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歲是花季

  二十一歲到底是個什麼“季”眾說不一，有人說是雨季，有人說是夢季，更多的人說是花季。說十六歲是花季是不是早了點兒，因為人生走到二十一歲才趨向於成熟，也就是說該開花結果了。二十一歲對美國年青人來說實實在在是花季，從此可以合法進入酒莊買酒，自由進入酒吧俱樂部等成人場所公開社交尋歡作樂了。而我的二十一歲是在一個特別的環境下度過的，至今仍回味無窮。

  一九七四年正是成千上萬中國年青人失去學業被連鍋端去農村廣闊天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時候；正是這些孩子漸漸長大開始為自己的婚姻.家庭.工作.事業發愁的時候；也正是他們的父母為自己的孩子回城.升學.找工作絞盡腦汁兒，甚至留下傷心一頁的時候，我在父母親的竭力愛護下，成了中國當時極少數的幸運兒，在人間天堂杭州走着當兵入黨提干三步曲。一九七四年也是非林彪派系將領翻身以後處理整治林彪派系幹部在軍中的子女最兇狠的一年，當時的空軍黨委有明文規定，凡是進學習班接受審查的幹部的子女無論何種情況不准入黨提干，一律轉業復員，北京上海不能進市區安排工作。賀德全的兒子鐵軍被強制復員後，安置在北京遠郊區懷柔縣林場，鐵軍是個本分的孩子，一九九四年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已在林場度過二十個春夏秋冬了。周宇馳的一對兒女向陽.向紅復員後不僅沒工作，可能連生活都困難。楊彩章在林彪問題上只沾了一點邊，宏賓.宏軍被勒令停飛，不久復員回京安排在遠郊區。什麼事兒都是一報還一報，看樣子對子女也是一樣。

  我當年所在的空軍機動八大隊是空軍的王牌機務工程大隊，經過這個大隊維修保養的戰鬥機很少出飛行事故，《林彪九一三事件》後這個大隊被逐步化整為零，我的成長也出現了插曲。整個大隊人才濟濟臥虎藏龍，有位梁付大隊長好像還畢業於名牌大學，還有一大批“老三屆”湖南籍戰士，許多都德才兼備，尹德利後來還當上了地區的教委主任，我同他們四年朝夕相處，受益匪淺。平心而論我當時在其中確實顯不出有多大的才幹，只不過有塊從北京來的幹部子弟的牌子，同他們競爭有一定的難度，因為每年就那麼幾個名額入黨提干，粥少僧多，總有喝不上的。可以說入黨提干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年青人的最高夢想，為此我每天寢食難安。經過四年的努力和忍耐，中隊黨支部終於發展我入黨了，為實現這個夢想，我打掃了好幾年廁所，不得不暫停英語學習。

  全體黨員舉手通過我入黨的第二天，我重新拿起了英語課本，大張旗鼓視無旁人地學了起來。這時中隊上上下下對我議論紛紛，一個戰士每天抱英語書，當時也太特殊了，可能全軍也找不出幾個。心眼好的領導認為我不安心連隊工作，想跳龍門，看我不順眼的領導則懷疑我有可能叛國投敵，有人發現我戴着耳機不知在聽什麼。我有個小收音機是自己裝的，靈敏度特別高，每天熄燈號響過後，我就打開收音機戴上耳機裝睡偷聽美國英語900句，聽張愛玲編譯的 O.Henry 短篇小說選讀，有時也聽聽台灣廣播，幸運的我從來沒有被查出過。

  六月份我焦急地等待提干的消息，此時心情有點兒像現在的年輕人等待大學入取通知書一樣。消息傳來沒有我，四年的辛苦付之東流，看來單靠自己還是不行，不過這種打擊還是經受住了，沒有哭，也沒有絕望，而是偷偷給父親寫信，說明我作了最大努力提干還是沒有希望，只有換一個單位，要不然下一步就是面臨復員回北京了。也許復員回京是對的，一九七四年國家外貿部正招收一批黨員復員軍人進部工作，然後派往國外。我的小學同學張維就是其中一個，他早早地被派往日本，一九八二年我見到他時家裡早已電器現代化，吃得肥頭大耳，而國內當時溫飽問題還未解決，幾年後他因心臟病突發死去，這已經是後話。

