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失去母親，靠法國人家庭教師和德國人乳母撫養成長的克魯包特金，少年時代就目睹了主人（統治階層）與奴隸（被統治階層）的階級對立。部分是受其兄亞歷山大的影響，更主要受當時的農奴解放運動風潮的感染，在聖彼得堡士官生學校讀書的克魯包特金就熱衷於數學（地理學）和社會問題這兩大註定為其終生從事的行業。1862年克魯包特金20歲時作為士官加入哥薩克聯隊往西伯利亞從軍五年，其間不斷從事地理學、生物學研究，在其代表作之一《互助論——進化的原因之一》[1]的緒論中，他回顧到：“青年時代當我在西伯利亞東部和滿洲北部旅行時，動物生活的兩種特性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⑴大多數的物種在嚴酷的自然中必須進行生存競爭，周期而至的生命剝奪，廣闊土地上沒有生物的活動……；⑵雖然大多數的達爾文主義者（達爾文自身並非一定如此）認為同種動物之間的生存競爭也是進化的主要原因，但即使在動物群居的少數地方，我卻沒法找到同種動物之間的生存手段的殘酷鬥爭。”

克魯包特金由動物的觀察聯想到社會問題，首先就是受斯賓塞的影響(曾翻譯過其論著)，但對於達爾文主義者們將生存競爭在社會生活中的濫用（特別是其後克魯包特金親身經歷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於1902年就發表了《互助論》，從動物間的互助、原始人、土著人間的互助，中世紀都市間的互助，直到近代社會中的主要是勞動大眾之間的互助，論述了人類生活中除了弱肉強食的生存競爭之外的另一種重要特性，指出這並不僅僅是理論的空想，引論到人性中實際存在的、超越出國家權力（實際上是國家統治階層）之間的殘酷鬥爭的善良本性，可以克服戰爭這一人類罪惡。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代》周刊上登載一文，抗議當時社會上流行的“生存競爭”、“權力意志”的濫用，反對只用殘酷的壓迫和狡詐的欺騙語言，而要以相互協同的視點來解釋生物學以及社會的進步，並要求再版《互助論》的普及版。克魯包特金在其序文中開首寫到：“今日之戰爭，幾乎把所有歐洲都捲入恐怖的戰爭中，在德國人侵入的比利時與法國的各處，都發生了前所未聞的大規模地殘害非戰鬥人員生命以及掠奪普通民眾生存手段的事態。這時，那些為罪惡的戰爭尋求藉口的人把‘生存競爭’作為一個得意的解釋。……本書的基本概念，即相互扶助代表了進化的一個重要的進步因素，已經逐漸地被生物學者們所承認了。最近歐洲大陸出版的關於進化論的大部分論著都已經對生存鬥爭中的兩種特性，即對自然逆境的物種之間的外部競爭和物種內部的對於生存手段的內部鬥爭，做出了區分。 ……不過，雖然動物間相互扶助的重要特性已經逐漸得到現代思想家們的認可，關於我的至今為止的第二個命題——人類歷史中對於社會制度的進步的兩個重要特性——卻完全沒有得到認識。現代思想的精英們，直到今天仍然主張大眾是與人類社會的制度改進無緣的，只有那些在知識、政治、軍事方面的精英們才可能指導愚昧的大眾實行任何制度上的進步。”

“現在的大戰，使歐洲的大多數國民不僅從戰爭的現實，而且從日常生活的繁多的結果中，深切地感受到應該變更這些流行的教義了。任何國家要想克服歷史危機，都離不開民眾的創造與建設的天分。那些積極備戰、製造野蠻戰禍的不是歐洲的民眾，而是他們的政治上的支配者和精神上的導引者們。……今天的婦人見到那些在基輔城裡蹣跚的德、奧軍隊的傷員、俘虜，總會塞給他們麵包、蘋果，有時也會遞上銅板，並不問其是敵是友、是官是兵。……那些自發的來自英、美、俄的對於比利時、波蘭的援助，都超越了‘慈善’的性質，而只是一種單純的鄰人之間的互助。所有這些同等的事實都成為新生活方式的種子，正如人類原始的互助是至今為止的文明社會的最善制度的起源一樣，這一類新的事實也將導致新的制度的誕生。”

