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与西哈努克相伴的恶魔波尔布特（之二 牛虻） (接昨日)占领金边后，波尔布特马上宣布要建设一个“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理想社会。其实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基础上，想拉平贫富差距就只能让大家都受穷。此前的战争期间，红色高棉就于1972年在解放区废除货币，只允许人民实行原始的物物交换，并实行平均分配的原则。由于反帝民族战争中大敌当前，加上处于没有多少商品的贫困农村，大家还能勉强忍受。红色高棉执政后，立即在全国废除货币、商品，便造成了破坏一切正常的经济规律的大灾难。 波尔布特等人打扫城市时，只留下进驻的党政军部门和极少几座工厂（还主要服务于政府机构需要）。接着又在全国建立农村合作社，农民和下乡的“新生者”除了保留睡觉的铺盖外，其他私有财物全部充公。每个村成立一社，30至40家编为一个大组，每组成立一个公共食堂，每10人一桌吃大锅饭。外国参观者看到的景象是，合作社天天吹哨出工和下工，田间地头插着红旗，一片片黑衣人围着汗巾在挖土挑担。这种生产方式下劳动者有无积极性，中国从“人民公社”走出来的过来人肯定心知肚明，红色高棉执政时连年出现的饥馑也做出了答案。 红色高棉否认商品和货币的作用后，国内生产便不讲核算只讲需要，对国外没有贸易只要求无偿援助。保留下来的工厂也要求“亦工亦农”，达到粮食自给。工人上班之余种的粮不够吃，大锅饭供应不上只好终日喝大锅粥。合作社社员对粮食之外的生活必需品如盐、油和衣服之类因无法自给自足，只有由国家统一配给。民柬就此向全国老百姓和军人只发统一样式的黑色“革命服”（其实从军事角度看此颜色也不利于伪装），每年一人两套内外衣裤和围脖的水布一条，禁绝其他服装。姑娘穿花衣服更被定为“资产阶级思想”（不过此时的中国社会，好像也好不了多少）。那时在国外报道中，就此把整个民柬社会称为“乌鸦队”。 对这一时期柬埔寨的状况，当时的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蒋光化，在其后撰写的《访问外国政党纪实》一书曾这样写到：“为了进行共产主义管理制度的试验，柬埔寨领导人一直在考虑是否取消商品货币问题。当取得全国政权的时候，就下了决心不要商品、货币。胜利前夕中国帮助印制的钞票全部作废，没有发行，存在仓库里，没有人看管，有时大风一吹，钞票满天飞，谁捡去也没用。我们在柬埔寨参观访问那么多天，没有看到一个商店，没见任何市场，没有看到一次商品交易，更没有看到任何货币。全国只在金边有一个友谊商店，是供应驻金边外国使馆一些日用品的。就是外国使馆人员到这里买东西也不用货币，而是通过记帐的办法结算。” “1975年4月17日，打垮了美帝及其走狗，把资本家、封建残余、宗教信仰和个人财产等问题都‘解决’了，一举多得。现在，全国无论工厂还是农村，一切东西都是大家的。”“社员家庭所饲养的家禽、家畜以及房前屋后所种的瓜果蔬菜，全归集体管理和食用。社员家里除了必需的碗筷、衣物、桌椅、床和烧水锅外，基本上没有其他东西。” “据介绍和参观访问中所见所闻，在民主柬埔寨，全国人都过着集体生活。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组织里度日。以合作社为单位，7-15岁组成少年小组，离开家庭集体食宿。15岁以上的青年男女，组织流动生产队，男、女分别集体食宿。流动生产队是农业生产上机动的主力军，合作社或县均可统一调度使用。”“全国人都吃集体食堂，中央要求每30至40户办一个集体食堂。”“合作社既是经济单位，又是基础政权，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基本上以乡为单位建立合作社。” 1975年4月波尔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两个月后，就到北京来朝见伟大领袖毛泽东，听取指示。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这位忠实的学生一行。在会见中，波尔布特对毛泽东讲：“我从年轻时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引了我们全党。”毛泽东则对波尔布大加赞赏：“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 此次会见中，伟大导师毛泽东还特地向波尔布特亲授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他推荐姚文元写于1974年的两篇受他高度赞赏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又亲自送给波尔布特30本印成大字版的马、恩、列、斯著作。 其实，波尔布特对毛泽东的崇拜由来已久，这次会见18年之前的1957年，波尔布特就已经来到中国南部的游击战训练营地深造，他的中文说听与阅读能力都可以，就是写作不行，他勤奋通读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全部军事著作，从武装割据到农村包围城市，他认定毛泽东思想是柬埔寨革命的必由之路。只不过，中共当时对波尔布特并无什么特别的兴致。 时隔8年，到了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又专程来到中国“取经”，在北京呆了整整三个月。这时正是毛泽东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准备时期，在此期间，他会见了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毛泽东身边秀才班子的核心成员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则向他面授“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革命理论和经验。可以说，对于波尔布特而言，毛泽东的思想、中国革命的斗争经验——在那时就已在他心目中确定为日后夺权登基、建国治国的理论依据。 波尔布特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赞许与鼓励下，在柬埔寨推行了一条比中国“文化大革命”更为左倾的路线。他要在柬埔寨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主义实践”。