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急诊室里，爸爸，您的脸色已有点儿发青，口唇发暗，行动不能。我和妈妈还互相打气。说没事儿，您命大。九八年，三次病危通知，您都闯过来了。这次，一定没事儿。记得那次，您昏迷了四十二天后，才清醒了过来。我问您，濒死的感觉。您说，您并不感到痛苦。您变成了一只大鸟，在海面上飞呀飞。飞累了，就落脚一个山头歇一会儿。然后，再飞。可我心里清楚，这次您可能是真的飞了，飞得远远地，飞得，我们用手用眼都够不着了。
我不断盯着监护仪，密切观测着心律，血氧和呼吸波的变换。我还不断抚摩着您的头发，攥着您的手，想把您拉得离这边近一点儿。也想像在家时一样，给您拍拍背，揉揉肩，按摩一下风池穴。往日里，您总说，我按摩得不好。
爸爸，您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一生教书，是书呆子。但也极爱子。我幼时瘦小，易被欺负。爸爸，您曾背着换来的二十斤大米，然后吃一个月的窝头，领着我去求乒乓球教练，求他收下。您老跟妈妈说，孩子这么瘦小，以后下乡，可怎么办啊！？
文革时，单位下放，您心情不好，很少笑。妈妈说，那段时间，能让您眉头有点儿舒展，脸色平和的，就是您可以静静地在台灯下一手烟卷，一手翻书的时候；而能让您发出极少的微笑，就是晚饭后，我们一家四口出外散步，看着我和弟弟在您和妈妈的前面跑来跑去，又在您们中间，来回穿梭的时候。
我联系出国时，并没告诉您和妈妈。悄悄地通过面试，拿到了签证，才向您们摊牌。您们气愤震惊之极，转身离去。可过了几天，您就把您从各个图书馆找到的材料，汇总成一个报告递给了我。可我却对将至之地知知甚少，也没兴趣。那份三十几页的报告，我在飞机上看了三页，就丢下了。
儿子，从来没把您的苦心放在心上。认为这是应该，这是迂腐，这是多此一举。爸爸，我错了。
监测仪上一直在变。血氧忽上忽下，心率一直都快。呼吸也由浅变深，变快。器仪上，曲线竟如M型。我心里一沉。过了一会儿，M型的左肩上，竟出现了一个缝。我怕我视力模糊，摘掉眼镜去看，竟看到的是一个大缝。后来，M型的右肩上也出现了缝。缝愈来愈多，口子愈来愈大。最后，竟变成了一根根光秃秃的棍棍。我的心，被撕碎了，一片一片的；当父亲，您终于累得不行了，停止了挣扎，没了呼吸。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喊着，爸爸，爸爸，您睁开眼睛。您摇摇头啊！可您却一动不动。我的心，刹那间，被挖掉了一块。空了。那块肉，没了，被我弄丢了。再也补不上了。只有等几十年以后，我也去了，才能把这个坑填平。
那个在门框上，隔一段时间，就让我和弟弟量一下个，画一下痕，笑咪咪的人，没了；
那个在后座上载着我，迎着风雪，吃力踩着自行车，送我学打乒乓球的人，没了；
那个在公园的水池里，摘掉眼镜，一头扎到水底，帮我去捞朔料凉鞋的人，没了。
没了。
爸，您一路走好。慢慢飞，累了就歇一会儿。几十年以后，我会去找您。到时，我还给您拍背，揉肩，按风池穴。下次，儿子一定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