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城交响乐团逸事（中） 费城交响乐团破产的原因 享有世界盛誉的美国费城交响乐团申请破产保护，原因是“资金缺乏，乐团运营陷入困境”。费城交响乐团头顶“费城之声”的光环，名列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和柏林爱乐乐团齐名。身处交响乐重镇，却到了破产境地，令人嗟叹不已。 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关美国乐团或歌剧院因资金短缺而削减演出，甚至闭门“冬眠”的消息不绝于耳。费城交响乐团破产这一事件由金融危机的余波所致，是典型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暴露出美国古典音乐领域的体制问题。 回眸西方古典音乐发展史，音乐的“东家”数次易主。首先是教会，然后是王公贵族。进入近现代时期，欧洲的音乐家有了最好的东家，那就是政府。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受聘于国立、州立或市立歌剧院和交响乐团的音乐家都是公务员编制。这样的体制能使最大范围的社会群体享受到包括交响乐、歌剧和芭蕾舞在内的交响音乐艺术。今天的欧洲，大部分国家的交响乐团都是处于这一体制之下，政府负担起主流乐团的基本财政支出，并将交响音乐的发展作为公共事业的一部分，各级议员在竞选中往往以对交响音乐的支持作为得分点。当然，这些乐团也要通过市场和融资补充不足部分。因此，长期以来欧洲的乐团或许不如美国的乐团活得那样滋润，但在这种“举国体制”下始终平稳运行。 美国的交响乐团发展建筑在华尔街资本快速扩张之上。美国政府以“不干涉艺术”为名，将高雅艺术的发展都置于“基金会法”的辅翼之下，交响乐团从政府那里拿不到一分钱，都是通过名目繁多的基金会和财团、企业的赞助而生存。这种制度使交响乐团处于社会再分配环链的末梢，当华尔街处于“丰水期”时，乐团阔绰无比，而一旦遇到资金“枯水期”，乐团的生存问题便“水落石出”了。 在美国，关于古典音乐市场一直争论不断，有人直言说古典音乐的市场还处于概念之中，有人说古典音乐即使进入市场也只是边缘市场。现实情况也表明，票房收入只能作为锦上添花。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交响乐团聘任音乐总监或首席指挥不仅要看他的艺术造诣，还要考察他是否能吸引赞助、拉来赞助。因此，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好莱坞电影界是“资本为王”的话，那么交响音乐在美国可以说资金是“硬道理”，甚至是“第一生产力”。费城交响乐团面临破产就在于交响乐团被过度捆绑在华尔街里，当金钱止步之时，交响乐团的丧钟就会敲响。 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令西方羡慕不已。中国交响音乐等传统艺术的生存模式类似于欧洲。主流交响乐团被确立了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地位，从而使这些乐团不会重蹈费城交响乐团的覆辙。但也应该看到，与美国相比，由于我们交响音乐演出市场发育更为不足，我们的乐团资金缺口比欧洲乐团还要大，我们的高雅艺术担负着“文化走出去”战略主力军的作用，而近来的通货膨胀正在令原本不足的经费缩水。因此，资金问题，也成为国内交响音乐艺术发展的瓶颈问题。社会资金再分配时，如何能使交响音乐艺术获得更具影响力的地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资金支持，是文化艺术发展的硬道理。 费城交响乐团1973年首次访华演出轶事 1971年，费城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尤金·奥曼迪写信给尼克松总统，建议费城交响乐团去中国演出。在基辛格的努力下，经过两年的协商，费城交响乐团终于收到了中国政府的邀请。1973年9月费城交响乐团成为第一支到中国访问演出的美国交响乐团。在这次由政府组织的巡演中，音乐家们分别去了北京，上海。访问演出历时两周，整个乐团以及随行人员的食宿由中国政府提供。乐团在华演出六场，不收取任何报酬。 人们普遍认为，费城交响乐团首次访华演出无论从音乐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角度都获得了成功：奥曼迪大师应邀指挥中央乐团排练了贝多芬(听歌)第五交响曲；乐器、书籍、乐谱以及唱片等由费城交响团赠送的礼物受到中国乐团成员的欢迎，双方互换礼物，费城交响乐团也收到了一些中国乐器；在上海，数以千计的群众追随在费城交响乐团的车队之后。 中央乐团合唱队以英文演唱《美丽的阿美利加》，欢迎费城交响乐团105位音乐家和35位随行人员，为此次访问营造了友好的氛围。演唱使很多在场的美国客人流下热泪，似乎缓和了他们此前对此次中国之行的焦虑。 