遊行的申請，雖然我明知這個申請不會被批准。我沒做這些，與我的做事風格有關而與我的立場無關。其實，我是同意並且支持周澤等律師的行動的。

　　舉報、遊行、網絡直播、公布錄像，近期還有一位律師在微博上向某地官員宣戰。這些可都不是律師的主業，或者說根本就不是律師的份內事情。已經有人對周澤等刑辯律師的做法提出了異議。除了那些不值一駁的五毛黨言論，大部分人的觀點為：刑辯律師，依照法律程序在法庭上為被告人辯護就行了，沒有必要也不應當在法庭外搞這些事情，這會干擾司法獨立。業內也有資深律師認為這樣進行炒作會自毀律師形象，並且告誡道：要做技術型刑辯律師，不要做炒作派。我覺得外界的評論和業內的告誡貌似公允，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

　　2011年，我參加了“北海案”的辯護。我與其他同案辯護律師一樣，希望辦案機關嚴格遵守法律程序，審判、公訴、辯護三方各司其職，圓滿完成本案的審理工作。開始，大家都希望做一個技術型的辯護律師。可這只是一廂情願。

　　此案是一件五名被告人的“故意傷害”案，2010年即已經開庭審理，當時由廣西的楊在新等四位律師擔任辯護人。可是在第三次開庭後，楊在新等四律師被偵查機關抓起來了，罪名就是“辯護人妨害作證”（刑法第306條），同時被抓的還有幾名辯方證人。這樣一來，五名被告人一下子沒有了辯護律師。於是，以律壇怪俠楊金柱為首的十餘名來自各地的刑辯律師，在為楊在新等四律師維權的同時，也為五名被告人擔任辯護人。

　　此案辯護工作的艱險過程，從庭審結束後總結的本案辯護律師的“五不精神”可以看出。所謂“五不精神”，就是“嚇不走、打不怕、累不倒、拖不垮、氣不死”，具體為：

　　1、嚇不走：辯護律師們數次收到威脅短信，要我們放棄此案的辯護，否則“走不出北海”；還有不明身份者的跟蹤和監視；在北京開會研討，會場被攪局。

　　2、打不怕：第一次被打是在賓館，陳光武律師和李金星律師遭到自稱是被害人家屬的打罵；第二次被打在看守所外，仍然是這些人對前來會見被告人的律師進行漫罵、撕打；第三次在北海中院門口，休庭出門的律師被不明身份者追打，徐天明律師的眼鏡被打掉。

　　3、累不倒：每天白天開庭，晚上準備。經常發現有的律師房間半夜三點還亮燈，要麼還沒睡，要麼已經起床。有的律師感冒、拉肚子，吃點藥繼續堅持。

　　4、拖不垮：連續22天開庭（中間休息三天），許多律師是提前兩三天到的。個別律師遇到他案開庭，經向審判長請假，也是快去快回。

　　5、氣不死：開庭時被害人家屬數次站起來指責，旁聽席也有人謾罵；公訴人超出職責屢次對辯護律師進行人身攻擊；網絡上大量五毛造謠中傷；這些都忍了。就連房立剛律師在看守所被抽出褲腰帶安檢，也忍了。

　　上述“五不精神”，爭來了法院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爭來了警察出庭作證，爭來了控辯雙方的偵查實驗。當然，也爭來了法庭辯論中，每位辯護律師按照周密準備的辯護思路，完整地發表完畢自己的辯護觀點。

　　雖然北海案到目前還沒有宣判，結果還無法預料。但是如果沒有上述“五不精神”，恐怕早就宣判了，宣判各被告人指控罪名成立；而且，楊在新等四律師也早就被投入監獄服刑了，而不會像今天這樣全部取保候審在外。

　　在如今的司法環境中，刑辯律師要想一心一意搞辯護，一切在法庭上見分曉，幾乎不可能。每一個刑事案件的辦理過程，都是一場抗爭的過程，或者說是死磕的過程。貴陽小河案表現的尤為突出。可以這樣說，沒有辯護律師的死磕，此案被告人的一切訴訟權利都將被剝奪，特別是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啟動，證人的出庭作證，鑑定人的出庭，沒有死磕，想都不要想。當然，死磕就會有風險，就要有犧牲。由於死磕，有四位律師被當庭逐出法庭，數位律師被警告、訓誡；由於死磕，小河法院絞盡腦汁脅迫當事人解除了27位辯護律師的委託。最嚴重的後果就是，參與此案和其他案件的死磕派律師，被最高法院某領導斥之為“鬧庭”，“無良律師”。

