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冷戰是以美蘇兩大超級強國的軍事對峙為特徵的﹐蘇日關係就成為美國對日政策中的一個戰略性敏感問題。為了阻礙蘇日關係的正常化﹐美國政府製造出“北方領土”問題﹐成為日本戰後遺留下來的最大外交課題之一﹐冷戰結束以後仍然無法解決[1]。1997年11月﹑1998年2月俄日首腦葉利欽與橋本舉行了兩次會談﹐僅達成“全力以赴爭取在2000年為止締結和平條約”的結果。2009年9月24日，新上台的日本鳩山首相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時會見，也只能表示希望“在我們這一代人”締結和平條約。雙邊關係的焦點就是日本所稱的“北方四島領土問題”， 俄羅斯把“北方四島”稱為“南千島群島”。

“北方領土問題”已經成為日本神聖的“國是”。除了日本政府﹐包括日本共產黨在內的從左到右的日本政治勢力﹐形成了“北方領土歸還之日﹐日本對蘇(俄)和平之時”的舉國一致的“大政翼贊”體制。日本的教科書與普通地圖﹐都標明北海道東北的齒舞群島（A）﹑色丹島(B)與國後島(C)﹑擇捉島(D)[2]是日本“固有的北方領土”。

1. 四島問題的由來

波茨坦宣言規定﹕“日本的主權只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與四國﹐以及我們決定的各小島”﹐日本無條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才終止了持續長久的侵略戰爭[3]。1946年 1月29日﹐盟軍司令部發布訓令把千島列島(包括國後島與擇捉島)與齒舞群島﹑色丹島從日本行政地域分離出去。三天以後﹐蘇聯最高會議把這些領土編入俄羅斯共和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整體上是關係人類前途的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決戰﹐但同時也具有與人類歷史上發生的任何戰爭相同的特徵﹐伴隨着利益的分配。美蘇兩大強國按照它們在戰爭中的貢獻與犧牲(特別是蘇聯方面)分配新的世界勢力範圍﹐從道德上講可以非難﹐從法律效力上講卻不得不接受。雖然終究地講﹐只要地球上還存在着國境這種東西﹐人類就不可能最終消除戰爭﹐但兩次世界大戰已經教育了我們不能固執“固有領土”這個概念。

今天屬于波蘭的﹑以造船業為主的團結工會發祥地過去曾是德國的工業中心之一﹐今天屬於俄羅斯的夾在立陶宛與波蘭之間的飛地加里寧格勒過去曾是東普魯士的國王加冕之都，也是德意志最偉大的哲學家康德的故鄉。原蘇聯的十五個共和國，加上芬蘭、波蘭等，都曾經隸屬於俄羅斯帝國。如果今天的德國要求“恢復”這些“固有領土”﹐如果俄羅斯、波蘭﹑意大利﹑奧地利等都要求“恢復”他們的祖先曾經控制過的土地﹐如果成吉斯汗﹑亞力山大等帝國的子孫們都要求“恢復”他們的先祖們的“領土”﹐整個歐洲﹑整個地球就會變成九十年代的舊南斯拉夫。

對於蘇聯的決定﹐日本當時既沒有抗議﹑也沒有表示保留。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的前提就是日本必須承認盟軍決定的事實﹐把四島編入蘇聯：“日本國放棄對於千島列島與日本由1905年9月5日的波茨茅斯條約獲得其主權的樺太(莎哈林)的一部分及其附近各島的一切權利﹑權原以及請求權”。也就是說﹐起碼對於千島列島的國後島與擇捉島﹐日本明確地不僅放棄了主權﹐連提出這兩島歸屬問題的權利也放棄了。日本首相吉田和外務省條約局長西村都明確承認過這一點。所以﹐日本把這兩島也稱為“北方領土”(對於蘇聯來說﹐是其“東方領土”)﹐等於不承認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不接受終結侵略戰爭的條件。

至於齒舞群島與色丹島﹐當時日本的全權代表吉田確實向美國政府請求不將其包括在千島群島之中，而屬於北海道﹐並舉出動植物分布等地理特性的差異。美國基於與蘇聯的協議﹐沒有響應日本的要求﹐美國的全權代表杜勒斯提出﹕只有齒舞群島不屬於千島群島。所以﹐可以下結論說﹕如果蘇日之間關於戰後處理存在着什麼障礙的話﹐就是齒舞群島的歸屬問題。日本政府是明白並接收這個歷史事實的。

