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并非仅靠面包生活。”——耶稣《路加福音》第四章 1523年在宗教改革中心之一的瑞士苏黎士诞生了门诺派Mennonite，在荷兰宗教家门诺（Menno Simons，1492-1559年）的倡导下，反对幼儿洗礼，不赞成宣誓，拒绝服兵役，不肯就任公职……。正是由于这些特性，门诺派没有获得其他新教（Protestant,抗议罗马教皇权威之意）如英国的国教（或称圣公会）那样的强大的世俗权利，其传播也不很广泛，今天在日本只有三个教会（分别在大阪的吹田市、关东的川崎市和中部的名古屋）。1992年4月19日（复活节），主要是基于对当代各种国家世俗权力的认识并决意不沾染任何“公职”罪恶的笔者接受洗礼成为门诺派基督教信徒，施洗的Harry Friesen牧师（德裔美国人）1951年即来日本传教已达四十多年。 英国的国教会1534年以国王亨利八世的离婚问题（婚姻是君王常用的政治手段）为契机而完全摆脱罗马教皇的宗教（即最大的政治）支配，但除了世俗权力（国王）君临圣界以外，教会的组织、教义仍是旧教（Catholic，又译为天主教，希腊语为“普遍”之义）式的，所以不被理解为宗教改革。英国的宗教改革是16世纪后半期由清教Puritan完成的，清教分为浸礼派、长老派、联合教会等等。1620年，其中的Pilgrim Fathers教团受国教会的迫害而远避到北美，在那里构建起美利坚合众国的精神基础。韦伯（1864-1920年）的宗教社会学杰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从美国的“建国之父”之一富兰克林（1706-1790年）的有名的《自传》中的信仰认识开端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文不长，只有两章。第一章“问题的来由”由三节构成，“一、信仰与社会阶层”首先指出：近代产业资本家、企业经营者或上层的熟练工人（特别是经过训练的技术员、商人）都普遍带有新教的色彩，新教信徒所受的近代生产、营利的市民生活的教育（学历）也远比旧教高出许多。这一个特征与犹太教不同，犹太人没有自己的祖国，总是被置于“少数民族”的被支配地位，但他们又凭借《旧约全书》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而在政治统治之外的舞台上精打细算。在《新约全书》中，其先祖犹太人以三十块大洋出卖了耶稣，在近代资本主义勃兴的前期，又被英国人莎士比亚描绘成放高利贷的“威尼斯商人”夏洛克。而新教徒在产业上的成功不是靠商业性的投机，他们在政治上的成功（如1650-1660年克伦威尔的共和统治以及北美的统治）比任何别的宗教影响区域更具严格的伦理要求，这就是此文所要论述的议题：“资本主义的精神”（第一章第二节）。 韦伯所论及的是随着近代产业社会发达出来的、带有伦理色彩的生活原则，而不是与道德无关的个人冒险气质，这个典型就是富兰克林。在《富兰克林自传》中，作者为自己订立了显然是为了给别人看的“生活信仰”（后来的洛克菲勒也是如此），其中那些“向苏格拉底、耶稣看齐”的信条在欧洲的宗教界、文化阶层看来，不是“无耻”也可称为“厚颜”。但韦伯却关注作为近代产业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地位（身份）——职业——是如何受信仰影响的，无论是从事政治（独立建国）、行政（发行货币、整顿市容）、科学研究（发明天线、避雷针），富兰克林都只是把其作为生活的一种手段，即通过创造性的职业活动来完成自己的人格，回应（漠然的）上天召唤（calling）。这种由富兰克林之父辈移民带来的职业伦理观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不同于以往社会的“精神”，它最初由宗教改革提出并发展出来。韦伯在“三、路德的职业观念——研究的课题”中，详细论及基督教教义和历史中所蕴藏的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伦理要素。 韦伯是以世俗（学术）的眼光来考察宗教的变迁的（笔者也采用这一立场）。