  後來指導員葉國貴告訴了我未能提干的實情。此人我曾經拉攏過他，叫我母親偷偷地往他湖北老家寄過兩件的確涼襯衣，當時算是珍貴禮物，我們私下關係很好。原來是一年前我的分隊長張良祝趁我出操的機會偷看了我的一封未發出的家信，信中我說入黨仍很困難，能否換個單位為好。這下子可擊怒了中隊領導史慶玉.曲世林等人，他們是貧苦農民的後代，當看到幹部子弟利用父親的職權在他們鼻子底下走後門時，個個怒氣衝天，山高皇帝遠，堅決不同意我入黨提干，現在想來也可理解。這次之所以能入黨還是葉國貴當上黨支部書記後幫的忙，因此我十分感謝他。後來我漸漸感到張良祝每天老躲着我，有時我見到他就大叫幾聲嚇唬一下算了。

  父親不愧是情報部長，分析情況權衡左右後決定找王海。王海是空軍戰鬥英雄，在杭州當過空五軍付軍長，現職是空軍軍訓部部長，後來升為空軍司令。王海喜歡晨泳，我父親在他家門口打太極拳等他，有一天說上了話，父親說我在基層連隊當兵表現不錯，入了黨，但眼睛近視不能提干，能不能想個辦法。王海聽後滿口答應，說眼睛不好戴個鏡子不就行了嗎，正好過幾天他要去杭州並答應辦這事。當時軍隊有規定，排級幹部的視力不能低於0.7，我可能因看書過多，眼睛是差了點兒。

  母親來信叫我穩住情緒不露聲色耐心等待。果然不久五軍的一個軍務參謀來到中隊，說挑選幾名優秀戰士去衢州二十九師組建空空導彈中隊。中隊領導仍未推薦我，軍務參謀說把花名冊拿來，指着我的名字說，潘涌這位站士很年輕嗎，又是黨員，應該選他去。當時的黨風還是很正的，不能公開走後門，只能這樣做，這也說明王海的辦事能力。我接到調動通知後興奮極了，帶了一瓶茅台酒和潘斯哲來到西湖樓外樓。飯館裡的其他顧客盯着我帶來的茅台酒，說這酒團以上幹部才能喝得到。我沒喝幾口就醉了，剩下的叫潘斯哲喝了個精光，可真正讓我醉的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個星期後，我同其他六名戰士一起調往衢州二十九師，一個月後被派往西安空軍工程學院學習。一個叫倪國慶的戰士與我有福同享，學習完畢後我們同時提為排級技師。

  一九七四年是我人生重要的一年。在那動亂的年代能有幸坐進高等學府的課堂，換句話說能同受過高等教育的老師接觸，向他們學點知識，儘管只有三個月的時間；能同來自非洲的軍事學員學說幾句蹩腳的英文，儘管後來全院召開緊急大會受到通報批評，差點打道回府，已實屬不易。這也許為後來能再次來學院進修和考入安徽大學外語系，再往後能作為既懂技術又長英文的專業人才進入空軍最高飛機工程研究機構從事理論研究工作，做下難得的鋪墊。

  不經風雨怎見彩虹，沒有人隨隨便便能夠成功，讓我們珍惜生命的每一分鐘。回憶當年的那段歲月的時候，稱為崢嶸歲月也好，蹉跎歲月也好，悠悠歲月也好，幸運歲月也好，歲月還要往前走，最後的歲月應該是最美好的，要不然“Life Is Beautiful”怎麼能夠獲奧斯卡金像獎呢！

                                          10/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