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幾年前，俺閒逛了一個小書店。沒想到，在那個不起眼的好像名叫“苦竹書店”的小店鋪里，俺第一次讀到了孫隆基寫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這是繼十年前吳思的“潛規則”一書之後，又一本產生內心共鳴的書。一般來講，俺是不讀中國人寫的書的，只讀那些稍有名氣的中國學者翻譯過來的、印刷數不超過2000的外國人寫的書，呵呵。中國人文學者經歷過毛時代殘酷的思想專制，大多寫的都是陳詞濫調，說的話都不是自己有體會的話，俺實在無法共鳴。 但是，孫隆基的書讀起來，我就覺得他是在說自己內心的想法。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但你不能否認他是懷着真誠在說話，他說的都是他內心想的。他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剖析中國人的行為舉止後面的文化原因。他就像一個給一個文明做診斷的醫生，手拿解剖刀一點一點地將中國文化分解開來，讓你聽慣了“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博大精深”之後，看看到底中國文化是怎樣塑造中國人的性格的。 吳思，是一個看透中國官場文化的人；而我認為，孫隆基乃是一個看透中國文化的人。以下文字轉載自新浪網，又一個縱容鄙視中國的網站？
http://news.sina.com.cn/c/2007-08-13/112013652292. “中國人探討國民性往往是為了救國家，美國人探討國民性往往是為了救個人。”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孫隆基更傾向於後一種態度 本刊記者 黃廣明 發自香港
7月中下旬舉行的香港書展上，學者作家名流雲集，孫隆基在其中絕不是最惹眼的一個。香港市民追捧最多的是金庸、倪匡這樣的武俠小說和科幻小說大家，學者方面，於丹和她的“莊子”、易中天和他的“三國”大行其道，相比之下，孫隆基似乎有些小眾，而他的講題——《美國大眾文化中的第三性和東方人》也稍顯另類，或者說後現代。
為數不多專訪孫隆基的媒體，興趣點主要在他的一部寫於上世紀80年代初的“前現代”作品——《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在20年前的中國大陸，它以非法出版物的形式(主要是複印件)一紙風行。學者許紀霖回憶，“我至今還保留着那份複印件，書角已經捲起，字跡模糊，不知道已經是原本的第幾代孫，上面還布滿了各色各樣的手印、油跡和警句式的批註——我已經記不清有多少人曾經向我借閱過。”而作家傅國涌也描述，當年他拿到十多頁該“書”的詳細目錄，“如獲至寶”，那時他是一個鄉村中學的教師，不容易得到全本。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成為那個年代“文化熱”的必讀書目，甚至可以說是它拉開了“文化熱”的序幕。
但這本書卻因為對中國文化劣根性“硬心腸的”、“千刀萬剮”(孫隆基語)式的解剖，而遲遲未能在大陸出版。
2004年，《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刪節本)一書終於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在大陸出版，此時，已距書稿面世二十又一年，孫隆基也由意氣風發的青年變成鬚髮灰白的老者。
“千刀萬剮”解剖國民性
孫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於重慶，在香港長大，18歲高中畢業後去台灣上大學，在台7年，獲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1970年代初去美國深造，1981年至1982年，正在斯坦福大學攻讀東亞史博士學位的孫隆基來到上海復旦大學進修。這樣豐富的人生經歷，讓孫隆基諳熟中華文明的核心地區，同時在海外的學習生活，讓他在與外族的對比中對中國人的特性有了深刻的了解。