实际上，宗教改革的开端，也是最大的变迁是由耶稣引发的，路德既是一个微小的中继，也是一个重大的发扬。耶稣取代僵死的犹太律法（僧侣）阶层，以保罗（传教于犹太人以外的异邦人）为旗帜的罗马教会优于那些往东、南方向传播的基督教分派，以及现代的北欧、北美（新教）优于南欧、南美（旧教），都显示着基督教顺应不同历史时代（地域）展开的精神复活。路德反抗罗马教皇的权威，一方面是由于教皇（人间权力的一种形态而已）的腐败，另一方面是由于新兴的德意志民族需要一种肯定世俗欲求（路德本人也结婚）、拒绝非生产性（寄生）的修道院权威的产业要求。路德必须按照时代的要求翻译《圣经》，在翻译的过程中（借助于阿奎那等圣贤的注释）阐明《圣经》的新的含义。例如，对于商业活动必不可欠的“利息”，就必须采取新的观念，而这种适应时代潮流的（肯定利息的）新观念一旦形成，就不会逆转；反过来说，只有如此，上帝在新的时代中又得以复活。总之，上帝不能死去，不会死去，也没有死去。 不过，“农民之子”路德的不彻底的改革很快湮没在德意志农民战争（1524-1525年）的世俗（君王与农民）斗争中，密尔顿对旧教的态度可能最典型地说明了当时世俗市民阶层的要求了：“即使落下地狱，我也绝不会尊敬这样的上帝”！时代呼唤着新的信仰伦理，这就是16、17世纪在荷兰、英国、法兰西等最发达产业文化圈的大规模政治斗争中展开的加尔文主义。加尔文主义说教的基调无非就是把生活价值从国家和教会的统治中解救出来的反抗权威性格。那么，个人的拯救靠什么呢？就是通过世俗的职业劳动，特别体现在禁欲的职业伦理上。韦伯在“第二章 禁欲的新教职业伦理”里，除了加尔文主义， 还论述了敬虔派、监理会派Methodist以及再洗礼派的各分流（即广义的清教，包括英国以外的门诺派、独立派、教友会（the Society of Friends，通称Quaker）等）的“世俗生活中的禁欲的各宗教基础”（第二章第二节标题）。我们如果再推及到斯宾诺莎（1632-1677年），把神与近代（世俗）哲学（主要指笛卡儿的合理主义和几何推论的三段论方法）结合而提倡的泛神论（韦伯只在一个小注中提及），推及到牛顿（1642-1727年）奠基的近代科学体系就更能理解新教的近代精神就是避开（倒也不是踢开）路德也不能放弃的、人不能直观认识的神秘灵感（或启示、仪式），而直接诉诸于人所具有的知性与理性。 但知性和理性是两种不同的认识论，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很精彩地论述过理性与知性的区别，大意是：理性代表计算、分析的机巧（或狡猾），知性代表归纳，近于苏格拉底所指出的智慧（知性）与德性（人格）的同一，常常表露出“大智若愚”的印象。显然，知性才是沟通世俗功利（计算）与神圣信仰的、人所具备的能力。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由于信仰传统的贫乏，富于理性机智的“马基雅维里式”的政治家（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成为世俗权力的中心，当然不可能产生（源于《圣经》法典的）透视人类生活本质的观念或思想家。中国至今没有宪法观念，不存在一部宪法就是一个最明确的例证（被中共改来改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只不过是夺取中共权力主流的为政者的暂时性的统治意志而已）。在关系到确立社会生活形态的本质方面，人类不需要理性的辩解（如“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不镇压就会发生内战”等等），而只需要知性的信仰（如任何国家形态的宪法都必须体现一个原则：主权在于全体国民）。在中国，本来应该担负理性分辨功能的法官、律师、学者、行政官僚，被剥夺了本分，当然，不可能期待其在知性（信仰）指导下的职业伦理。日本也很类似，“三权分立”虽然很早就写入了宪法，但当日本军警预谋杀害无政府主义著述家大杉荣一家、日本政府捏造“谋杀天皇的大逆罪”判处社会主义著述家幸德秋水等24人死刑时，却没有出现知性的反抗（因为每个人的理性过于发达）。前不久，在大杉被害七十周年之际，好不容易可以公开为其骨灰扫墓（当地的国家主义分子不让其安葬），其子孙终于公开承认自己的出身。