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會，不管是古代社會還是現代社會，都需要人才，都需要有人才選拔制度。 人才需要鑑定，需要選拔，需要培養，需要磨練，需要鼓勵。 人才有供需問題， 如果供需脫節，就影響到社會的演變。 如果大量人才自覺“懷才不遇”，社會就可能不穩定。 某種意義，革命是“懷才不遇”者創造推動的運動。

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和秦後社會潛在有才者出路大不一樣。 秦制社會，絕大部分人才來自和農業有管的集團，城市貢獻的人才甚少，也許和政府抑制商業的政策有關。

和歐日封建社會或歐洲近代社會比，人才的來源差距很大，人才的去處差距也很大。 中國秦制社會，人才最基本的途徑是做官。秦制社會是個“官本位”的社會。

當然從朝代演化角度看，秦制國家至少有兩個截然不同的位相，武人集團崛起奪取政權的階段和官僚文人取代貴族武人集團掌握國家權力的階段。明朝貴族軍人集團衰落，文人集團崛起大體為仁宗宣宗之際。 當然開科取士要更早，培養文人需要一定時間。

有意思的是，中國武人貴族集團從來沒有能轉化為一個文人集團而繼續為國出力。 明代開國貴族清朝滿人集團，後裔能通過科舉進入官職的幾稀，除自己因素外，皇權對此條道路的壓抑和排斥大概也扮演了一個因素。 貴族和八旗子弟都只能靠世蔭而生活，成為道地寄生者，不詳述。

歷史上選拔文人經歷幾個階段，推薦而後世家而後科舉。 我們這裡只討論科舉制度。

南、 北宋三百二十年，總共開科一百一十八次。取進士39,711人。明朝二百七十七年開科八十九次，取進士24,536人。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間開科一百一十二 次，進士二萬六千人。 從年平均角度，宋朝年均不到120人，明清不到一百人。 以平均三十年仕途算，任何時間，在世的進士大體二，三千人。

為什麼每科只取二，三百人，不取六百，八百，或一千人呢？ 因為科舉制度和中國有品官職對應。一個朝代開國官職往往決定了全國有實權文官總數，後來增補有限。明清有實權的官僚總數大體數千人， 科舉既然是官制的“配套工程”，自然要配得合適，受供需關係的制約。

當然科舉也受利益集團的影響，最大利益集團是背後要通過科舉一躍龍門的士人。 所以科舉有供大於求的趨勢。 朝代後期，候補官員越來越多，則為供需失衡的反映。 明清大挑制度，也是為了給舉人一條出路的泄洪口。 不細述。

至少有三個因素影響士人通過科舉躍龍門幾率。

首先是戰亂到和平時期的過渡。 戰亂時期基本是武人的世界。 戰亂中人民生活極端不安定， 有志讀書有能力讀書人無法和和平時期比美。 這大大影響科舉初期能參加科舉士人的數量。

洪武年間科舉大案是個很好例子。 當年北方動亂遠過南方，北方士人數量質量都不如南方，以致朱元璋使用政治暴力，平衡南北。

應該指出的是，動亂下讀書人數量雖少，但質量頗高。這批士人並非為科舉而生，有閱歷，經風雨，讀書自然容易得到精髓。

其次，中國大朝代末年和初年比人口多的多。這就意味能參加考試的士人人數大增。科舉之門越來越窄，考試變得越來越吹毛求疵，走偏鋒，找捷徑者，在應試上狠下工夫的大有人在。

最後，通過科舉進入官場的文官集團勢力越來越大，為了維持自己現有既得利益，保護自己子弟通過科舉獲益的勢頭也越來越強。

有這三個因素， 科舉制度選拔真正有閱歷有“才能”者（特別出身平民者）的效率越來越低。 也許朝代末期，平民通過科舉一躍龍門的幾率比朝代初低了一個檔次。

所以，官員賢與不賢背後有更深刻的原因， 朝代末年，大批“懷才不遇”（真或假）走偏鋒甚至大逆不道也有更深的原因。

最後我們談科舉中人出路的問題。 科舉基本是選拔職官設計的制度。 科舉產生大量的“廢品”， 其“廢品”幾乎無法轉為他用。 無法當吏，無法成為農村知識的中心， 無法從事別的行業，等等。

顧炎武“郡縣論八”開頭提到明代蠹吏說“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桀 者，則進而爲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爲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

為什麼科舉不能成為培養吏胥的搖籃呢？ 如果吏胥也要求科舉的資歷，中國官場是否更有效率，“人才”的出路也更寬廣一些呢？ 這是個大問題。但事實是科舉制度一直是職官的搖籃，就像現在中學全部目的是培養大學生而已。 

中國，有野心有雄心的人數目不少，但社會為這些人提供的機會卻不夠多。 當機會比較多，選拔機制比較公正，社會就因此比較穩定。 當機會越來越少，選拔機制變得越來越不能讓人滿意讓人信奉，社會就趨於動亂。 因此我借這個機會，做一點探討。 希望能得到更多的評論。

附

共產黨員人數： 1925年四大，994人；1927年五大，57967人； 1928年六大，四萬人； 1945年七大，121萬；1949年449萬，1956年八大：1026萬。

如果把1949年後公務員和大學生看成好職業，再和需求比一下，也許可以看到許多“鬥爭”的影子吧。 1949年449萬黨員，大概組成二三百萬家庭，這些人的孩子，60年代末70年代初陸續進入勞動力市場。

至於老幹部，五十年代毛有個講話，提到當時尚存的1930年前的老”革命“只有八百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