終於，一直以來鬱積在年輕的孫隆基心中的對自己文化的不滿，於80年代他在大陸的兩年時光爆發——1983年，他寫成《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
“本書是作者對自身文化‘硬心腸的’反省的結果。”孫隆基自白，“的確，讀者會感到本書的行文是熾熱的，但不是熾熱的愛國主義，而是對自身文化的一種接近白熱化的反感。這種反感是如此的強烈，以至由它啟發的文化批判遠遠超出一般的國民性批判。本書的特點，正在於它不是泛泛地羅列幾項或十來項國民的‘劣根性’然後提出老生常談的補救之道，而是近乎千刀萬剮式的切割。這個濃烈的感覺，是只有身處其中而又全力地掙脫出來才有的感覺。”
孫隆基並不健談，他所有的深刻都集中在了他的文章里，他的書面語，比他的口頭語表達流暢得多。以下是幾則孫隆基典型的表達(均見於《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中國人對“人”下的定義，正好是將明確的“自我”疆界剷除的，而這個定義就是“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個“二”字，亦即是說，只有在“二人”的對應關係中，才能對任何一方下定義。在傳統中國，這類“二人”的對應關係包括：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個對“人”的定義，到了現代，就被擴充為社群與集體關係，但在“深層結構”意義上則基本未變。
——中國文化“二人”定義“一人”的設計，就是讓雙方具“體”地感覺對方的“心”“有到”自己“身”上時，才去“做人”，一旦越出了人情磁力場的溫暖包圍，自己就不知怎樣去“做”，也毋須理會。筆者當時在大陸時發現：在公共汽車上以及街道上的吵架，幾乎無日無之。確實，如果熟人走路時提箱子，中國人總會搶着替對方提，然而，如果是陌生人，自己提箱子刮到了對方，也很少道歉。有時，在馬路上看到騎自行車者撞到了路人，對方已經痛得彎下了身，撞人者為了自己的“面子”，還振振有詞地訴說對方不對，結果自然引發了吵架。此外，大陸的人在排隊時遇到了熟人也要來排隊，總會硬將他拖到自己之前，熱情地說，“你先！你先！”但是，如果是陌生人，即使已經排在自己前面的，也會設法搶在他前頭。
——中國人沒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識”，缺乏“終極關懷”，一切以“身”的安頓為依歸，造成“有一口飯吃就行”的極端世俗化的人生態度。因為缺乏宗教對精神的提升，加之長期處於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處境中，中國人最大的願望就是魯迅所說的“但求做穩奴才”。
再如，他觀察到，中國男性有如此傾向：即使對一個女的感興趣，但第一次接近時，往往會帶了另一個男的一起去，結果搞到女方不知到底哪一位才是要向自己發動攻勢的人。(女性也有類似傾向)進而判斷，中國人除了沒有強烈的代際分化之外，也比西方人少性別分化。從一些跡象——文化中主流的男性形象是女性化的“白面書生”，大眾戲劇中“顛鸞倒鳳”傾向的普遍化——可以看出中國人有將男女之性別曖昧化的傾向。如果一個文化中的主流男性形象是女性化了的男性，就似乎可以顯示出：無論男女所喜愛的，想與之認同的形象都是性別曖昧的，在異性的外形下有着許多同性的內容，或在同性底下有着許多異性的內容。
“一些在大陸普遍性存在，在香港與台灣也仍然可以見到的現象——隨地吐痰、吐口水、擤鼻涕、當眾挖鼻屎、搓身上的老泥、在人群中放屁、吃飯時將骨頭吐在桌上(在公共食堂則吐在地上)、將公眾場所當作隨便可以丟垃圾以及倒污水的地方、不守時間、不守規則、沒有排隊的習慣、對身體的動作失去控制(隨便撞人、抖腳)，等等——都是在孩提階段沒有訓練好的結果。”這些在中國人生活中司空見慣的現象，在孫隆基眼中，是中國人具有“身體化”特徵的表現。孫隆基進一步指出，“一般說來，當一個人養成自製自律的肌肉動作之時，就是他的‘自我’疆界開始浮現之時。然而，中國人在肛門期養成的那種可以將排泄物隨意地放入外在世界，以及可以讓外在的意志任意地加在自己身上的習慣，則仍然保持了口腔期的‘人我界線不明朗’。因此，當西方孩童的‘自我’疆界開始浮現的階段，也正是中國人訓練孩童不要有‘個性’的時刻。換而言之，從‘人之初’，中國人就設計了由‘二人’定義‘一人’的局面。”
