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产生"科学"的原因

[编者按: 这篇旧文，略加修改重发。算作对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讨论的呼应。

中国远在宋朝就有了类似近代西方出现的科学技术萌芽，并且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有着大量的科学技术实践。然而中国古代社会终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必然？是偶然？在笔者看来，起码是有着很大程度的必然性的。这一点，我在《老几论科学》系列有过探讨；着重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以“道”总领道德思想文化，天人合一，不主张割裂主观客观；这与西方科学以人的主观来观察客观世界，是南辕北辙的。物理学家杨振宁有个说法，大概意思是易经妨碍了中国的科学，争议很大。我以为至少在这一点上，杨先生比反对他的那些人要高明多了。

本人认为，万物应需而生。人类所有的文明活动，都不过是为了满足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需求，所有的思想文化也无不与此有关。东西方由于特定的地理历史环境，产生了不同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而这些需要的产生，一方面很大程度受统治者的主导，一方面下意识地被宗教信仰驱动。前者是对人生自身的需求，后者是对死后的考虑。东西方这方面的不同，很大程度决定了科学的命运。

老几在学习休谟哲学时，尝试着从休谟因果律的角度分析，以“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不了科学的原因”一文，对各种流行的说法专文作过讨论。

我想说明的一点是，如果没有西方文明，东方大多数人或许永远是被当做低级工具活着；如果只有西方文明，人类在西方的丛林规则下，大概已经剩不下几个。

人类正在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而且日益接近自我毁灭。科学这个双刃剑已经开始反转，是看着它直刺过来，还是运用太极把它弯转，这正是考验人类智慧的时候。而如果您懂得阳极生阴，阴极而阳，就不难知道，解救人类的钥匙，或许就在东方人的身上。]

爱因斯坦关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基础有一广为人知的论断：“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发现居然(在西方)被做了出来。”

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传统的贫乏和胜利》中引用了这段话。李约瑟的长篇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里处处体现出的是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论题，而令李约瑟困惑的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竟然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这段引号均为老几所加，笔者注）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很多人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基点进行考察的，试图解释李约瑟难题，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基因不足是中国没能产生现代科学的原因。在他们看来，科学就是一种文化，它是西方特定的社会环境背景下的产物，是西方的文化。如张荫麟在《论中西文化的差异》道："中西文化的一个根本差异，是中国人对实际的活动的兴趣，远在其对于纯粹活动兴趣之上。以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我国的《大学》、《中庸》来比，是极饶兴趣的事。亚里士多德认为至善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真理的观玩。至善的生活，是无所为而为地观玩真理的生活。《大学》所谓止于至善，则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中国人讲好德如好色，而绝不说爱智，爱天。西方人说爱智爱天，而绝不说好德如好色? …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实可以解释这价值意识上的差异。”

有人将产生上述这种差别的归于农业为中心的经济生产方式。在这些人看来，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人民个性的好处是诚朴、稳重、和平和坚忍；缺点是愚昧、自私、乏冒险心和不能合作。农业社会势力大，求知之心不能发达，而科学思想亦无以发展。

《竺可桢文录》记载了已故气象学家竺可桢就的这一问题的有关研究和论述。竺可桢归纳起来当时的研究后发现，大多数的研究以为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的没有这种能力，而是由于我国历史上环境不适宜的缘故。如陈立的结论是：拟人思想的泛生论；没有工具思想的直观方法；没有逻辑；没有分工；客观与主观的混淆；理智的不诚实等等。还有学者归因于中国人太重实用。如历法之应用早已发明。对于地圆之说，亦早知之。然因不再继续研究其原理，以致自然科学不能继续发展，而外国人则注重实用之外，尚能继续研究，由无用而至有用，故自然科学能大有发展。“为什么我国民族太注重实用呢？实由地理、社会、文化环境使然。中国为大陆文化，人多以农业为主，只希望能自给自足之经济。"

而李约瑟博士本人“亦以为近世科学之不能产生于中国，乃以同于环境即地理上、气候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四种阻力。地理方面，中国为大陆国，向来是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和西方希腊、罗马、埃及之海洋文化不同。气候方面，亦以大陆性甚强，所以水旱灾患容易发生，不得不有大规模的灌溉制度；而官僚化封建势力遂无以扫除。中国经济，和社会方面，秦朝以来，官僚士大夫专政阶段停留甚长，社会生产少有进展，造成商人阶级的没落。使中产阶级人民无由抬头，初期资本主义无由发展。而近世科学则与资本主义同将产生。”