　　刑辯之難

　　刑辯律師的三大難，即“會見難、閱卷難、取證難”已經是老大難問題了。以我和我的同事的執業經歷看，可以肯定地說，沒有一個刑事案件沒有遇到上述之難，甚至於更多的難。

　　會見難。

　　會見難主要發生在偵查階段。偵查機關不歡迎律師會見，甚至於從內心裡牴觸律師會見，這由其工作性質決定，所謂屁股決定腦袋，是可以理解的。《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規定：“受委託的律師有權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關案件情況。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這裡的“偵查機關可以派員在場”，就給了偵查機關寬闊的想象空間。他們變相拒絕律師會見的一個理由是沒有人員可以安排陪同會見。於是，不論是一般情況的48小時內安排會見，還是特殊情況的五天內安排會見，只要一句“沒人陪同”，就給破解了。而且有的偵查機關辦案人員還自我解釋說：“只說48小時內安排會見，沒說必須在48小時內會見到。我們安排你48小時後會見也不違法”。

　　這樣的偵查機關還與律師糾纏48小時，而有的根本就不糾纏這個，不收律師的委託手續和會見函。這一招比較絕，讓你的48小時無從起算。於是，律師只得用特快專遞給寄去。可是人家更有絕招，說特快專遞是收到了，可是裡邊什麼也沒有。北京刑辯律師張燕生就遭遇到了這一招。無奈，她只得追着公安局長送手續，可是人家又追着她要送回來，在公安局大院中演出了一場擊鼓傳花。看似十分好笑，實際上顯示出有的偵查機關在抵制律師會見上，已經呈現出不顧體面的流氓嘴臉了。

　　《律師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但是這個規定在實踐中形同虛設。許多陪同的偵查人員在半路上就反覆叮囑，不能談案情。在會見時一旦發現律師與犯罪嫌疑人的談話涉及具體案情，便會予以制止。其實沒有任何法律規定不得談案情。不談案情會見還有什麼意義？《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三十五條（二）提到的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關案件的情況”，就是可以談案情。而《關於人民檢察院保障律師在刑事訴訟中依法執業的規定》更詳細，其第６條規定：“律師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時，可以了解案件以下情況：（一）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況；（二）犯罪嫌疑人是否實施或參與所涉嫌的犯罪；（三）犯罪嫌疑人關於案件事實和情節的陳述；（四）犯罪嫌疑人關於其無罪、罪輕的辯解；（五）被採取強制措施的法律手續是否完備，程序是否合法；（六）被採取強制措施後其人身權利、訴訟權利是否受到侵犯；（七）其他需要了解的與案件有關的情況。”按照這個規定，更可以談案情了。因此，我在偵查階段會見時，都帶着這兩個規定。一旦偵查人員不讓談案情，我就拿出來給他看。有時見效，有時無效。

　　偵查階段的會見，偵查機關派員在場是有法律依據的。而到了審判階段還在場，則沒有法律依據了。可是有的偵查機關就公然這麼幹。我在北海看守所會見我的當事人時，就有數位公安人員試圖進入會見室，被我阻擋在外。另有一位看守人員試圖坐到被告人身邊，我提出異議後他移到門外，但仍然坐在那裡監視。我質問“你是什麼人，為什麼坐在這裡？”他回答說是看守所的人員，坐在這裡休息一下。我哭笑不得。而我的背後，數名公安人員仍然在來回走動，以恐嚇被告人。結果被告人被嚇得不敢說話。此案其他辯護律師也有此遭遇，有的會見成了啞巴會見，被告人一句話不說。

　　看守所有時也在抵制律師會見上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如北海案的前期，對外地辯護律師百般刁難。除了要登記律師證，還要登記身份證，缺一不可。《律師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受委託的律師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託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並了解有關案件情況。”由此可見，律師憑三證即可會見，而該看守所卻硬要律師拿去法院蓋章。更有甚者，這個看守所還要單獨給我們這些外地律師安檢。我當然拒絕，我說這些都沒有法律依據，請你們依法辦事。經過全體辯護律師的抗爭，該看守所不得不糾正了錯誤，我們得以會見。

　　幾年前我到湖南的一個看守所要求會見，案件已經到審判階段了，按理不會發生什麼意外。可是該看守所說檢察院打了招呼，此被告人不能見律師。我去與看守所長理論，所長說你們北京律師會說，我說不過你，我走。說完就上車跑了。此景使得我目瞪口呆。

　　最近也是在湖南，陳光武律師去會見一個審判階段的被告人，看守所告訴他不能會見，因專案組“封監”了。我們聽到“封監”這個詞感到費解，實在想象不出專案組有什麼權力這樣搞，也實在不理解看守所為什麼要配合它這樣亂搞。面對此情此景，我們立即決定採取三項行動：一是向省市有關部門投訴；二是向法院起訴；三是微博直播。經過一番折騰，該看守所同意會見了。