2. “杜勒斯恐嚇”

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之後﹐獲得“片面”獨立的日本外交上最大的課題就是與中國﹑蘇聯的關係。其中﹐相對於已經與將介石政權建立“外交關係”的對中關係﹐蘇日兩國之間不存在任何障礙。1952年9月﹐日本申請加入聯合國以“回歸國際社會”﹐遭到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蘇聯的否決，使日本特別急於與蘇聯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 1954年12月﹐面對剛上台的鳩山內閣﹐中蘇兩國政府都表明﹕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雖然只是片面的條約﹐但並不成為彼此關係正常化的障礙﹐日本也不必斷絕與美國的現有關係[4]。1957年1月7日﹑“賴”在日本不走的盟軍占領軍蘇聯代表團副團長訪問鳩山﹐雙方開始討論兩國正常化問題。

1955年6月3日蘇日兩國全權代表在倫敦舉行會談﹐持續到9月13日日本方面中斷為止。蘇聯方面在會談開始表現出誠意﹐釋放了一部分扣留的戰俘並交給日本政府一份扣留者名單。日本政府原來沒指望從蘇聯方面獲得領土上的讓步﹐指示全權代表松本在獲得齒舞群島與色丹島的條件下可以答應蘇聯方面的其它實質要求[5]。沒想到在赫魯曉夫“和平競爭”旗號下的蘇聯外交很痛快地同意“歸還”這兩島給日本。沒有預料到這個結果的日本外務省趕快通知松本再加上“歸還國後島與擇捉島”的條件，斷絕了和平的可能。

所謂的“冷戰”形成後﹐美國開始有意識地培植日本作為反蘇﹑反中、反共的戰略基地﹐防止日本與蘇聯﹑中國建立正常關係[6]，而挑起它們之間的領土爭端就是阻撓關係正常化的最有效手段。美國從自身的外交性格出發﹐認為蘇聯不可能將到手的齒舞群島等任何領土交給日本﹐所以從1954年以後﹐開始違背過去對蘇聯的承諾﹐聲明齒舞群島不是千島列島的一部分﹐致使日本採取強硬立場讓蘇聯無法接受。現在﹐蘇聯同意交出齒舞群島﹐而且連色丹島也同時交給日本。

1956年7月日本外務大臣重光赴莫斯科再次交涉和平條約並準備接受蘇聯的條件﹕即蘇聯保留國後島與擇捉島﹐交給日本齒舞群島與色丹島。但美國政府決不願意看到蘇日和平條約的簽署。杜勒斯恐嚇道﹕“兩島歸還下的和平條約決不能承認”﹐“如果國後島與擇捉島成為蘇聯的領土，沖繩也可以合併入美國”。這就是外交史上有名的“杜勒斯恐嚇”。

1956年9月7日﹐美國國務院正式向日本大使谷正之遞交關於蘇日交涉的備忘錄﹐其內容為﹕(1)蘇日間的戰爭狀態必須及早終結﹐蘇聯拒絕簽署舊金山條約拖延了這個過程。蘇聯必須儘早釋放被扣留的日本戰俘；(2)雅爾塔協議只不過是當時的首腦間的共同目標陳述﹐不是當事國之間的最終決定，對領土的移交沒有任何法律效力。舊金山條約中日本放棄的領土的歸屬問題應該由另外的國際手段來解決﹔(3)美國認為國後島與擇捉島﹐和北海道的一部分齒舞群島與色丹島一樣﹐從歷史上就是日本的一部分﹐應該正當地還於日本的主權之下。如果蘇聯同意這一點﹐將對緩和遠東的緊張局勢做出積極的貢獻。

美國出示的這個條件﹐使蘇日之間存在着這一無法解決的“領土問題”﹐把日本套在對蘇包圍網的軍事同盟命運上。

3. “北方領土問題”的日本化

日本政府按照這個備忘錄的內容﹐從1961年的池田內閣開始﹐製造起“國後島與擇捉島不屬於千島群島”的輿論並大肆宣傳。當時仍屬於左翼陣營的和田春樹[7]等學者從歷史﹑地理上無懈可擊地批駁了這種“南千島不屬於千島”的謬論﹐1988年以後﹐再也聽不到日本政府的這種主張了。