我几次询问纪念的进一步详情，组织者都推委不语，害怕在日本社会中招致更大的抵制和刁难。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把资本增值全部归结于工人的剩余劳动，从方法论上看，他本人并不熟悉近代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以古罗马帝国庄园生产中忽略不计管理阶层（如监工）的脑力劳动价值的方式推论以大机器生产为典型的近代生产活动方式（马克思同时也预言小生产者不断向资本家或工人两极分化）；从阶级感情出发，把资产阶级（其多是小商业者）增加原始资本积累放弃奢侈的禁欲生活归于“更多地榨取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韦伯在最后一节（第二章第二节）“禁欲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强调：清教精神的纯粹信奉者主要由不断兴旺的小市民阶层与租地农民构成，各种史料表明，清教的诸派——浸礼派、教友派、门诺派的信徒都无一例外地作为无产者或小商业者与贵族大商人、金融业冒险资本家阶层、投机商或官庭权势利益对立；正是从这些清教徒的小商业者阶层才产生了带有近代西欧资本主义特征的工业生产的市民性私有经济组织，而不是从大金融业者、独占资本家、御用商人、御用贷款者、殖民地企业家或公司创建人的手中产生近代资本主义！这正是此文的精髓。 我们从宏观上看今天中国的社会，北京政府采取的压制政治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开发方式正在步早期德国、日本的后尘，非正常膨胀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在部分行业、局部地域刺激起经济成长的同时压制、障碍了小商业者、小民族资本发展的更大可能潜力。例如由静冈县沼津市（笔者现在正在此地见习日本式的资本主义经营）迁师香港的Yaohan（八佰伴）百货公司最近在上海、北京开张了“亚洲最大的超级商场”，并夸口要在中国设立上千个连锁商场。其出乎意外的顺利开张、营利的“经营手法”是雇佣中江要介为顾问，此“顾问”在中国的民族性灾难（六四天安门事件）之际，利用其原“日本驻中国全权特命大使”的身份为李鹏政权辩护，欺骗日本国民说中国只配忍受一党专制的统治，为Yaohan以及他同时担任“顾问”的另一大日本财阀（三菱重工）顺利打通中共一党支配下的中国大陆市场。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日本财阀都如此炮制，运用他们至今为止在日本、菲律宾等国得心应手的贿赂国家政治权力的手法排除竞争对手（最近几乎所有的建筑业大公司均被揭露出此一类丑闻，停止他们的承包工程已经影响了几乎所有的日本大型公共建设规划）。如果我们再注意到所有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在开拓中国市场的时候连最后的伦理价值（即在本国市场上的民族主义感情）都脱落掉这么一个现实，怎么可能期待在中国能诞生韦伯所期待、赞赏的公正竞争的资本主义精神呢？如果说最近发生的日资企业的工人罢工还只是限于争取提高工资的“非政治性”意义的话，四川农民的暴动则预示着资本主义发展历史都难以提供经验的中国社会主义在迈向现代产业社会（不一定非称为资本主义）所必须面临的人类规模的挑战。如果我们可以勉强地从国情相近的资本主义成长（如美国）中找出当今中国最缺乏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的话，那就是：国民范围的道德价值的重建和国家政治权力的自由、民主化。最近中国大陆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信徒超过七千万人，就是一个先兆，正在呼唤信仰和基于信仰的知性的到来。 赵京，1993年9月25-26日，静冈县三岛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