所有這些林林總總的、在國人身上自然而然而不自知的現象，在有着國際生活經驗同時從事歷史文化研究的孫隆基眼中，卻解讀出了“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國人對個人觀念、身心態度、公私利益、家國關係等根本問題的認識都沉澱在這種深層結構中——總體上，他用“二人”與“一人”的文法規則來整理這些觀察與印象：中國人的“二人”表現為“心”，而“一人”的型態則是“身”，正是“心”對“身”的“照顧”造成中國人個體的不發達，前者變成後者的組織原理，它導致“自我之被非組織化”，使人格構造具有過度“母胎化”、“口腔化”以及“身體化”傾向。後者包括對身體動作和功能採取較放任態度。這種“心”對“身”的組織或者非組織的文法也表現在中國“國家”對“社會”的作用上。沒有前者的“治”，後者會趨於“亂”。
我和柏楊、李敖都不同
很多論者將孫隆基與柏楊、李敖相提並論。“確實許多人將我和他們兩人作比較，但這其實是對我和《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的誤讀，我和柏楊、李敖都不同。”孫隆基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他寫《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主要是從學理上研究中國人性格中的“劣根性”，試圖從中國人兩千年的文化傳統中找出“劣根性”的文化基因，“柏楊和李敖主要以文採取勝，在當時台灣特定歷史下，他們用誇張的語言描寫中國人的‘劣根性’，吸引了讀者和年輕人的眼球。”簡言之，兩者的區別是學者與作家的區別。
談到這本書的寫作動機時，孫隆基說，“對這本書較常見的反應是：‘它如何去救中國？’關於這一點，我確實沒有答案。在有機會與讀者面談的場合中，我的答覆總是：‘這本書中是我個人的陳詞。’換而言之，‘救國’原非寫這書之目的，它只是表達了一個人與其原生文化之間的疏離而已。以一個‘個人’身份，毋須藉着‘替中國找出路’的名義，而斗膽反映一己與文化之間的異化，這已經是一種立場——也就是我主張的確立‘個人’的一個表現。”
“中國人探討國民性往往是為了救國家，美國人探討國民性往往是為了救個人。”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孫隆基更傾向於後一種態度。
矛頭指向美國
按照中國人的罵人方法，你真可以罵孫隆基“沒良心”、“數典忘祖”，最後你還可以質問他，“你還是炎黃子孫，你還是中國人嗎？”
其實，孫隆基早已不是法律意義上的中國人，他現在是美國公民。
即便是在文化上，孫隆基也有意識地疏離己身所出的中國。對孫隆基來說，寫作《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的過程，也是一個自身人格重組的過程。他對自己出身民族的劣根性瞭然於胸，因此，自覺不自覺地，他開始了自我反省的過程。
孫隆基在香港長大。小時候，他夢想當一名畫家，但上大學時最終選擇了更喜愛的歷史專業。無論是繪畫，還是歷史，在務實的香港人眼中，都是沒多大用處的東西。70年代初，他去美國之後，一位香港同胞問他學什麼專業，他說是歷史，這位同胞臉色立馬變了，那意思很明確，“覺得那是很笨的人讀的，日後找不到工作”。
類似的親身經歷與所見所聞，讓他思索中國人的務實與身體化傾向，這正是他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第一版序中寫到的——
筆者原本的計劃是探討中國人“現代化”的問題，因此書名原定為《中國人與現代世界》。但是，深入探討的結果，發覺固有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特色並不因“現代化”而減滅，反而是有加強的傾向。因此，遂憬悟到：“傳統”與“現代化”的二分法不一定能夠成立，而所謂“現代化”可能只是表層的現象，至於一個文化則有其不變的深層形態。
