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许多人看不出我要说什么。我自己也不是完全清楚，我既代表不了美国医生，也没有资格对全体中国医生发话。何况，要讨论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至少，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对社会整个医务界的仇视足以视做民族危机，问题大得不是一篇文章可以解决，可以说清楚的。但另一方面看其实也简单，我不远万里去中国做的事，就是我觉得这些方面中国还没有做到；而讲这些事，就是我想说的话。

影响医患关系的方方面面中的第一条在中国必然会立刻涉及医德，可在美国推崇的却是Professionalism，就像头条任务下所描述的美国同事处理问题的态度。虽然难以一目了然，这其实却是中美医疗观念最根本的差距。

什么是医德？中国人立刻就会想到的是纪念白求恩，“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的确是一段非常感人，非常令人难忘的话，是代表中国人给“医德”的诠释。不夸张的讲，我离开中国已经很多年，仍然经常以这些话为鼓励，为原则。可是，已经不再是秘密的是，不光说这些话的人没有这么去要求自己，就是白求恩自己要是又会说话也不会承认说的是他。白求恩的表现是在战场上，危机时刻，例如SARS横行的时候，现代中国医生的表现同样的可歌可泣，一点不必白求恩逊色。可在和平的社会环境里，以此要求医生不仅行不通，而且不公平。很简单，希望接受别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式帮助的人自己势必是极端自私才有可能达到目的，否则“毫不利己”容易，“专门利人”却势必无处可施。

美国医生的行为准则是professionalism，虽然在约束医生行为的意义上相当于中国的“医德”，但却甚至没有个合适的中文翻译。一般译之为“敬业精神”，并不准确全面。之所以如此，因为两国文化对医患关系的定位不同，因而期盼也不同。Professionalism是专业人氏向顾客提供服务时的行为准则，其中包括保持适当距离，保持尊重，比如医生诊视病人要打领带以提示自己和患者的特殊关系。

要中国医生天天打领带迄今完全没有，更关键的是，professionalism的前提是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医患关系, 其定义是一种契约关系，利益得失是双向互相的才公平，才行得通，而保证契约得以贯彻执行是保持现代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Professionalism并非教育出来的，课堂上学不来，而是在社会普遍尊敬下催生的自尊所致。医患契约是社会各种服务中标准最高的关系，医生应该以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作为标准，而顾客为接受服务而付款的标准则应该同样高。公平社会里，无论中国美国，如果推崇人权，医生就应该理直气壮的获得较高的收入。

人命值钱，所以就医费用就会高。而收费低的医疗服务应该指望什么标准呢？医生不值钱，人命也就值不那么多。社长告诉我，在北京，人去趟医院，停车15元，医生挂号费15元，而带哈巴狗去看兽医，停车10元，挂号150元。人，几年去一次医院，狗，一年受几次护理。

此等现实之下，只拿所谓“医德”套医生，“患德”何在？就医人道德何在？难道不也只是没有特权的普通社会成员吗？

这种医患关系中的极不正常，极不公平，不公平到了甚至不足以形成契约维持契约的程度，原因又何在？医生和患者都没有力量定义或贯彻契约，都是社会不公的事实受害者。这种情况下，所谓“红包”其实是民间自发在设法补充维持契约的公平的一种尝试。红包，在巨额医疗费用里占比例有多大呢？

作为注脚，美国的公立医院里，美国无论公立私立医院的急诊室里，戒备森严，保安甚至是荷枪实弹，如同机场安检。那些地方，没有钱也能看病。那里，可以免受契约式的约束，那里医生的工作必须凭借“医德”，可那里拥挤等待的程度与中国医院非常相似，遭遇铤而走险的风险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