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一位善于收藏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是2012年底的时候，曹禺写给我的一封信被人以九千多人民币拍卖了。问我知道不知道此事？是否记得这信是怎么回事？如何流失出去的？他知道我以前曾经与许多文艺界名人有过接触，我手里是否还有类似的信件？等等。到底是职业收藏家，问的问题相当专业。我真心感谢这位朋友告诉我这一消息，立马到他所说的网站去看。果然，有图有真相，连信封带信瓤全都有，的的确确是当年我收到的著名戏剧家曹禺先生的亲笔信。且不管这信是如何流失出去的，我赶紧把它存了下来，对我，好歹也是一个纪念呢。看着那信件的照片，读着信，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重新浮现在脑海……

1984年4月下旬，我调动到一个专门采访文艺界名人的小组工作。因为当时老一辈的文学艺术家都已年高，有许多陆续离去了。我们的工作是以录音的方式记录下采访的过程，留下他们的声音和自述。在中国，我们可以算是比较早开始有计划的口述历史工作的小组，我们的工作被戏称为“活的资料抢救运动”。我们肩负的任务很繁重，人手又少，受到的阻力也很大，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我和同事骑着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几乎跑遍了大半个北京城，还去到上海、杭州、广州、深圳、河北、东北等其他地方，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工作留下了一百多位著名艺术家、作家的录音和照片供后人继续研究。

采访曹禺是我真正第一次“单兵出击”——独自采访。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两名采访人员一起去，但当时组里只有我一人上班。我找到他家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过去，正好是先生本人接的电话，很顺利地就定好了时间，又核对了他家的地址。到了那天，我出发了，挤公共汽车去的。由于当时的录音机足有桌子抽屉那么大，死沉死沉的，领导上就派了其他部门的一位男同事同我一起去，专门帮我提录音机。我斜挎个包，包里装着笔记本和相机，相机那时还是借来的。过去的采访是不拍照片的，我觉得照片和录音一样重要，建议领导同意买相机，后来我们采访就有了相机。

我们终于正点到了，是曹禺先生亲自来给我们开门的。曹禺那时七十五岁左右，他的妻子在文革中去世，他才与上海的著名京剧演员李玉茹结婚没两年，这事在文艺界有点沸沸扬扬的。其实这不是文艺界一般常有的“绯闻”，我认为这很正常，他们两人都是单身，为什么不能组成家庭？年纪大了怎么的，老年人就不能有爱情吗？但是结婚以后，他们两人都为了各自的事业忙着，尤其是李玉茹，她还留在上海，要演出，带学生，忙得很，实在没有多少时间和曹禺在一起过正常的家庭生活，这仍然是使人遗憾的。

采访曹禺时拍的照片

曹禺先生个子不高，大眼睛，戴着眼镜，对我和善地笑着，有学者深思的风度，又有戏剧家的激情，从他的谈话中可以很容易地体会和感受到。他的原名是万家宝，可见他是父亲的爱子，但他母亲生下他不久就去世了。他母亲的妹妹成了他的继母，他由姨妈带大，姨妈对他如同己出。他的右耳上有一个“栓马桩”，据说他思考问题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摸他的“栓马桩”，有时把那一小块肉摸得充血，红肿。专家评论：曹禺是中国现代话剧的泰斗和里程碑，在他之前，中国的现代话剧已有不少知名的作家如丁西林、熊佛西、田汉、欧阳玉倩等创作了很好的作品，为话剧开了路。但只有到曹禺的《雷雨》出来，中国话剧才算是真正成熟了。曹禺是中国第一人写出了既好演又好读的大型话剧剧本。不光看他的戏是一种艺术的欣赏，读他的剧本也是文学的享受。而曹禺写出《雷雨》时才23岁，还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生。曹禺接下去又写了《日出》、《原野》、《北京人》、《蜕变》，还有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话剧《家》，但有着自己独特的创造。解放后写了《晴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等。他在31岁以前创作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被誉为话剧的“四大名剧”，其艺术功力所达到的境界，迄今为止，中国话剧界尚无人能超越。

我最早接触曹禺的话剧是在七十年代初。那时我父亲从农村调回城里，开始是商调到省广播电台。经过这么多年，重新回到新闻界，父亲应该高兴。但父亲见新闻受政治斗争左右，成了个“是非窝”，就不愿意呆下去，又回下放的公社当他的农业技术站站长了。可谁知没几个月，从地区来个调令，竟把他直接调到了地区的一个地方戏剧团。这回不能讨价还价，只好去报到了。我家里有一箱子各种剧本，中国的，外国的都有，是早年我父亲在某文工团工作时陆续买的。我父亲一直带在身边，我很庆幸又有些奇怪，为什么父亲呆在“牛棚”里好几年，他的这一箱子书都还能劫后余生；而家里的好几箱子书却没保住——虽然我家没被抄过家，但1968年下放农村前母亲挑了两大担去废品收购站给卖了。1972年我随父母回城后曾在家待了一年业，没事干，就把那箱子里的书都找来看了。里面就有曹禺的剧本，包括解放前写的《雷雨》、《日出》、《北京人》、《蜕变》、《家》，只是没有《原野》。此外还有高尔基的《在底层》，契可夫的《万尼亚舅舅》、《樱桃园》等，歌剧《江姐》，《刘三姐》、《红霞》、《柯山红日》等等。其中不少还是油印本，并不是正式出版物。所以当地区文工团演出《雷雨》时，我就不会像许多人那样因弄不清错综复杂的剧中人物关系而犯糊涂了。记得我是和我父母一起去看的，我母亲看不明白，在幕间时我父亲不得不低声给她做点解释。那是我第一次看曹禺的戏，看戏的感觉和读剧本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读完剧本去看戏最好，这样就可以不用花精力去弄懂剧情而可以专注于演员的表演了。