從這裡，我們明顯地感受到反抗人類歷史上最大強權——國家——的犯罪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根源，在於人性中實際存在的同為人類的互助善良本性。作為一個真正的平民思想家，克魯包特金在思想上不是一個無抵抗的托爾斯泰主義者，但在生活實踐中，“克魯包特金象托爾斯泰主張的那樣去生活了”（羅曼·羅蘭）。當俄羅斯的貴族中最早接受歐洲傳來的平等、博愛思想，並在為如何對待農奴而受內心譴責時，克魯包特金12歲時就拋掉了公爵的稱號，並以自己的貴族出身為恥，從此以貧困和遭受迫害為伴。直到1917年俄國革命，克魯包特金才趕到俄羅斯，出任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的顧問委員。這只是一個短暫的噩夢。布爾什維克政府曾經要以他的《法國大革命》作為教科書，遭到他的拒絕，他不願意再為新的強權政治所利用，因為自反抗沙皇的鬥爭以來，做出了先驅性犧牲的無政府主義者已經成為新政權的敵人，布爾什維克政府最先鎮壓的工人起義都是由無政府主義者領導的。克魯包特金專心於無政府思想源泉的哲學論著——《倫理學》，獻給世界上一切被支配的貧民大眾，終因健康不支於1921年2月離開人世。布爾什維克政府要為其舉行“國葬”遭到其家人的拒絕後，對那些自願參加葬禮的無政府主義者們開恩釋放一天。兩萬名無政府主義的信徒冒着政治危險參加葬禮，儀仗隊前，兩人高舉象徵無政府主義理想的黑旗，上書“立即釋放所有牢獄中的克魯包特金的戰友和同情者！”[2]

歷史上所有的群眾運動常常為野心家、政客、內奸出賣掠奪，無政府主義者卻永遠站在被壓迫的民眾一邊，就是如克魯包特金所堅信的那樣，民眾生活才是一切法律、制度的來源，在《互助論》中，這種信念已經超越普通的道德、法制約束成為一種信仰，即：生為人類，就應該信仰人類互助之愛並由此去反抗、改善人類的罪惡制度。今天，我們在日本僅僅為中國人的基本人權尊嚴呼籲竟遭到北京和東京兩個政權的卑劣迫害[3]而沒有變成暴力主義者正是基於這種信仰，相反，我們深深同情和理解所有的以各種形式、手段反抗國家強權的政治鬥爭（包括被判處死刑的“日本連合赤軍”、“中核派”、“革命馬克思主義派”以及菲律賓的“新人民軍”、秘魯的“光輝之路”等等），他們才是這個世界上僅存的少數理想主義者。我認識幾個“革命馬克思主義派”的大學生，是日本青年中僅有的胸懷人類社會理想的優秀青年（我並沒有知識認為他們堅持的理想是片面或錯誤的），當日本政府破壞日本憲法派兵海外，五十來名“中核派”（他們也曾在機場阻止日本國家強權強制遣送張振海）在不可能獲得遊行許可的情況下，蒙上面具、穿着同種衣裝在幾輛裝甲車和上百名警察的圍堵下沖向大阪中心街梅田遊行，抗議自衛隊開向波斯灣。我們再次看出：只要國家政府的強權存在一天，國家權力必然對人類實行不平等的統治，人類就不可缺少無政府主義（或者叫“人權運動”、“社會改進事業”等等）的出於善良人性的反抗；強權（既存的法律、制度）徹底摧毀人性的一天，就是人類命運的終結。這個無政府理想主義來源的人性就是“上帝意志”，所以我們說，除了“上帝意志”之外，不存在任何權威，如果基督降生在現代，他是一個當然的、最大的無政府主義者。

受近代科學的啟示，克魯包特金高舉科學的演繹歸納法，甚至痛斥聖徒保羅（羅馬帝國的公民）在羅馬強權下向現實低頭，曲解基督教義，胡說“奴隸要服從自己的主人”（《近代科學與無政府主義》第七章 社會的法律機能），同時也以實證數據的分析，探求人們從事分業（分工）的合理可能。克魯包特金高度讚揚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研究，稱其為“反對國家干涉的斯圖亞特學派”。1898年出版的《農園、工場與作坊》就是他的社會學論著，奠定了其無政府主義的社會觀。此書主要指出：近代經濟學者們立於“地主、資本家等特權階級從低廉勞動力那裡賺取利潤為基礎”而討論財富的增加，必然不問“應該生產什麼？”，“怎樣去生產？”這個大問題，那麼人類由科學進步激起的幻想（例如不被終生束縛於一種體力勞動而可以每天用一半時間工作，可不斷變換農園、工場、書齋、畫坊等等）就永遠沒法實現。涉及到具體的產業，例如英國農業的衰退，就是由於掌握國家政權的統治階級的不合理政策所致（例如把土地租給有錢人作為遊獵場）；另外, 克魯包特金也獨具慧眼，對於被官權御用的經濟學者們宣判了“死刑”的小生產、小工業也賦予在近代產業中的不可缺地位，在今天的世界經濟體系中顯得更加注目。