德籍犹大人维特福格尔的观点是"半封建主义的欧洲，在经营规模并不大于中华帝国，甚至往往小于中华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完成了许多的科学发明和贡献。这一切显然是表示了初期资本主义的各种特征，狂热地催促小资产阶级去积蓄势力的环境下所完成的。"拉狄克在《中国历史上的根本问题》中曾经指出欧洲产业革命以前的西欧社会关系，和中国的这种关系有某种根本的差别。若不承认这种见解，则中国环境既和欧洲产业革命以前的环境一样，那为什么没引起科学的萌芽和科学的发展呢？"对于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除了历史科学、语言科学和哲学而外，中国只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得到了真正科学上的成就。而就整个情形看来，那和工业生产的形成有关的自然科学，不过停滞于搜集经验法则的水准罢了。…汉代或汉代以前的中国，为什么在数学上和天文学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假定这些科学的产生，是建筑在各种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和水利工程上的社会秩序需要上；那么只有这个时代才是这些科学的成立时期吧？"“中国思想家们的智力，并没有用在那可以形成机械学体系的各种工业生产问题上面；并没有把处理这些问题作为根本的紧急任务，这个远东大国的根本智能，集中到了其他的课题，即农业秩序所产生的，及直接和农业秩序有关的，或在观念上反映着农业秩序的各种课题。"他的结论是："他们在这里还不能够从亚细亚社会和欧洲社会的关联中，检讨亚细亚社会为什么不能以解体过程中的欧洲中世纪的半封建主义那样的方法和程度，去推进大规模的工业经营。我们仅仅确认这个事实：即是精密的自然科学的停滞，是和这种工业上的停滞互相平行的。…中国自然科学各部门所以只有贫弱的发达，井非由于偶然；而是那些妨碍自然科学发达的障碍所必然造成的结果。"

竺可桢总结说“钱主淙、李约瑟和维持福格尔三位先生一致主张是农业社会的制度在作梗；陈立先生的意见是由于宗法社会的组织，两者的意见实是二而一。因为宗法社会只有以农业为经济核心时才能维持，才能发展。”

还有人从生产力的角度研究认为，“中国比之于西欧，在绝大多数承平时代都有足够的出产养活比西欧多得多的的人口。而宗法制度事实上把各个以血缘连接的人群固定为原始的生产合作化和社会保障制度。这样，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国可以投入更多的人力到生产中去从而减少对机械的依赖程度。而中国的历代政府则有效的把这个机制放大到整个国家。政府于是有能力动员更大的人力来对付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这样对技术的依赖程度就更小一些。所以，中国历史上科学发明相对繁盛的时代大多是战乱不断，人口大量减少的时代。有人或许要举出宋代来作为反例。其实宋代并非例外。宋代之前有过几百年的藩镇割据和五代的战乱。绝大多数“宋代发明”都已经在此之前发明，只不过到了宋代被记载下来了而已。而真正的宋代发明，例如活铳，炸药包之类除了有前朝打的基础也是因为当时连绵不断的对外战争的需要。而不是那么必须的发明如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术就失传了。”所以中国古代始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体系并不奇怪。

值得一提的是陈方正《继承与叛逆》*一书，反向思考李约瑟难题，以“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直接挑战爱因斯坦“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发现居然(在西方)被做了出来”的问题。

在陈看来，西方科学虽然历经转折、停滞、长期断裂与多次移植，但从其至为根本的方法、理念与内涵看，由古希腊至17世纪欧洲形成的是“一个前后相接续的大传统”。而且，现代科学的出现虽然必定受到李约瑟一再强调的社会、经济、技术等诸多外部因素影响，但其最为主要的动力依然是内在的这一传统本身。

陈认为“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可用简单一句话概括“它是西方科学传统经历革命后的产物”。“其实质内涵在于西方科学传统的整体性：既包含了成体系的一整套理论、观察、论证、方法而非孤立的观念、学说、发明、技术、人物，又具有能蓬勃发展、能蛰伏再生、能推陈出新的强大延续性。正因如此，西方科学的演变，虽数经科学发展中心的回环游走，主导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多次转变，仍堪称一脉相承。而广义“西方世界”中复杂的地理环境，多种民族与文化并存的文明结构，没有大一统以至窒息科学自由发展的强大王朝长时间控制，还有宗教热诚、大学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都进一步促成了它最终走向现代科学。换言之，西方并不命中注定拥有现代科学，但现代科学却天然产生于西方。至于开创和结束这一大传统的两次革命，只不过是长链中重要而非决定性的一环，却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科学传统的整体性。