某天下午，费城交响乐团全体成员前往中央交响乐团观看该团排练。李德伦在简单介绍了乐团的历史后指挥演奏了《二泉映月》。奥曼迪非常欣赏，向李德伦提出，希望得到这首乐曲的总谱。但出于政治原因，李德伦回避了奥曼迪的多次请求。 李德伦在指挥排练完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后，询问奥曼迪是否可以指挥第二乐章。《纽约时报》音乐评论家哈罗德·勋伯格(Harold Schonberg)记述：奥曼迪先生站起来，脱掉外套，摘掉领结，走上指挥台，接过了指挥棒。随着乐曲的进行，乐队的演奏逐渐出奥曼迪的风格——饱满，响亮，富有歌唱性。中央乐团突然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不同的乐团，充满自信和节奏感。容光焕发的奥曼迪对于李德伦能够训练出如此优秀的乐团而倍加赞赏。 排练结束后，费城交响乐团和中央乐团的艺术家互相交换了礼物。费城交响乐团向中央乐团赠送的礼物包括由美国作曲家创作的作品乐谱、费城交响乐团的唱片以及一些乐器，包括单簧管、小号和长笛。中央乐团回赠费城交响乐团的则是中国乐器。 费城交响乐团访华安排了六场演出，四场在北京，两场在上海。头两场演出进行得非常顺利，演奏了莫扎特的第35《哈夫纳》交响曲，罗伊·哈里斯的第三交响曲和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加演了《工农兵进行曲》和《星条旗永不落》。很多音乐界人士以及经过特别挑选的工人、农民和军人获得了入场券。在《纽约时报》头版新闻中哈罗德·勋伯格写道：“有一点是非常确定的：奥曼迪从来不曾为如此礼貌、如此专注的听众演出过。在演奏三首交响曲时，现场极为安静，每位听众都怀着一种几乎明显觉察得到的耐力在聆听。没有人咳嗽、说话、走动。这种专注的感觉甚至令人恐惧。 第三场演出，奥曼迪在得知江青要观看演出之后临时改变了曲目，将钢琴协奏曲《黄河》列入曲目。乐谱是几个月前才通过美国国务院得到的，此前刚刚在纽约萨拉托加音乐节试演过。 费城交响乐团原本计划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但是江青要求必须换成贝多芬第六交响曲。这一变动引起了美方的惊慌，因为他们没有带分谱。奥曼迪只好向中央乐团借分谱。中央乐团的贝多芬第六交响曲分谱的弓法与费城交响乐团的不同，但是费城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很快就适应了。 在钢琴协奏曲《黄河》中担任钢琴独奏的是中国钢琴家殷承宗，他的演奏非常出色，《纽约时报》称赞他“不仅技巧扎实，而且音色圆润饱满，充满激情”。 当费城交响乐团演奏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皮基的《罗马的松树》时，引起江青不悦。她期望听到的音乐是松树，必须仅仅松树。当她听到像军队进行曲的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时，她开始表现得烦躁不安。李德伦也紧张起来，因为他的工作是为每首乐曲撰写简介文字以便给领导作为参考并进而由他们决定是否批准演出。他已经删掉了奥曼迪建议的两个曲目——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唐璜》和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演出结束后，江青拒绝会见费城交响乐团成员。但是在同于会泳的一番交谈后，她改变了主意，这就意味着费城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要从他们下榻的宾馆重返剧院，接受江青的握手会见和馈赠礼物——用来给粥调味的甜味粉。 当江青给奥曼迪看她个人收藏的两份古代中国琴谱时，李德伦和其他在场的中国客人都被逗笑了，因为奥曼迪把琴谱拿反了，江青纠正了他。 费城交响乐团在去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演出之前参观了长城。乐团的一些成员还请中国针灸师作了针灸理疗，接受针灸理疗一时成为费城交响乐团音乐家竞相一试的爱好。 
费城交响乐团首席诺曼·卡罗尔（Norman Carol）为中国同行示范演奏 
尤金·奥曼迪指挥中央乐团排练贝多芬第五交响曲 