克魯包特金的亡命生活影響了他，使他主要在社會哲學方面從事論述，除了《互助論》，較有名的還有《法律與強權》、《訴諸與青年》、《麵包與自由》、《法國大革命史》、《俄羅斯文學史》[4]，但1903年於倫敦出版的《近代科學與無政府主義》無疑是他的代表作。克魯包特金再次表明：無政府主義不是少數英雄人物的夢想，而是存在與民眾普通生活中的（尚沒有形成制度的）道理，並且會永存於人類生活之中。在本文“一、無政府主義的起源” 中，“科學家也不過是普通的人類一員，他們大多數屬於資產階級，許多人拿國家的薪水工作，所以不可避免地帶有階級的偏見，在大學裡顯然無法產生無政府主義運動。與別的社會主義、別的所有社會運動一樣，無政府主義產生於民間，只要有民眾運動，也只有在民眾運動中，無政府主義的活力和創造性就（才）不會消失。”而所有既成社會制度產生的動力也來源於民眾，“他們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為了使社會生存順利可能，為了維護和平，為了調停糾紛，也為了互相協力扶助，做成了許多必要的制度。”這樣，在任何時代中都存在着無政府主義與國家主義兩種潮流，無政府主義代表了反抗少數統治集團，擁護創造了不成文制度的大眾的創造力，“今天，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少數政治家做成的法律不抱任何希望而藉助於近代科學技術和民眾的創造力，努力於創建保障社會自由發展的新制度。……我們經常看到：那些本來為了平等、和平、互助而產生的制度，連其中最善的部分，也作古成了化石。這些制度違背了其本來目的，成為少數野心家支配的工具，逐漸變成妨礙社會發展的東西。”在這種場合下，我們當然沒法希望國家主義方面的良知來改進制度自身，只能由產生於民眾運動的革命運動來改變。革命家常常有兩種，我們一般看到的是為了自己獲得權力、利益而在舊制度已經無法維繫時冒出的權謀騙子，這些人或因掌握權力喪失人性，或因運動處於低潮而賣身求榮，瘋狂為統治階級充當打手。但我們在反抗羅馬帝國的法律中產生的基督運動中無疑看到另一種不可能被出賣的革命的無政府主義的傾向。在文藝復興的佛羅倫薩[5]，無政府主義再洗禮派運動（即後來的宗教改革的先驅，今天新教的理論發祥）、法國大革命中的無套褲漢、雅各賓黨（這些人多被拿破崙利用去鎮壓過王黨復辟）、直到今天的無政府主義運動，都表明了無政府主義的起源來自人類改進、製造所有的社會制度的大眾的建設活動中。

本人是科學家的克魯包特金象拉普拉斯在《宇宙的體系》中推開上帝的假設一樣，對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形而上學理論和頭疼的康德、黑格爾式先驗命題、辯證法術語等一腳踢開，而偏好於產生於十八世紀英法哲學中的演繹、歸納法。這就是為什麼法國大革命失敗後，反動復辟蔓延於歐洲大陸時，在英國誕生了無政府主義近代理論的基礎[6]。實際上，正是依靠無政府社會主義的傳播才把法國大革命的基本原理（人身解放、法律平等、代議制選舉）燎原開來，並影響了俄羅斯農奴制的廢除（1861年）和美國奴隸制度的滅亡（1862-63年）。與此同時，正是共和與社會主義運動（特別是1848年革命）挽救了近代科學，把科學從權勢的附屬下解放出來。包括孔德的實證哲學（社會學）、斯賓塞的綜合社會學，都是在這個背景下誕生的。蒲魯東在此基礎上集大成，發展出基於個人自由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真正的個人自由，也是全人類共同自由的同義語：只有當無政府主義者周圍的每一個人都達到了自由，他才最終得到了自由。只有這樣，才能最大地發揮科學技術對人類福祉的貢獻，才能排除在議會政治、國民普選中發生的不可避免的犯罪[7]。

國家、國家，多少罪惡借汝之名以行！如果要用一句來概括國家的起源、國家的歷史、國家的本質，克魯包特金如是說：“所謂國家，就是由地主、將軍、法官、僧侶、資本家、革命家、人民公僕等等結成的，用於強權支配民眾、榨取貧窮大眾財富的社會組織。”而無政府主義明確指出：所謂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實際是依靠國家政治權力由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經濟剝削；所謂共產主義的一黨專政體制是一小撮新興統治集團在獨占經濟資源基礎上對大多數人的政治壓迫。所以，蒲魯東在目睹1848年歐洲革命以來共和政府權力的犯罪後提倡由生產者、消費者聯合成立的公共團體“法朗結”，其基礎是利他式、互助式的個人自由。這是一種全人類性質的自由大同，當每一個人周圍的人都達到了自由，他才會最終獲得自由。現代社會只有在這個基礎上重新組織、變革，才能生存、發展。 

[趙京，1993年2月14-21日初稿於日本靜岡三島市，2003年11月11日修訂於美國聖荷西，2008年10月26日再修訂於美國聖拉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