但日本政府已經不可能撤回這個沒有國際法依據的“歸還北方領土”的要求。“北方領土問題”已經變成了“日本全體國民的悲願”﹐正是靠着這個“悲願”﹐違背憲法的自衛隊得以不斷擴展﹐[8]美日安保同盟進一步鞏固。在此“大政翼贊”體制下的社會黨﹑共產黨為了爭取選票﹐比日本政府更加激烈﹕既然要求收復南千島(國後島與擇捉島)﹐為什麼不可以要求同屬於“日本固有領土”的整個千島列島呢﹖

在美日兩國政府的這種挑釁和新的安保條約之下﹐蘇聯針鋒相對地在蘇日共同宣言 (1956年10月19日)中“同意在和平條約締結之後交給日本齒舞群島與色丹島”的條款上加上“撤走美軍基地”的條件﹐1961年以後乾脆回到“蘇日之間不存在領土問題”的立場。

1985年登場的戈爾巴喬夫實行的一系列“新思維”外交令日本政府對解決“北方領土問題”充滿了期待。特別是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及其後的一系列東歐巨變﹐蘇日之間的相對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日本媒介也營造出“以經濟換領土”的可能性。但1991年4月當戈爾巴喬夫作為蘇聯最高領導人(蘇聯總統)第一次訪問日本時﹐日本人失望地發現戈爾巴喬夫已經沒有權力了。隨同訪日的俄羅斯共和國莎哈林州長一聽說要談他管轄下的四個島嶼﹐簡單地聲明這次會談沒有這個權利就提前回國了。戈爾巴喬夫只能答應日本政府的要求﹐在共同聲明中記入四島名稱﹐以示蘇日之間存在着“領土問題”。幾個月後﹐作為蘇聯總統的戈爾巴喬夫與他治下的蘇聯都從歷史上消失了。

4. “北方領土問題”的展望

蘇聯解體以後﹐作為蘇聯繼承國的俄羅斯已經不再是美國的威脅。相反﹐俄羅斯不斷惡化的經濟局勢日益成為美國的負擔﹐美國需要日本對俄羅斯的經濟援助以推動市場化﹐美國現在不願意俄日之間因為小小的幾個島嶼影響其遠東大局戰略。1997年 6月在美國丹佛召開八國首腦會議[9]上﹐克林頓總統向葉利欽與橋本表明﹕“美國關心俄羅斯﹑日本這兩大美國友好國家之間排除障礙﹑建立起同盟關係﹐為亞太地區帶來安定”﹐“俄日關係邁向二十一世紀大有可為”﹐“領土問題應該能夠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法解決”[10]。對於美國而言﹐日本固執“北方領土問題”已經給美國的亞太地區戰略帶來了麻煩。

葉利欽與橋本在克林頓的催促下﹐各懷打算於1997年11月﹑1998年4月連續舉行兩次會談﹐擺出解決四島問題的姿勢。俄羅斯方面稱﹐俄羅斯憲法規定﹕國境的變更必須通過全民投票﹐俄羅斯民眾完全沒有讓出四島的餘地﹐在後期失去民心的葉利欽政權當然不可能與輿論為敵。隨同葉利欽參加會談的科里姆林宮發言人訪日後馬上去四島視察﹐回來報告說：俄羅斯不可能接受橋本的在四島以北劃定“國境線”的方案。葉利欽也批示道﹕南千島將永遠是俄羅斯的領土。

橋本熱衷於“北方領土問題”﹐一方面是想借俄羅斯的經濟困境以投資開發換取領土[11]，另一方面是出於個人野心。在經歷冷戰終結後[12]，日本政治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包括最大反對黨社會黨在內的左、中勢力幾乎全面瓦解﹐自民黨的一黨執政體制更加鞏固。橋本個人在自民黨內又沒有強有力的競爭對手﹐本該在當政期間有所作為。但日本的經濟自從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一直未能“復甦”﹐反而越發惡化﹐橋本只好轉向外交方面謀求所得﹐“回收”與“北方領土問題”就成為橋本當政的最大課題。

