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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革”大量个人和家庭悲剧不为人所知 |
| | 爸爸，妈妈低头站在人群中间。大家一阵口号过后，接着是我在愤怒，我挥动蓝裤衩，揭发他们保留了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录，里面不是侵华日军的头目，就是国民党的反动军阀，这是幻想蒋介石反攻大陆！我郑重地宣布：和他们断绝父子关系！——最后，妈妈细声地问我：以后还给你寄钱吗？
老高按：“文革”自爆发之日算起，已经过去了47年。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欢呼声中、在横扫“四旧”的口号夹杂哀号声中、跟“上海公社”成立的爆竹声中呱呱坠地的孩子，现在已经年近天命，连他们的儿女辈也都到了考大学的年龄。但是对中华民族最黑暗的岁月，这样的两代人了解多少？他们如果谈起“文革”，脑海中会浮现什么样的想象？
由于中央从“文革”结束不久即有令，规定了“彻底否定文革”的统一口径之后就再也不许提起——当然，任何禁令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地覆盖到社会每个角落。但是毕竟导致这场最值得全民族都来研究、最值得全世界都来反思的大灾难，在社会记忆中日渐模糊。甚至在当前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激烈争论中，竟有人还将“文革”作为选项，以为“文革”不失为中华民族“速效救心”的一剂猛药。在中国的网站上，我读到这样的文字：“狂热既是一种灵魂的疾病，却又是一种可以让社会和国家振衰起弊、死而复生的神奇工具”。
对“文革”中的人——不是作为群体的人，而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我们还需要更多地了解。过去，我们比较多地讲述了“文革”如何如何冲乱秩序，毁灭中国文化……但其实，“文革”最贻害峻烈、最遗祸深远的，是向人开战，诱使、迫使每一个人摧残人性、泯灭人性，无论是爱情、亲情、友情，一概围剿殆尽——狂热，与其说是“救心”，不如说是“迷心”。不是有那句话么：上帝要让人灭亡，必先让之疯狂！
一位朋友言简意赅地归纳说：60年来，前30年，中国人被诱发了残忍；后30年，中国人被诱发了贪婪。 不正是这样吗？而两个30年联接处的“文革”，既是残忍的顶峰；也是贪婪的起点——今天的贪婪，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残忍：那些抛猪入江的人、那些用地沟油、用黑心奶、用豆腐渣大桥、校舍害人坑人的人，骨子里不是残忍，又是什么？ 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继续讲述“文革”的故事——讲的是过去，为的是未来。将“文革”的痛苦教训讲透，才有可能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我今天读到的著名电影摄影师傅靖生的一篇回忆，转贴于下。查百度百科：傅靖生“文革”前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熬过了“文革”，他拍摄的影视各类作品达500部以上，其中国际得摄影奖的故事片有《黑骏马》、《湘女萧萧》等，国际获奖的纪录片有《幸运的藏羚羊》（任导演）、《长城的秘密》（任摄影指导）等。
我斗了我爸爸
傅靖生，《经济观察报》
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代中国人呱呱坠地后大多会有三次庄严，第一次是九岁，在五星红旗下戴红领巾。至于什么是主义？似懂非懂，好玩而已。
第二次是少年，面对团旗宣示：“为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将革命进行到底，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一次，意味着灵魂像石膏流进了胶模，定型了。
我在山东省实验中学，因为品学兼优，任少先队大队长，不满十五岁就入了团。一路走来，一路优秀。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我是团总支宣委。到了电影学院，自然成了学生会学习部部长兼院火炬报主编。
现在，我冲刺“第三次庄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64年秋，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
