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濤(德國) 習李班子上台之後推出了一套向左轉甚至復舊的政策和路線,如提“中國夢”、“三個自信”、“五不搞”、“七不要講”和稱“中國夢不是憲政夢、人權夢和民主夢”等。最近,中共官方媒體又發起了一場討伐“憲政”的輿論宣傳運動,聲稱,“憲政關鍵元素屬於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憲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國發展之路” 、“社會主義即中國現行政治體制與憲政不相容”等,試圖把西方的憲政理念或思潮一下子趕出中國的大門。其邏輯之混亂、論證之荒唐和強詞奪理之極致不值一駁。 北京在媒體和思想上的這一左傾是習李體制重新“政治定向”的一個標誌。從習近平近來的一系列言論和中共官方的行動來看,中共現今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治國方略基本上是:重建所謂“真正的共產黨”(即防止“有些人打着共產黨的招牌禍害群眾”,抹黑中共),搞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即反對和杜絕“打着社會主義的旗號反社會主義,把不是社會主義的說成是社會主義,把屬於社會主義要素的說成是資本主義的”),奉馬克思主義為中共行動和路線的標準,肯定中共的兩個30年歷史(即反對所謂的“歷史虛無主義”),等等。其採用的手段則是:提“兩個百年計劃”(欲以“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與西方憲政模式抗衡)、搞反腐、整風和清黨運動,整頓輿論和掌控話語權(如上述對“憲政”提法的圍剿等)。其根本目的是:混淆是非和視聽(即攪和民主與專制之間的區別,掩蓋中共政權反人權、反民主和反公正的特質等),愚弄和忽悠百姓,挽救或提升中共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重振或重建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即讓民眾自願地接受和認可中共的統治權,力挽政府公信力和社會誠信度一落千丈的狂瀾。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習李體制現在大打左燈,不是其一時的衝動或在方向上左右搖擺不定的表現。一段時間來,在中共體制外的學者中存在着一種看法,就是,習李體制在政治方向上還搖曳不定,即在憲政改革與維持現狀之間徘徊,認為習李應該先確立“彼岸”,然後再“摸着石頭過河”。在筆者看來,這種看法多少有點一廂情願之嫌。事實上,就中共體制內關於“從此岸到彼岸”的長期爭論,左派早已“戰勝”了右派。在中共高層中一個占統治地位的觀點是:中國改革的方向不應該是由“此岸”到“彼岸”的演進,而是不要再游到“彼岸”去,是要把中國的“此岸”變成全世界的“彼岸”,這才是中共要走的路(見宋鴻兵:打造真正的“中國模式”)。也就是說,中共現在不再需要過河了,也用不着再去摸什麼石頭了,因為那塊石頭(即“中國特色道路”)已經摸着了。這裡所謂的“彼岸”是指實現西方的憲政民主制度,即改革的目標應從中共的專制模式向西方的民主模式轉化。這種從此岸到彼岸的“憲政改革之路”在中共體制內雖然不乏其代言人(如張千帆等憲政學者和《炎黃春秋》等族群),但其在中共高層卻一直未能獲得歡心或重視,在習李新政中也沒有得到任何積極的回應,相反目前卻遭到官媒的大肆討伐。 簡言之,北京現在的“政治定向”或緊箍咒即是:堅守自己的陣地,絕不向西方民主制投降(即堅信“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誓將“中國模式”與“華盛頓模式”抗衡,甚至(如有可能)並將其取而代之(“中國夢的自信”)。換句話說,中共現在不僅“不改”和繼續堅持推行其現行專制制度,而且還夢想着,將“中國模式”向全世界(或西方)“輸出”。 習李新政現在大打左燈且往左轉,雖說是“有助於”中共保證其江山的暫時不倒,但這也意味着中共官方正式向在野自由派、民間維權和異議人士甚至向黨內和既得利益集團內部的一些勢力公開宣戰,即要對自由派搞“第二次文革”和對黨內的異己分子搞“秋後算帳”或“肅反”。這將會把現在僅有的一丁點官民之間的互動和溝通切斷,即如章立凡所說:“改革大門關閉,社會徹底撕裂,官方和民間各行其道”,而且也將激化中共內部各種勢力之間的爭鬥,為習李新政和中共現政權帶來不可預知的變數。 接下來,大陸朝野兩界反對習李新政“左傾路線”的各種人和勢力如何與中南海較量和博欒,將決定習李體制“向左轉”倒底能走多遠。搞不好,北京或許就把中共的江山斷送在其推行的這條“左道”上了。現在不是40年前的文革時代,而是一個社會結構多層次化(權貴階層、資產階層、知識分子和其他階層)、利益訴求多元與權力分化、信息和觀念多樣化的時代。要在這樣的一個時代再搞“文革”或中共前30年那一套,將不會收到文革時的那種愚民效果(即全黨全民跟着毛澤東一起忽悠自己),儘管現在很多民眾對政治尚無多大興趣或仍屬於“民主盲”之列。相反,可能會讓社會某些階層和精英對中共完全失去信心,與政府決裂,從而另尋他路,即:如和平轉型無望,那就準備走“犯上作亂”之路,其形式將是多樣的,並非僅限於“革命”的方式。 中共高層的“左傾”不僅對自由派來說意味着一個“多事之秋”,而且對習李體制自身也將是一條坎坷崎嶇的道路。中共不願游到“彼岸”去獲得新生,而只想在“此岸”以爛為爛。但“不改”甚至“倒退”就能保證中共在其“此岸”平安無事,安然無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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