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上學的方法論

    在《新知言》一書中，我認為形上學有兩種方法；正的方法和負的方法。正的方法的實質，是說形上學的對象是什麼；負的方法的實質，則是不說它。這樣做，負的方法也就啟示了它的性質和某些方面，這些方面是正的描寫和分析無法說出的。

    前面第二章我表示贊同諾思羅普教授說的：西方哲學以他所謂“假設的概念”為出發點，中國哲學以他所謂“直覺的概念”為出發點。其結果，正的方法很自然地在西方哲學中占統治地位，負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國哲學中占統治地位。道家尤其是如此，它的起點和終點都是混沌的全體。在《老子》、《莊子》裡，並沒有說“道”實際上是什麼，卻只說了它不是什麼。但是若知道了它不是什麼，也就明白了一些它是什麼。

    我們已經看到，佛家又加強了道家的負的方法。道家與佛家結合，產生了禪宗，禪宗的哲學我寧願叫做靜默的哲學。誰若了解和認識了靜默的意義，推就對於形上學的對象有所得。

    在西方，康德可說是曾經應用過形上學的負的方法。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中，他發現了不可知者，即本體。在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學家看來，不可知就是不可知，因而就不能對於它說什麼，所以最好是完全放棄形上學，只講知識論。但是在習慣於負的方法的人們看來，正因為不可知是不可知，所以不應該對於它說什麼，這是理所當然的。形上學的任務不在於，對於不可知者說些什麼；而僅僅在於，對於不可知是不可知這個事實，說些什麼。誰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誰也就總算對於它有所知。關於這一點，康德做了許多工作。

    哲學上一切偉大的形上學系統，無論它在方法論上是正的還是負的，無一不把自己戴上“神秘主義”的大帽子。負的方法在實質上是神秘主義的方法。但是甚至在柏拉圖、亞力士多德、斯賓諾莎那裡，正的方法是用得極好了，可是他們的系統的頂點也都有神秘性質。哲學家或在《理想國》裡看出“善”的“理念”並且自身與之同一，或在《形上學》裡看出“思想思想”的“上帝”並且自身與之同一，或在《倫理學》裡看出自己“從永恆的觀點看萬物”並且享受“上帝理智的愛”，在這些時候，除了靜默，他們還能做什麼呢?用“非一”、“非多”、“非非一”、“非非多”這樣的詞形容他們的狀態，豈不更好嗎?

    由此看來，正的方法與負的方法並不是矛盾的，倒是相輔相成的。一個完全的形上學系統，應當始於正的方法，而終於負的方法。如果它不終於負的方法，它就不能達到哲學的最後頂點。但是如果它不始於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為哲學的實質的清晰思想。神秘主義不是清晰思想的對立面，更不在清晰思想之下。毋寧說它在清晰思想之外。它不是反對理性的；它是超越理性的。

    在中國哲學史中，正的方法從未得到充分發展；事實上，對它太忽視了。因此，中國哲學歷來缺乏清晰的思想，這也是中國哲學以單純為特色的原因之一。由於缺乏清晰思想，其單純性也就是非常素樸的。單純性本身是值得發揚的；但是它的素樸性必須通過清晰思想的作用加以克服。清晰思想不是哲學的目的，但是它是每個哲學家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訓練。它確實是中國哲學家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學史中從未見到充分發展的負的方法。只有兩者相結合才能產生未來的哲學。

    禪宗有個故事說：“俱胝和尚，凡有詰問，惟舉一指。後有童子，因外人問：‘和尚說何法要?’童子亦豎起一指。胝聞，遂以刃斷其指，童子號哭而去。胝復召子，童子回首，胝卻豎其指，童子忽然領悟。”(《曹山語錄》)

    不管這個故事是真是假，它暗示這樣的真理：在使用負的方法之前。哲學家或學哲學的學生必須通過正的方法；在達到哲學的單純性之前，他必須通過哲學的復雜性。

    人必須先說很多話然後保持靜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