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想插入一个小篇幅谈谈我在天津的大堂哥一家，大堂哥系我大大伯家的孩子。大伯在我父亲七个弟兄姐妹中排行老大，父亲排行最小，因而这个大伯长我父亲二十二岁，在那个年代我父亲和大大伯几乎差了整整一辈人的年龄，的确如此，我的大堂姐和堂哥分别只小我父亲两、三岁。大伯是一名解放初期的进城干部，早年参加了革命，和外公一样，解放前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外公和大伯在某个时期，好像还曾经在同一个地区，一起共同出生入死过。全国解放后，大伯来到了天津，担任一个区的党委书记，后来当上了区商业局长，也算得上是一名高级干部。我父亲十四岁跟随他的这位大哥来到天津读书，因而父亲从小就在天津与他的大哥生活在一起，可惜我的大娘没有享福的命，跟随大伯来到天津，没几年就身患重病，不治而去，留下了堂姐和堂哥俩个孩子。大伯后来又结婚娶妻，后续的大娘是一名小学老师，没有太高的文化，也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子女，大娘嫁给大伯后，又给大伯先后生育了三个孩子，一子两女。生活上他们一家是没有问题的，大伯的工资在当时相当可观，大娘自己也有收入，但这个大娘人品不能说不好，不过人人都明白，后娘也实在是难当。她很会算计，居家过日子，勤俭持家也能让人理解，但对待父亲和大堂哥、大堂姐显得非常的苛刻。父亲那时住在学校，除了每个月给我父亲一点零花钱外，父亲和大伯大娘一家人也没有太多的来往，偶尔周末假日里，会到大哥家吃顿饭，父亲后来上了师范学校，一切生活费用由学校承担，也就不需要大伯的支持了。

大伯一家人在经济上一点问题也没有，大伯前后两个太太生了五个孩子，她们的关系及每个孩子的事情，则成了家里最棘手的问题。我非常能够理解大娘作为一个后娘，是非常不容易的，后妈不好当，人人都明白，总会有亲了后了的问题出现，孩子们之间也很难做到平衡。身为父亲的大伯对自己的亲骨肉一视同仁，不会偏了斜了的，但五个子女往往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各自有着不同的想法，可想大伯也是很难做人。因而堂哥、堂姐时常会向我父亲告大娘的状，后来大伯的身体不是很好，年纪也大了，因而，爸爸免不了为堂哥、堂姐的事情去和大娘讨论交涉，有时不得不据理力争，甚至还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争执。渐渐的，堂哥和堂姐与大娘闹得关系越来越紧张，堂姐好像还好，作为青春期的堂哥有段时间变得相当叛逆，与大伯大娘的关系有点剑拔弩张的感觉。随着慢慢长大了一些，堂姐和大娘的关系逐渐修复了一些，到了适婚的年龄，堂姐嫁给了大娘的一个同事，还是由大娘做的媒人，因而与堂姐的关系维持得还算不错。堂哥后来参军离开家几年，长期的分离，也使他们的关系稍稍缓和了很多，再后来娶妻生子，成家单独各过了。逐渐的，堂哥与大娘和同父异母弟妹们的来往也是少之又少，没有事情能不见就不见，假日、节庆礼节性的赶过去看看大伯而已。

    我的记忆中，仅在我上小学前，见过大伯大娘两次，那时已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大伯因患中风已卧床不起。大伯在文革初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停职检查，劳动改造，每天接受各种大会、小会的揪斗批判。后来被派去一个单位烧锅炉，也还是时不时地被揪出来，和其他的“反革命”一起游街示众，接受批判改造。大伯虽然没有绝望过，但长时间的批斗、游街示众让他心力交瘁，心情相当压抑。大伯本来就患有高血压，一天早晨起床后，穿衣服的时候，没有站稳就一头栽了下去，幸好大娘在旁边抱住了大伯，从此后中风卧床不起达十余年的时间，生活不能自理，口齿也不清楚，去世前度过了一段相当痛苦的岁月。大伯给我的印象不是很深，由于长期卧床不起，身体有些发福，但精神状态还不错，从眉眼看得出年轻时也是一表人才，文化大革命让很多人过早离世，有多少人经历了人生最苦难的一段岁月，大伯的命还在就算幸运的了。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大伯，一九八零年，在我上大学二年级时，大伯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卧病在床生活后离开了人世，记得大伯去世的时间好像是和宋庆龄同一天，六一儿童节前后，我也是从父亲后来给我的信中知道的这件事情，至于大伯去世后，堂哥、堂姐与大娘和另外几个弟妹间的财产纠纷，我虽有耳闻，也不是太清楚，与自己不相干，因此也从没有问过，也不想在这里多谈及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