我怀着赤子之心向党写了申请书，坦诚地说明自己出身：生父黄健是国军将领，1949年逃往台湾。在我沦落街头的时候，现在的爸爸收养了我。从此，我心有奋斗目标，行动则以雷锋为坐标，每天都狠斗私字一闪念，并且，一周递交一次思想汇报。
很快，摄影系党支部书记W找我谈话说：你和党越来越近了，要好好努力啊！你很有希望。学雷锋做好事，只停留在表面上，雷锋的本质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书记的话具体体现党的领导，让我感到心里真温暖，深深鼓舞着我。不管要做什么，先看毛主席怎么说，我再怎样做。
老子反动儿混蛋
电影学院在新街口外大街25号，是完整的苏式花园建筑。贯彻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最有效的莫过于直观教育，现在的大课是斗争反动学生。
大礼堂全校师生群情激奋，高喊：打倒反动学生郭宝昌、吴天忍、刘文田！郭宝昌的主要“罪行”是散布资产阶级糜烂的生活方式，他虽然是被收养的，但是成长为同仁堂的继承人，所有言行就都打上阶级斗争的烙印。领导宣布决定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口号此起彼伏，公安干警将三人押下讲台。这位日后的大导演被强弩着的身影消失在大门的逆光中，前往南口农场。
有句成语叫“敲山震虎”，我不是虎，要是虎，也许不怕震。我像鼠，我胆小如鼠。这一震，让我一天到晚在想我究竟是谁？我看我自己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别人看我是混入团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每晚我会被同一个恶梦折磨，生父黄健发猛力，把我从云端推出，我落呀落，速度越来越快，一直到我惊醒。一身虚汗后想到自己无法改变的出身，前途如断崖，感到绝对的孤独。我想，雷锋的所做所为，我可以学，但是，他压根儿是穷人的胎，天生就是革命的坯子。他有家仇，阶级仇，地主还乡团来了，他就要受二茬罪。用金庸复仇主义的思路看：他是“毛家庄”的，我是“蒋家庄”的，水火不容。
我渴望把自己挪到“毛家庄”来，也用阶级分析：“生母章倩萍出身贫民，1940年被万恶的地主黄健抢占了，这就是家仇、阶级仇啊！”好像找到透气的缝了。可是，按照土改前三年为划分标准，“广西1950年土改，我妈还是个地主婆！”人走投无路的时候，阿Q能缓解接近崩裂的精神。尽管那时鲁迅超级火爆，是文革旗手。但是，这次学阿Q越学越绝望。很快，敌我的观念在同学中发酵，不久，我就挨了乱拳。
这一天，春光明媚，在宿舍楼408。同学ZZP，拿着暗袋找我：阿傅，你帮我看看，我的暗袋是不是漏光？我天生助人为乐，加上学雷锋也就有了一篇好日记，我当然愿意了。二话不说，我把暗袋套到自己的头上，钻进黑洞，仔细查验。没想到一通乱拳就打过来，噼里啪啦，像暴雨！我眼冒金星，不顾一切扒开暗袋，看见了三张脸，除了Z，还有J和C。他们在微笑，若无其事，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相信在黑暗中错过了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表情。我的脸红肿了，我忍了——有句话，小不忍则乱大谋，因为，他们等我回击。
接着猛戏就来了。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检阅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上，他给红卫兵代表宋彬彬改名叫宋要武。第二天，一列红卫兵闯进电影学院，高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你要是敢说党不好，马上让你见阎王。你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你要是不革命，就罢了你的官！滚你妈的蛋！”这些来自自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清一色的高干子弟，北京人谈虎色变：腰中的军官皮带扣是方的，锐利像刀，只要出击几下子……已经打死了很多……
他们在影壁墙上贴出了硕大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原来，我大惊失色，原来我挨了乱拳，是因为我与生俱来是混蛋。
传说作者是高干子弟谭立夫。
全校都集中到礼堂，在革命的威慑力下没有人敢不来。台上，一位飒爽英姿的女红卫兵大声命令：“文艺院校彻底烂掉了，凡是出身不好的人都上台来报到！”
我蒙了！记不清有几个人上了台，说了些什么。我只想我该怎样交代？如实说，会不会被皮带抽得皮开肉绽？打马虎眼，是不是会有人上台当场揭穿？我的屁股一个劲向后移，但是脚就是不听话。忽然有女生上台说：我反对！女红卫兵：你叫什么？是哪个学校的？女生：我叫杨其韶，中央美术学院学生。红卫兵来回甩皮带：你是什么出身？杨其韶：我是三代贫农。女红卫兵：你反对什么？杨其韶：我认为，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大家都生长在红旗下，绝大多数出身不好的同学是热爱毛主席的。