1998年4月的葉利欽與橋本會談也沒有任何進展。日本改變了直截了當要求俄羅斯 “歸還”“北方領土”的提法﹐提議先在四島以北劃定國境線﹐但允許俄羅斯繼續行使四島的行政權﹐由日俄共同開發。葉利欽不便直接拒絕﹐答應帶回去研究，不了了之。

在美國的日裔歷史學家Tsuyoshi Hasegawa觀察到：“一些揭示這個爭執的最重要美國文件‘因為某一友好國家的要求’依然沒有解密”（這一“友好國家”就是日本），“有一些日本的媒體報道與事實不符，日本的報道實際上是根據外務省官員的聲明和放風，反映了外務省的故意或無意的偏見”。[13]

2005年11月2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訪問日本，雖然與日本首相小泉也提到“北方領土”問題，雙方都沒有意願具體交涉。靠原油漲價支持經濟成長的俄羅斯面對經濟不振的日本，沒有需要向日本妥協。2009年2月18日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與日本首相麻生會談，只能“希望”在這一代人有生之年解決領土問題。2009年9月上台的日本民主黨政權，最主要的關心是在自身不分裂而維持政權、在國際上與美國（沖繩駐軍問題）和中國（釣魚島衝突等）的關係調整，根本顧不上俄羅斯。

2010年10月初，梅德韋傑夫結束訪中時，原計划去南千島群島訪問。但由於氣候惡劣，梅德韋傑夫的總統專機無法在當地機場降落，被迫取消了這一行程，訪問了臨近南千島群島的堪察加半島。由於前蘇聯和俄羅斯領導人從未訪問過南千島群島，日本激烈反應，並抗議說俄國領導人訪問北方四島將嚴重損害雙邊關係。日本還特別召見了俄羅斯駐日本大使，敦促俄國領導人取消訪問。俄羅斯也強硬回應說，南千島群島是俄國領土，俄國總統有權訪問自己領土。克里姆林宮對媒體表示，11月13日到14日將在日本舉行亞太經合峰會時，參加峰會的梅德韋傑夫會順道訪問南千島群島。

其實，國際關係中並不存在所謂“固有領土”問題，俄羅斯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米赫耶夫說：“以歷史或是國際法為基礎，雙方圍繞四島規屬問題的對話走入了死胡同。也就是說，兩國都無法在歷史或是國際法領域找到完全有利自己的論據來說服對方。只有雙方在政治上彼此讓步和妥協，才有希望解決四島問題”（美國之音報道）。

5. 日本共產黨的極端民族主義表現

從自民黨橋本1998年內閣到民主黨2010年政權的“柔軟”、強硬打算固然不可能實現﹐但日本政府的企圖卻遭到日本共產黨的激烈批判。日共委員長不破在1988年4月20日召開的第二次中央委員會總會上強調三點﹕(1)國境線日本方面只包括四島﹐等於宣布永久放棄千島群島﹔(2)劃定國境線後還允許俄羅斯的實效支配﹐談不上收復領土﹔(3)日本如此讓步﹐俄羅斯竟然毫不領情。[14]這與日共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極端民族主義立場類似。[15]

日共固執“千島群島固有領土”論﹐是基於1875的俄日協議﹐而斷定俄日間最早的1855年條約(規定千島群島歸俄羅斯所有)﹑俄日戰爭後的1905波茨茅斯條約以及1951的舊金山條約都是不正當的。日共如此激烈地反對舊金山條約﹐卻又擁護雅爾塔協議和波斯坦宣言﹐主要是看到日本民眾長年被美日政府宣傳渴望俄羅斯讓步的心理﹐而不能實現這一願望的自民黨很難象處於在野黨地位的日共那樣滿足國民。日共這樣做﹐同時又洗脫長期以來“日共受蘇共指導”的不佳形象。這樣﹐為了在現行體制內爭取選票﹑擴大勢力﹐日共客觀上走到了與日本右翼共同阻礙俄日關係正常化的道路上。

這樣﹐由美國撒下的這粒“北方領土問題”種子﹐已經“開花”、“結果”﹐產生了連美國也不願看到的﹑沒法解決的後果。與許多其它的現存國際爭端一樣﹐在現有的國際政治規範之下﹐“北方領土問題”將找不到解決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