公元前4世纪通过毕达哥拉斯学派与柏拉图学园融合而形成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建立了新的科学体系，即以“严格论证”为核心的数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天文学，其标志便是《几何原本》这一世界上最著名、最完整、流传最广并对西方科技与文化影响深远的著作。这无论在规模、深度、问题意识上，都是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的古埃及、古巴比伦科学完全不能比拟的。

与“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属于同一层次的，则当数“牛顿革命”。以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为标志，宣告了数学、观测与思想三者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崭新的“实验哲学”的诞生，这并非一个孤立的学术或者一种单独的理论，而是一整套前所未有的科学观念、态度、理论和方法，即一个崭新的科学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哥白尼革命”抑或是“爱因斯坦革命”，均难以与“牛顿革命”相提并论。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传统与两次革命、一面继承与一面叛逆的演进中，现代科学诞生了。

与此同时，陈形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为“壮丽的死胡同”。陈认为，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数学，但是没有发展出以了解数目性质或者空间关系本身为目的、以严格证明为特征的纯数学；中国古代也并非没有对自然规律的探求，却没有将这种探求与数学结合起来。当我们为中国第一部天文学典籍《周髀算经》结合数学与天文学模型的思路而自豪时，却也不得不遗憾地看到它未能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继续发展，先行者竟至成为绝响。因此，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野，在亚历山大数理科学的出现、甚至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数学与哲学传统形成之际就已经决定了。

在陈看来，国人对于西方科学的看法经历了三次根本转变：在16世纪认为它可学但又需发扬传统科学而超胜之；在20世纪上半叶则通过在西方留学的知识分子生出“中国古代无科学”之感；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却由于李约瑟研究的影响而令不少人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科学都比西方优胜，其落后只不过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事情而已。陈指出，这多次转变都是由于对西方科学和它的发展史认识不足所致。“西方科学并非只是其众多学术领域里面的分支，而是其整个文明精神的体现。要真正认识西方科学及其背后的精神，就需要同时全面地了解西方哲学、宗教，乃至其文明整体。”

在陈看来，“夸大中国传统科技成就，和贬抑西方古代科学的重要性，虽然好像能够帮助重建民族自尊心，其实是极端危险，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很容易就会用自满自豪的情绪蒙蔽与取代本应对西方历史、文化拥有的客观、虚心和深入了解。

还有人认为主要是中国人智慧不够，并总结历史上造成中国人难得聪明起来的根本原因：一，最重要的原因，是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原因，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历代统治者，均选择了主张愚民的思想流派来作为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自汉代以来“独尊儒术”，而实际上则是儒、法、道（释）三位一体，外儒、中法、内道，这三家全都以愚民为宗旨。隋唐之后的科举制度更是确立了以入仕为唯一出路的教育体制，而教材和应试的内容也唯一以儒家经典为据。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教的等级制度、儒家的只教人做人（做孝悌忠恕的道德人），不教人做事（不做生产劳动的具体事）的流弊更又形成了如下促使中国人变得愚蠢的关键因素；

二，中国人不具备（如西方人“人与人在上帝面前平等”那样的）人与人平等的观念；

三，中国文人不具备基于逻辑推理思维的哲学，进而中国人几乎无“学”，或简言之，中国文人无理论思维；

四，中国文人不具备把实践经验同逻辑、数学结合起来的（如西方近代的）哲学，相反，传统的中国文人脑与手相互割裂、学与术相互割裂，中国文献中充满了大量由传统文人制造的文字垃圾，这大量的文字垃圾培植了一代又一代愚蠢的中国文人，而这些文人又进而培植了一代又一代愚蠢的中国人，这种一代一代克隆式的培植，几乎牢固地变成了促使中国人永远难以聪明起来（也即愚蠢）的命运。

以上这些观点，表面看起来似乎各自都有一定道理，实际上根本经不住推敲；即便立论成立，用休谟哲学来看，也不过是些相关联想罢了，证明不了它们就是中国没能产生现代科学的原因。说到底，这些人不懂科学，无法理解爱因斯坦关于近代科学“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的原意。”

我们知道，目前解决休谟因果问题，首先得假设一个前提，我原打算完全采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分析方法来论证，由于过分“无聊”，放弃了。

老几曾经说过，证明中国没能产生现代科学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正是人怕死的本性掐死了中国古代科学的苗子。这句结论性的“大”话，至今既无人反对，也无人发挥。念天地之悠悠，独苍然而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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