趁着气氛缓和下来我蹭出了礼堂，下了台阶，越走越快，逃出了大门。不知不觉到了护国寺一个小饭店，空肚子喝一瓶香槟酒，天转地也转，差点倒在马路中间。人生我第一次喝酒，记住了酒后的恶感，也就永远不喝酒。
杨其韶，长长的辫子，瘦尖的脸庞，身材秀美。在美院附中我高一她高四，她救了我，她是我的救星。
一年后，1967年7月16日，为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大学生横渡八一湖。忽然，狂风大作，卷起了大浪，四个美院的学生不幸被拍中身亡，其中有杨其韶。八一湖西侧当时是坟冢，现在是三环。46年来，我无数次经过八一湖，没有一次念悼杨其韶。遗憾我未能对她说：谢谢你。
杨其韶说的对，我傅靖生就是热爱毛主席的，我是红色的，我改名叫付红。现在，毛主席直接领导红卫兵了，党呢？瘫痪了，我渴望加入红卫兵像渴望入党。当然不会吸收我，我就自己做红袖标，不敢印红卫兵，就印共产主义红艺兵。我把鲁迅的石膏像的胸前嵌上毛主席像章，浑身热得不知怎样才算是革命了。我无限崇拜毛主席，一点都不假，终于，有一次毛主席接见，被我赶上了。
三米高的标语牌，一个字要八个人抬，我被分配在“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鸣”字下面最边上，在马路最南端。我的眼睛是2.0，离天安门最远，却看得最清。毛主席在天安门东南角，摘了帽子向下挥手，我激动直抖。队列边向前，我边向后扭头，一直扭到100度。我自己对我自己说：要是反动地主官僚的爷爷、生父站出来，毛主席只要一挥手，我会挥大刀向他们头上砍去！
毛主席挥手就是有力量，革命要有敌人，人人都在找敌人。
我为什么爱广角镜头
8月25日早晨，我照旧在太平湖跑步，远远地，看见有数十人围在中堤叽叽喳喳，像是有人投水了。议论随风飘来：是谁啊？是老舍，跳水了。那是畏罪自杀！快来啊！臭老九自杀啦！……
人越围越多，我不敢见死人，扭头出了太平湖。在护城河转悠着看城墙，到了西直门又转回来。路经演员剧团门口，院子里黑压压地围着外地串联的红卫兵，有人喊：抬起头来，低头就是公然对抗文化大革命！原来是造反派拿女明星X和Y示众。这次批判有特色，革命者可有三个动作，一：口号，二：啐唾沫，三，拧敌人胳膊上的肉。舒服啊！痛快，毛主席说：“……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也有人踏上去滚一滚。”所以，意淫的快感也是有合理依据的。
革命要有理由，哪怕为所欲为。
我磨叽到正午，相信学院食堂已经没人，可以躲过白眼下的飞沫。没想到我错了！
买饭的窗口只有我，没看见北窗阴影下有三桌人。
“我要个榨菜炒肉丝！”话音未落，同学门呼啦围上来冲我砸拳，为首的是表演系的同学ZY和ZJM。
啊……啊……啊！我边喊边退，革命同学边打边追。我退过排球场，在医务室的回廊下倒下了。脚踢代替了乱拳，我蜷着身子护着头接着……啊……
此时，在回廊的东侧，是通向大门的方向，来了一位同学W。他高声问：打谁哪？有人回答：打狗崽子付红哪！他高喊：打得好，该打！
眼看他在地平线，小小的，径直冲过来了，迅速变大，朝我的头踢，撞我太阳穴的是一双皮鞋，我昏了过去。
低角度，瞪圆了自己的双眼到最大视野（是广角镜头啊！），拍摄物由远到近，一直冲到眼球（镜头）的表面，这就叫冲击力！我有切身体会，在电影中就特爱用广角镜头。毛主席说得真对：“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
W姓同学在美术系，他而且是美院附中的同学，算得上少年同窗。此时，他的父亲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了出来，他革命这样急匆匆，想必也是要摆脱囧境，合理。如果他也学雷锋写日记，一定会这样写：“今天，我朝狗崽子傅靖生踢出革命的一脚，相信大家已经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我斗了我爸
雷锋有名言：“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我卵翼在少数派联委会里，因为他们以我为同志，我感到了温暖，他们相信我能和剥削阶级划清界限。
可是，对台湾海峡那边表态是水中捞月亮，划清界限要我面对养父傅博仁。
1954年5月的一天，10岁的我在大街上流浪，一位解放军走过来，他就是傅博仁，时任高等军事学院的工兵教官，在金华军事演习。他笑眯眯地把我抱起来问：想不想跟我走，当我的儿子？我满口答应。摸着大檐帽上带八一的五角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我第一次感到尊严。一周后，我坐上载满坦克的军列北上南京。从此，不再有人朝我吐唾沫，骂我是国民党姨太太的拖油瓶。也不会被生母拽着我的头往墙上撞，拿我宣泄对丈夫的愤怒。到了南京，妈妈陶庭弼帮我搓澡，笑眯眯地说：你是不是从来不洗澡啊！我乐，是真正的童乐。我说我要画油画，爸爸就带我去新街口百货大楼，我错要了戏剧油彩，画永远不干，他也没批评我。从小学，初中，美院附中……我不再野，只要我上进，爸爸就支持。