例如，香港與大陸、台灣比較，無疑是最“現代化”的中國人社會，而中國人的“食”卻因物質條件的許可而獲空前未有的發揚。香港有四五層的飯店，每層有四五十張桌子，乃世界上少見的現象。連當今之世最富庶的美國都沒有這種現象。筆者在日本的東京時，則發覺有七層樓的書店，每一層比香港的“三越”還要大，也是世界上罕見的現象，連美國也沒有。從香港與東京的這兩個特色，就可以看出兩地不同的精神面貌。
孫隆基在中國進修時，大陸剛去“文革”不遠，物質還很貧乏，觀今日大陸經濟起飛之後餐館的火爆，毫不遜於香港，可見孫隆基當年觀察之深刻。
記者請他給出醫治中國人國民性的一個藥方，他卻說沒有，“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只是一個文法(grammer)，這個文法可以創造出佳詞妙句，也可以創造出很醜陋的句子。”正如他在書的結尾所說，“在本書裡，中國文化以十分負面的形象出現，那是因為它被放置入一個由他人締造的‘現代’世局中，一切條件對它來說都是不利的，原來衡量它的所有標準也必然是異化的。但這個‘現代化’該不斷被重新定義。中國文化的‘文法’規則能否在新的世局裡創造出簇新的佳詞妙句，我們將拭目以待。”
孫隆基有着典型的江浙人的相貌。2006年2月18日，61歲的他在台北舉辦了一場典型的中國式婚禮，擺宴席15桌，與學界知己、台灣淡江大學教授、“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主任葉紹國喜結連理。此前，孫隆基曾與一位意大利女性有過一段婚史。在葉紹國眼裡，丈夫是一個很聰明很勤奮的人，有大智慧，不重細節，“很瀟灑，出門時兩手空空”，“業餘愛好是收集瓷器”。
2005年，他以美國孟菲斯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之職回到台灣，任職台灣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我雖然在美國生活了34年，是人生中最長的一段時間，但是我在美國不生根，在中國也不生根。鄉愁的問題有一點，但是要說很深的概念，真的沒有。”
孫隆基的母親還健在香港，此次書展期間，他與妻子抽空探望年邁的母親。在推崇孝道的中國，這個舉動與所有正常人無異。但讓記者聯想起他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所批判的中國人的“戀母情結”，而中國母親對子女過於呵護也造成中國成人的不獨立和兒童化。在記者採訪他的過程中，遇到雙方都想表達時，他竟停下話來讓記者先說。孫隆基身上中國文化的因素還有幾何？它與西方文化的因素是如何搭配重組他的人格的？在短時間的接觸中還真不好判斷。
“身為中國人我也曾經自卑過。”孫隆基說，這讓他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一個世界主義者。作為學者的孫隆基很簡單，支撐他學術進程的只有“求真”與“批判”二詞，與愛國與否無關。“讀者或者會發覺到我對中國人的批判不如20年前熱衷，這是由於本人的一個毛病：我總是對自己的祖國批判不遺餘力，如今既然入了美國籍，因此遂把矛頭指向了美國。請讀者對我的《殺母的文化》拭目以待。”
孫隆基
1963年考入台灣大學歷史系，獲學士學位，後進入台大歷史學研究所。1971年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進修東亞史，後轉俄國史。1977年入斯坦福大學博士班。1983年在香港發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流傳於中國內地並引起巨大反響。1984年獲博士學位後，任客座教授於堪薩斯大學蘇聯與東歐研究所與歷史系，1985年獲梅隆研究員獎，在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訪問一年，旋即獲加拿大克倫研究員獎，
1986年獲得田納西州孟菲斯大學永久教職，於孟菲斯大學任職至2004年12月，轉赴台灣中正大學歷史系。著作有中英文論文多篇，收集於《歷史學家的經線：歷史心理文集》(2004)。專著有《未斷奶的民族》、《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 》(2002)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