消灭富人，追求平均；消灭城市，迁出居民下乡务农；毁掉家具、电视、冰箱、汽车等等“奢侈”物品；以革命性的名称更改街名；解体家庭，成立男、女劳动队强制劳动；改造知识分子，如不能脱胎换骨，就从肉体上予以消灭。 1977年，波尔布特政府于取消货币、市场，实行供给制等举措之外，又开始实施一项“四年计划”，其核心就是走农业集体化、合作化道路，并提出了“超大跃进”的口号。8月，波尔布特在柬共中央会议上指出：只要实行了这个计划，我们就能通过集体化运动在四年之内实现大规模的粮食出口，从而进一步发展农业、轻工业甚至重工业。为实现柬共领导人所描绘的“到1977年，人们每星期可以吃两个水果。到1978年，将会是每两天一个水果。到1979年，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水果了。越往后走，情况会越变越好”的美丽前景。于是浮夸之风盛行，随之而来的即是人民口粮的减少，饿死人的事情频频发生。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悲剧，于19年后在柬埔寨再现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里面，有咱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思想的功劳！更是中国“输出革命”的历史耻辱! 令后人感到尤其荒唐的是，民柬借口防止反动势力串联，还取消了邮电和公共交通，老百姓不能通信，非公差外不得离开自己的工厂和合作社外出。国内的汽车、火车只供政府机关和军队使用，乘坐者必须有单位的公出证明（因废除货币已无法买票）。在此空前的封闭隔绝状况下，除了秘密外逃者，普通民众全被禁锢在固定的土地上，被拆散了家庭的成百万人不仅三年多时间里无法相聚，而且大都不知亲人的下落，只有拜托偶尔有因公外出者代为打听或捎带口信，真比古代的“鱼雁传书”更难。 波尔布特为了实现“思想革命化”，还割断了文化的历史继承性，提出要破除一切旧思想，原有的学校都被取消。后来因机关和保留下的少量工厂毕竟需要用电、开车，才恢复了几所中等技校和电工学校，入校者首先要从阶级成分来挑选（“文革”时的中国，亦有“工农兵上大学”之国策），在校多数时间也用于学政治而非学技术。民柬在金边虽建有一座民柬广播电台，却因民间已无收音机，只有在军队、工厂、机关和合作社集体组织收听。国内又取消了报纸和出版社，惟一的刊物是每周由中央编印下发一期的《民主柬埔寨》，供领导干部阅看和群众集会时宣读。对国内过去所出的书籍因一律看作旧社会余毒，或烧或扔，民柬自己又不出版新书，即使对他们宣称信奉的马列毛著作也未能翻译印发，结果一般民众终年不读书、不看报（非不想看乃看不到）。 柬国内当时出现文化荒漠，一方面是过去参加红色高棉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被当成阶级异己分子，或被打成叛徒、特务加以肃清；一方面对旧有的读过中学以上者均视为“受敌人思想影响很深的人”（中国“文革”时期，也有“知识越多越反动”之说），全部赶下乡后分配做重体力劳动，据说这样才有利于改造其思想。民柬的基层干部和士兵一般都是青少年文盲，军中也无文化教育。这些人出于原始农民对现代文化的仇视心理和少年的冲动，执行起极“左”政策一时倒有近乎狂热的积极性。 为了“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民柬当局又规定知识分子不许相互通婚，如男学生必须找农家女，且由领导指定。人们到举行集体婚礼时对号入座，方知“组织安排”的配偶是何等模样。已婚的青年男女又大都被分开编组，一两星期才许团聚一次。孩子七岁以上也必须离开父母，集中参加放鸭、编织一类劳动。波尔布特还不无得意地夸耀这种“创举”，称其能彻底消灭家庭私有观念。实际上中国一百多年前的太平天国实行男营、女营制，就已经做过这种农业社会主义的可悲尝试，民柬境内只不过是以革命的旗号，重蹈这种实际反映了落后农民空想社会的覆辙。 波尔布特的恶政，自然激起人民的强烈反对，也造成了民柬内部的分裂。如第四师师长韩桑林就率部投奔越南，现任的首相洪森便是当时该师第二十一团团长。对大批部下和民众的反抗和出走，波尔布特等人不反省自己的政策错误，反而一味归罪于“敌特破坏”（直至他1998年死前同美国记者谈话时还如此认为），于是加紧株连和追杀，又造成更多的反抗和出逃，形成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 当时红色高棉在民间建立了严密的监视网，宣称“革命组织有千百双眼睛，如同菠萝一样”，谁发泄不满言论马上会大祸临头。在金边执政三年间，民柬在党政军内部又搞了四次大肃反。据宣布破获了所谓四大特务系统，即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越南和台湾情报部门的特务组织。一人被打成“特务”，部下、亲属都遭牵连。在严刑拷打下又攀咬他人，如此依据“逼供信”而来的口供自然越追越广。结果是参加红色高棉的华侨差不多都被打成台湾特务。1954年日内瓦协定后，撤到越南北方的千余名原“印度支那共产党”柬籍人员，在七十年代初回国参战，此时也被一古脑定为“越特”。 更可怕的是，红色高棉不制定法律（毛当年就有“无法无天”之说），只有内部的秘密保卫组织而没有司法机构，对惩处者也无“判刑”一说，认定有罪的所谓特务、破坏者以及异国战俘只有一种对待——处决。对民间犯有过失者，则采取警告，三次警告以上也是处决。当年国际上盛传波尔布特杀了300万人。这一数字接近其全国人口的一半，显然夸大过甚，不过其滥杀极多，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党政军部门清洗处决的比例更大。如民柬革命军总参谋部中除了总参谋长宋成一人外，所有人员都被捕杀。据金边陷落时被缴获的肃反机构“S-21”的口供记录，连宋成也列入了黑名单，只因他在前线指挥而得免。但搬到1977年，最后还是被波尔布特的卫兵给杀了，连同一家老小11口，死后波尔布特下令用汽车碾压尸体，其状惨不忍睹、令人发指。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时期柬埔寨华侨的境况，有资料记载：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华侨由此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未完待续、明日发三) 2012/10/17 晨8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