但是，主宰我的却是以下信息：国民党少将傅博仁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和保定陆军大学。曾代表国民政府接收杭州，秋毫无犯，国府廉洁的模范。上海战役前当上汤恩伯的工兵司令，主修上海周围的碉堡工事。虽然，他已经被策反，工事按照陈毅元帅的意图改修，但是连陈毅也因反毛主席，被揪出来……
想到这些，我决意要造他的反。尤其是我找到了证据，养母用旧的青天白日旗为我做裤衩，上面还留着星角的残影。
有红卫兵SYZ陪同证明，八个小时的火车我到了济南。建委和街委会红卫兵围了一圈，爸爸，妈妈低头站在人群中间。大家一阵口号过后，接着就是我在愤怒，我挥动蓝裤衩，揭发他们保留了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录，里面不是侵华日军的头目，就是国民党的反动军阀，这是幻想着蒋介石反攻大陆！然后，郑重地宣布和他们断绝父子关系。
最后，妈妈细声地问我：以后还给你寄钱吗？（此前，每月他们都给我寄25元钱生活费）我怒斥道：谁要你的臭钱？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我少年时生长的院子。
要想继续革命，还要对自己的爱情，现在检验我和赵蘅的爱情是否纯洁，是不是真的像马克思和燕妮。这要看是不是能和岳父岳母划清界限。既然毛主席说文艺界稀烂了，就要紧跟。实在没有类似蓝裤衩的理由，就硬扯黑帮的连线吧！把岳父赵瑞蕻、岳母杨苡和黑线人物贺敬之、蔡若虹、巴金、袁水拍都加扯在一起，要他们老实交代他们的黑关系。很快，一张黄纸黑字的大字报就寄到了南京师范学院，变成了斗争杨苡的炮弹。
革命像瘟疫，由一个传染给另一个，因为我的传染，赵蘅在单位也拿起笔做刀枪了。抖掉自己身上的耻辱，把耻辱转嫁给另一个人，人说：白眼狼，铁石心肠。上帝要是来纠错，会说：不，是红眼狼！
毛主席说：“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现在，我也想串联。秋凉的时候，我和同学G，L，C串联到武汉串联。看完长江大桥，住到了武昌长春观旁的小旅店。长春观里贴满了大字报，全是道士相互揭发怎样和道姑有染的故事。大家有感而发，深深佩服毛主席的文革可以铲掉人间三尺淤泥。
回到房间还没进屋，没想到我又遭遇当头一棒，门口贴了一串通缉我的传单，赫然醒目：现有我院狗崽子傅靖生（付红）其父是台湾的反动军官，借串联的名义，流窜各地，破坏文化大革命。知情者请联系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红卫兵。通缉中还有其他五名同学，我的出身是第一坏。革命最终也没有放过我，毛主席发明的群众专政辐射四海。
原来如此
1967年冬，美术系X和N等同学画的“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问世，毛主席头像叠在太阳上，着统帅服，笑呵呵的，一列各色的世界人民在下举手庆贺，宣传画在全国发行。革命在深入，公安六条在公布近一年后，几乎成了杀无赦的尚方宝剑。其中第二条“凡是……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和第四条“……敌伪的军（连长以上）……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联，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组织……”，加之外逃，我是没跑了，至于没坚持反动立场就说不准了，说你“反动”就能找出你的反动依据。
在清理阶级队伍的狂潮中，同班同学陆海炳被捕入狱，罪行是放大照片的时候，切掉了林彪的半个脸。农影的高班学长郑邦昌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枪毙，罪行是在日记中攻击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没有人同情他，都认为活该。要想自己不被清理，就要努力清理别人。毛主席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要是把人比成鸡，全国所有的鸡几乎被开水褪了毛。夫妻反目，父子交恶，朋友翻脸，相互揭发，人人自危，只为忠于一个人，神坛上的毛泽东。
有一天，中央派人来到学院向两派负责人宣布：“学生MBY，他的父亲是我党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地下党员，不幸被发现，光荣牺牲了，现在宣布他为烈士子弟。”有了至高无上的认知，从此他从狗崽子中出列，挺直了腰杆，过着阳光灿烂的日子。
