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父 姨父是“清朝人”。是啊，他是1908年出生的，那会儿是清朝末代皇帝宣统年间。其实我是说他老人家是特传统的一个人，里里外外透着儒者的气息。他是搞音乐理论的，抗战胜利后曾去台湾工作。国民党被打得逃到了台湾，他们夫妇却冒着生命危险坐船回了大陆；后来当音乐学院院长。我很尊敬他，但不喜欢这位谦谦君子，因为他总对我否定很多。他说我“没礼貌”；其实就是在饭桌上和客人搭腔。记得那是1980年代的事情，大家饭桌上吃饭讨论起当时的政治，我听着听着就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得，姨父－－当时他是主人－－事后到我父亲那儿告状，说我一个晚辈不管不顾地高谈阔论，不知天高地厚，让他在场的这个长辈很难堪。啧啧，我当时可是快三十岁的人。他还认为我“粗鲁”。其实就是我喝酒的样子把他吓着了。席间大家斟了酒也就是举杯客套一下，抿一抿；我这儿，一口干，然后竟自顾自地拿起酒杯再次倒满。此后，接二连三地一杯杯地喝茅台。好酒呀，有机会还不多灌点儿？老先生说到这儿“像什么样子，像什么样子”地猛烈摇头，像得了“摇头瘟”。哎哟，您让我这个农村生活多年的老“知青”装什么斯文呀？ 老先生身体一直不是太好，总是为睡眠问题发愁。他一直有着胃病，饭吃得又少又慢。一小碗米粥兑上些牛奶，喝到最后还得再热热；一块大马哈鱼能吃好几天。我，那时一顿半锅红烧肉。早晚他和我大姨都要去散步的。老俩口相互搀扶着慢慢在院子里走。姨父的头发都白了，整整齐齐地梳得一丝不乱。肚子滚圆，更显得有风度（腰围绝对超过裤长很多）。有天晚上散步回来在灯光昏暗的楼道里一下子撞到了拐角的自行车，姨父顿时摔倒在自行车上，并挣扎不起。我大姨也拉不动他，急忙回屋叫我。“一大摊，一大摊！他摔倒了就瘫在那里！”我一激灵，冲下楼特麻利地把老先生揪起来，一转身，抓住他的双手一哈腰，就把他背起来，几步就上楼进了门。还好，姨父没摔着。但他觉得自己的形象太狼狈，当时脸都红了，喃喃道“你的动作也太猛”。咳，这个老夫子。 是啊，他总是慢条斯理的样子，我这“老农民”的劲头他受不了。想起“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姨父理所当然地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是书记。我姨父是无党派人士）。不过他在学院里人缘不错，所以没怎么受折磨。他后来说毛泽东的“老三篇”他都能背下来。记忆力真不错呀！但是他怕管理“牛鬼蛇神”的“红卫兵”抽查背“老三篇”。怎么回事呢？这种情况一般都在午饭前。一“红卫兵”嚷“‘为人民服务’ 的第三自然段，立即背”。当时老先生整个一个傻。要是从头到尾背应该没问题。可是一说第几自然段。当时就晕；只好心里默默地从头背起。那“红卫兵”一嚷嚷“你倒是背呀”。我姨父被这么一打岔，又忘了背到哪段了。结果呢？不背出了中午就不许吃饭。老先生只好求“红卫兵”，说“请你等一等，等一等”。终于，从头开始默默地背到了第三段。姨父朗声道：“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他这儿正背，“红卫兵”不耐烦了，“行了，吃饭去吧。”天呀。要是背“愚公移山”，人家让背最后倒数第二自然段；那还真得默默地背上一段时间呢。姨父回忆起那时光，总是说“好紧张呀，一辈子也没这么紧张过”。 其实他这话没说对。音乐学院“复课闹革命”啦，“工农兵学员”进来啦，他走上讲台讲课了。讲的什么呢？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乐理。这怎么讲？叫你讲，就得讲，不会讲也得讲。院革委会领导找姨父郑重地说：“这不单单是讲课，也是政治任务。”吓人吧？我姨父是搞音乐理论的，可那会儿怎能照本宣科？他战战兢兢地准备了一个星期。那天早上一上讲台，那脑子就有点儿乱。台下的学生有娃娃脸的“工农兵学员”，也有他最早的学生－－“文革”时也已经是教授。他一紧张，一开口就把“南霸天”说成“南天霸”，而且是到了课结束时仍是“南天霸”。等他晃晃悠悠回到办公室，这才想起他“创造”出了个“南天霸”，当时血压都高啦。 回到家他和我大姨讲“当‘牛鬼蛇神’也有好处，起码没这么担惊受怕”。想一想，我姨父“文革”之初时是快六十岁的人。当时“红卫兵”先让他扫厕所。后来觉得应该照顾一下老院长的身体，就让他上厨房帮厨。没想到第一天帮厨他就出了问题。大师傅那天中午熬棒子面粥，大锅的水开了后，把调好的棒子面糊糊倒了进去，顺便个我姨父一把大勺子，让他不断地搅和。我姨父有生以来第一次干这差事。他只是用大勺子在大锅里的水面上搅。没一会儿，沉在锅底的棒子面受热后就不断地冒泡，大锅的水面上翻腾起来，水底翻上来的泡泡在水面上崩开，烫得我姨父连连后退，不知如何是好。等大师傅闻到焦味儿，赶来抢救棒子面粥已为时过晚，整个一锅粥都熬糊啦。那天中午，姨父主动站在食堂买饭口，看到有人买棒子面粥就道“对不起”。大家都打哈哈说“糊了的粥好消化”。 就此，食堂拒绝老院长来帮厨。我姨父后来被发配到图书馆整理书目。姨父说，他在图书馆里除了整理书目就是看书。冬天的时候，打开窗子晒着太阳，书一看，哈，什么都忘了。真没想到后来让他登台讲“南天霸”。 “文革”结束后姨父不再当院长了。他总算有时间整理自己的论著。他需要上北京图书馆查找资料。怎么去呢？挤公共汽车。其实他完全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派专车接送。当时他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然而他不肯，认为整理论著是个人的私事，得自己想办法。那会儿北京可没有满街都是出租车。这下老夫子遇到了困难。他根本挤不上公共汽车。得，我来“保驾护航”。我领着姨父来到车站。公共汽车一来，他看见人们往上拥，就连忙往下退，说“等下一辆吧”。我则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姨父的手抢上前去；在侧面狠命地一推，一伙正在抢上的人们顿时都偏向一边。我趁此机会，把姨父推到前边，让他上了车。那天车子确实很挤。到了北京图书馆下了车，姨父连说“你太鲁莽”。他手里还拿着本卷起来的杂志；我定睛一看顿时大笑。原来他在车上“左突右闯”时，竟然把不知道什么人上衣口袋里的钢笔给刮走了。我一看，嘿，还是挺好的金星钢笔呢。姨父一见就“这怎么好，这怎么好”地尴尬。 姨父真是高寿。我大姨后来重病卧床十多年；姨父却一直安然无恙。他在书房里做学问；时间长了，就来到我大姨病榻前默默地坐一段时间。大姨走了以后，他把我小表姐，也就是 他的小女儿叫来帮他整理文稿。2009年夏天，他忽然说有点吃不下饭；到医院一查是胰腺癌。两个星期后就平静地走了；享年一百零一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