到北京工作后，我有机会看了不少曹禺的话剧：《雷雨》、《日出》、《原野》、《王昭君》等，还有改编的其它形式如电影，戏曲，舞剧等。但可惜没看过被认为是曹禺创作顶峰的《北京人》。可后来我看到“人艺”的演出剧照展览时才想起我小时候看过用话剧演出剧照出版的小人书《北京人》，这多少补回了我的一些缺憾。

关于戏剧大师曹禺，实在是有太多东西可研究，可说，可写，但以我的水平和我目前的状态是没法多说和深说的。当年，我采访完曹禺后，写过一篇一二千字的采访记，记得我用了一诗句做题目，《却顾来径横翠微》，这是来自李白的诗《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的一句“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缩写而成。意思是，在山上走了许多路，回头一看满目苍翠，峰峦叠嶂，用以比喻曹禺的艺术成就和艺术道路。现在想来我那时多么幼稚，多么肤浅，根本不能理解曹禺那时其实正为自己不能超越自己，写出更多的好作品而难受，也不能理解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压抑和感受。他那天激动之下事实上对我说了很多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话，他感叹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最忧国忧民的一个群体，也是受尽了苦难的一代——这一代，可能是指与他同时代的人，也可能包括更年长或者更年轻的一代。只是我那时不能完全理解和明白，还甚至有点害怕，我的顶头上司听过录音后叫我不要对人说后面的内容，也不要写在文章里。

我把习作寄给曹禺先生请教，他基本没做什么修改，挂号寄回稿件同意发表。这也说明他对年轻人的爱护，并给予真诚鼓励。但他在信中特别提到一句，要我把关于电影《原野》的一句删去。从中可见他的顾虑以及当时受到的压力。

文革后曹禺的话剧第一个被拍为电影的就是《原野》。以后陆续拍为电影的还有《雷雨》（1984）、《日出》（1985）等。电影《原野》是女导演凌子（即叶帅的女儿）在1981年创作的、改编自曹禺的同名话剧。这也是中国新闻社创办的南海影业公司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故事片。据参与创作的人员回忆，在影片拍摄过程中，摄制剧组曾多次登门拜访《原野》的原作者曹禺先生，征求他对电影剧本和拍摄的意见。曹禺先生对自己早期的作品《原野》搬 上银幕也十分关注，并就影片的艺术创作不时地与导演和演员交换看法。影片双片（送审片）完成后，他不但认真地观看了全片，还十分仔细地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电影《原野》首先在香港上映，受到了香港观众的热烈欢迎，香港的媒体好评如潮。有的夸“《原野》叫好又叫座”。有的赞扬“《原野》是一部非常严肃、文学性很强的影片”；“是文革以来最出色的中国电影”。《大公报》和《明报》都刊出影评，赞扬男女主角（杨在葆饰仇虎，刘晓庆饰花金子）演技高超。电影《原野》参加了1981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并获得了该届“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电影。

但《原野》在国内的上映却遇到了麻烦，没有通过审查。据说，审片得出的结论是，这部电影鼓励复仇、教唆犯罪，此外女主人公花金子不守妇道，和仇虎乱搞男女关系，“不利于舆论引导”。还传说当时有一位主要领导在审片之后说：这部片子完全是宣传男盗女娼。结果电影《原野》被禁，直到我采访曹禺的1984年也没有在国内放映。

电影《原野》的被禁，使得中国电影的发展再度陷入彷徨之中。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毕竟已经拉开，解放思想已不可逆转。所以，即使《原野》没有公开放映，但也没有公开遭到批判。而在一些内部试映中，也有相当一些人，至少是文艺界的人看到了影片。同时，民间关于《原野》的猜测和传闻越来越多，有人说电影里出现了裸体镜头，甚至有人说《原野》是部乱伦的电影，还说《原野》有两个版本等等。总之，越不让老百姓看，老百姓就越热衷于谈论，最后流言蜚语传得完全走样了。

时隔六年后，电影《原野》终于被解禁，1987年2月才获准在国内公映。广大的电影观众终于看到了电影《原野》的真面目。1988年在第十一届电影“百花奖”评选中，该片荣获最佳故事片奖。

我想，那时曹禺先生该不会再顾虑谈到电影《原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