　　貴陽小河案一審宣判後，王誓華律師作為一審辯護人前去會見被告人，以便徵求上訴的意見。該看守所告知不能會見。問何由？答覆說接上級通知。問為何別的律師可以會見？答覆說別的律師沒上名單，你上了名單。王誓華律師一看名單，果然有一份本案被告人及其律師的名單，名單上王誓華律師和楊學林律師的名字後做了記號。由於我的當事人已經取保候審在外，我就不需要去會見了。要不然，我也會有此遭遇。

　　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問題，就是申訴階段的會見問題。律師會見關押在看守所里的被告人，雖然不是那麼順利，但起碼是有法可依的，在《刑事訴訟法》和《律師法》裡都有明文規定。但是當被告人被終審判決（裁定）定罪判刑後，他就被送進了監獄，此時如果他仍然不服，想委託律師代理他的申訴，或者他的親屬委託律師代理申訴，律師如何到監獄裡來會見他呢？現行《刑事訴訟法》和《律師法》沒有規定。而《監獄法》的所謂“通信、會見”，指的是其第四十八條規定的“罪犯在監獄服刑期間，按照規定，可以會見親屬、監護人。”這裡也沒有說可以會見律師。另外，司法部《律師會見監獄在押罪犯暫行規定》恰恰遺漏了律師代理提起申訴的會見問題。

　　如此一來，申訴階段的律師會見，無法律保障。

　　律師會見，到底是一人還是兩人，目前全國各地不一樣。《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以外，還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作為辯護人”。按此規定，如果被告人請一名辯護人，當然就一位律師會見。再增添一個陪同會見的律師，既無必要，也不經濟。近幾年來大部分省市均可一人會見，可是還有的地方強行規定必須兩人會見。這導致我們在去某地會見之前要先問明白，你們那個地方是如何規定的？以便決定要麼兩人去，要麼到那裡的律所請一位陪同的律師。如果你看到有的地方看守所邊上的律所鋪子打出“陪同會見”的廣告，就說明這個地方會見需兩人。還有更奇怪的，某直轄市除了一家看守所需兩人會見外，其他的看守所均已經可以一人會見了。不知道這一家為什麼還在堅持必須兩人？

　　閱卷難。

　　自2008年新《律師法》實施以來，閱卷的問題有所好轉，大部分地方都可以在審查起訴階段閱卷。但是在閱卷的方式及複製的問題上，各地不一。如有的地方規定只能複印不能拍照，而有的地方相反，規定只能拍照不能複印。有的地方只能閱證據卷，不能閱程序卷。

　　最近我到號稱閱卷改革的廣州市檢察院閱卷，發現並不是像宣傳的那樣方便。一是他們分AB卷，所謂A卷就是程序卷，B卷就是證據卷。一般經過預約會先讓你閱A卷，而B卷還要等另行通知。也就是說，你想一次搞定是不可能的。二是只能拍照，而且是對着電腦拍照，不給你紙質的卷宗。這就使得複製的卷宗的清晰度大打折扣。我問為什麼不可以從電腦直接打印？書記員回答打印的費用不好收，物價局沒有批。我又問為什麼不可以直接用優盤拷？沒有得到回答。

　　現在的卷宗除了紙質材料，還有刻成光盤的視聽資料。這些材料，要麼只見證據目錄上有，不見真傢伙；要麼有光盤，但是不讓複製。北海案經過辯護律師的艱苦抗爭，最後法院同意複製。而我與楊金柱、陳光武律師在南昌辯護的一個案子，法院死活不讓複製光盤。

　　調查取證難

　　立法上，律師的調查取證權被限制了。《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七條說：“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按此規定，律師到任何單位去、找任何人調查取證，人家都可以拒絕。現實中證人拒絕律師取證是可以理解的，他們害怕。我已經經歷過不止一個案子，在我找了證人後，偵查機關又去找證人，或者將證人傳喚過去。客氣一點的是了解證人向律師說了什麼，不客氣的就威脅證人改變其對律師的說法。

　　證人出庭難。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百四十一條規定：“證人應當出庭作證。符合下列情形，經人民法院准許的，證人可以不出庭作證：（一）未成年人；　　（二）庭審期間身患嚴重疾病或者行動極為不便的；（三）其證言對案件的審判不起直接決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但是這個規定幾乎得不到執行。控方證人不出庭已經是常態，而不管是不是符合上述四種情況。雖然辯護律師經常以某控方證人未出庭而否定其證言的真實性，但是從來未見法院接受這個觀點。現在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即便辯方自己的證人，也難以獲得出庭的機會。貴陽小河案，以全體被告人下跪哭天喊地為代價，才換得少量證人的出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