消息传出，深深刺痛了我，在以后的半个月中，我爱在学院门口溜达，干什么？见着陌生人就问，是不是中央办公厅的？我希望有人也来宣布我的生父黄健也是地下党员，被蒋介石枪毙了。人在无望到顶的时候会制造希望，现在叫幻想症——我是真的以为有可能。
很快，到了文革第三年蝉鸣的盛暑，毛主席下达“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指示。工宣队举着大旗冲进了校园。这次，是以“抓516”为理由，用工人整学生，不管是哪一派，凡是积极参加文革的头头，都开始了漫长的煎熬。
岳父赵瑞蕻曾对我说：人在不经意的时候听到陌生人的一两句活，人生就会茅塞顿开。
最后一声蝉鸣过去之后，这句人间真谛灵验了。一位管人事的长辈告诉我：……傅靖生，你是外逃反革命的家属，是党的内控对象，共产党是绝对不会要你的，这是党内的规定……
原来如此！像观音菩萨点化孙悟空，我被点化了，我明白了……明白了什么？我明白我错了，明白物种都是分类的，人起码也分百类。我是哪一类？只不过是个卖艺的。我本该有自知之明，我却误以为我可能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滑稽。从那时起，我和人群渐行渐远，埋头创作，我从此被边缘，边缘是我的宿命。虽然历尽沧桑，却是我的本分。
可是，我潜意识中一直隐藏着忐忑不安，直到2005年，国共宿敌的后人胡锦涛和连战握手言欢，8年有15次。我的心才踏实了。我居然能对人说：我的生父，养父都是抗日的战将，真不可思议。
历史浑浊的长河等到了清水时。1996年，我应聘导演《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党委书记谭斌是出品人，我惊诧他就是谭立夫。我还没来得及谈对联，他却先给了我一篇报摘《发生在当年的一场辩论》。他写对联原文是：“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没想到陈伯达把反动血统论强加给他，又将他投入监狱。
巧遇不仅如此，1970年，郭宝昌从南口农场发到张家口沙岭子，和我们一起改造了，到2009年，被改造的这一行人一起回到大狱怀旧。我由衷地说：宝昌，你最牛，45年前，学院批斗你宣传地主资产阶级糜烂的生活方式。那时不过言论而已；现在，你一部《大宅门》反弹，让全国人民都来体验同仁堂的生活方式。牛！此一时彼一时也！他乐了，腰杆直又直。
63年后回故里
2013年3月5日，我回到故里广西岑溪古太村，63年前，我从这里逃亡。
古宅是青砖碉楼别墅，四栋拆了两栋。我小时玩耍的回廊依旧，挨着我读书的屋子二楼正厅曾是贫下中农委员会的办公室，砖墙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标语上挂满了蜘蛛网。
爷爷建立的古太中学，依旧伫立在山岗上，门框的墙口有他书写的楷书：古今书可读，太上德长修，横批是古太学校。黄底黑字，大大的，远在村口就清晰可见。圆拱下有文革遗存，红太阳焊在铁门上，铁条放射代表光芒，上面有八个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小小的，稍不留神就被忽略了。
多年寻亲现在有了结果：生父黄健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五战区司令部少将参谋，抗战胜利后代表中国政府，接收广州。1947年任台北师管区参谋长，在台湾2·28事件中因拒绝向民众开枪，被蒋介石严惩，革职免死。殁于1968年，享年61岁。
爷爷黄桂丹，岑溪县四任县长，下属李宗仁任第三纵队司令，阻击日寇未能进入古太境内。他乐善好施，口碑极佳。广西解放前，曾以一个连的兵力保护李济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过境免遭特务暗杀，功载国民党党史。殁于1961年，享年72岁。看两人过世的年份正是我恶遭原罪的时候，简直让我唏嘘不已！
如今，妈妈陶庭弼，爸爸傅博仁，岳父赵瑞蕻都先后过世，杨苡妈妈依旧健在。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从未觉察到四老有任何的责怪，爸爸几乎逢人便说，一生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收养了我。杨苡妈妈还送我礼物，一个小盒里装着一个雕塑少年，盒盖上写着：小傅，永远做个快乐的少年。
他们充满人性的品格，让我高山仰止。在他们眼中我是孩子，孩子做事即便荒唐，也情有可原。但是，我不能因为情有可原就原谅自己，我为我给他们带来的痛苦而永远愧疚。
这是我撰文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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