尼克松致奥曼迪的信，以白宫信笺写成，可见是比较正式的函件 费城乐团访华往事 费城交响乐团昨晚已经结束了他们的第七次（还是第八次？）访华演出。我因为不太喜欢指挥，原本就不打算去听这支新近大换血、差点破产的老团。不过，昨晚在家中突然想起曾有同事帮忙从香港购来周光蓁的《中央乐团史》，其中有一章对费城首次访华，有颇多故事。加上上回费城由埃森巴赫带到上海时，曾有乐团公关提供了一些当年老乐师在京沪两地拍的照片。后来整理成两个豆瓣相册，请分别参看北京篇和上海篇。正好可参看着照片，说说陈年往事。 费城乐团在抗战期间，曾由史托科夫斯基和奥曼迪指挥，西盖蒂和Feuermann担任独奏，为中华抗战举行义演，令民国的驻美大使胡适感佩不已。到了七十年代，奥曼迪和时任美总统尼克松私交很深，故此尼克松致信奥曼迪，希望乐团能够以文化使节身份访华，营造宽松气氛。为显诚意，乐团特别联络大陆驻美联络处（当时尚未有大使馆），要来《黄河钢琴协奏曲》的总谱（据说有周恩来的安排授意），于访华前，在Saratoga音乐节公演。 1973年9月12日，乐团先行抵达上海，随即当晚转机去北京，开始了五场巡演音乐会。官媒报道说，在北京机场接机除于会咏等文化大员外，亦有李德伦、殷承宗、刘诗昆等。刘诗昆的名字是文革开始后，首次出现在官媒上。海外传说刘在文革中被打断双手，此次安排刘出面，亦有辟谣之意。 乐团刚抵京，接待单位即要求乐团再加演一场，曲目指定为贝六“田园”，大出乐团意料。乐团之前未有准备，也没有总谱，况且指挥奥曼迪不太欣赏这首曲目。但对方语气坚决，似乎是来自最高层的意见，奥曼迪最终同意。乐谱从中央乐团商借，由于排练时间紧张，指挥罕见地允许弦乐手以“自由弓法”演奏。周光蓁书中未写该事缘由，但后来根据知情人披露，这个变更出自于会咏在毛夫人耳旁吹风，乐团带来的贝五“命运”是宣扬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贝六“田园”则没有政治问题（于会咏乃文革中一大牛，官至文化部长，文革后自杀。他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理论专业，常听音乐学系的人数叨，这是搞音乐理论的做到最大的官儿，可惜下场悲惨，未能帮到母校母系什么忙）。 15日，费城乐团全体乐手到中央乐团访问。在李德伦的指挥下，中央乐团为来宾演奏了《二泉映月》和《贝五“命运”》。客人们对《二泉映月》大加赞赏，奥曼迪甚至希望和改编者吴祖强见面，把该作带回美国演出。李德伦和乐团演奏了贝五首乐章后，下台邀请奥曼迪上台指挥第二乐章。由于此前未知有此安排，奥曼迪多少有些意外，但仍很高兴地答应。据费城的乐手回忆，中央乐团的弦乐偏纤细，厚度不够，句法较短，但乐感音准皆一流。奥曼迪的指挥令中央乐团乐手格外兴奋，全力配合，音色一下子竟焕然一新！一个乐章排练下来，主客皆欢。 随后两个团进行联欢和互换礼品。费城乐团送了一些乐器、唱片和乐谱，据费城乐手说，一些乐器的档次实在不高，送的长笛仅值八百美金。相反中央乐团送出大礼，数十件做工考究的民族乐器，最醒目的就是直径三尺的大锣，上有赠送字样。费城乐团视为至宝，回国后，立马就用于《图画展览会》的演出！ 9月16日，毛夫人出席费城乐团的音乐会，规格极高。演出以贝六“田园”开场，尚很太平。待到下半场，乐团演奏雷斯庇基的《罗马的松树》，坐在前排的毛夫人极不习惯轰鸣的音量，不停大声抱怨：“哪儿有松树？松树哪有这样的？松涛也没这样响呀。”抱怨声之高，乐手都听得清楚。幸亏之后演奏巴伯的《弦乐柔板》和《黄河协奏曲》（殷承宗演奏），听到美国乐手卖力奏出《黄河》曲终的“东方红”和“国际歌”，让毛夫人又心情大好，临时决定接见乐手。不少乐手已换便装，还匆匆赶回，和毛夫人在舞台上合影。李德伦见旗手心情顺畅，就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二泉映月》谱子，请示是否能转交美国人，毛夫人立即允诺。奥曼迪接过自己催问过多次的谱子，自然很愉快。 此后的演出与上海之行，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乐团圆满结束巡演，之后美媒报道亦很正面积极，令一心推动中美关系的尼克松大喜过望，特别给老友奥曼迪写信祝贺（参见文后原件影印，信中提到奥曼迪的＂灵活变通＂，应指乐团变更曲目，演奏＂田园＂一事。换个脾气耿点的指挥，才不会给毛夫人这个面子）。 费城乐团欢欢喜喜离开后，一场政治风波却突然袭来。纽约时报乐评人勋伯格嘲讽《黄河协奏曲》：“费城乐手戏称它为“黄热病”（yellow fever），它也许是一首垃圾，但对独奏难度极高，说得好听一点，它更像电影配乐。”相反，勋伯格相当欣赏《二泉映月》：“这是一首优美抒情，带点伤感的悦耳作品。”比较起狂热的《黄河》，“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文艺政策出现了某种松动？” 这篇评论，连同美媒的相关报道，被新华社整理编译出来，发在内参上。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喽，旗手布置全面反击，肃清流毒。李德伦做了检查，吴祖强违心地给奥曼迪和费城乐团写信，声称因作品尚不成熟，执意收回，抱歉无法同意费城乐团演奏此曲。当然我们可以想象费城的困惑，但也只能从命。奥曼迪之后未和费城乐团演出过《二泉映月》。据我搜索，1993年费城乐团在萨瓦里希带领下访华，曾演奏过《二泉映月》，算是弥补了一个小小的遗憾吧。可惜奥曼迪在八年前，1985年以八十五岁高龄辞世。 文中内容多摘自周光蓁的《中央乐团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