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赵紫阳是直接影响中国近20年改革开放事业的关键人物，最初他们亲密合作，令国家蒸蒸日上，后来二人出现分歧，最终摊牌竟成分道扬镳，而他们的关系的破裂更是诱发一系列政治事件使得中国的局势变得错综复杂起来。二人究竟产生了何种分歧，造成如此结果，博主“读一遍”的《邓小平和赵紫阳为什么最后摊牌》一文，对此给出了深刻的评析。
赵紫阳是中国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设计者和主持者。从1986年10月开始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和方案设计工作开始，到1989年“六四”之后，因反对对学潮进行武力镇压而被党内保守势力撤销职务这一期间，以及在此后被幽禁的长达15年的时间里，他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问题做了深刻地研究和思考，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和政治遗产。这些遗产，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转型，仍然有巨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邓、赵携手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
自1986年至1989年，经邓小平提出，由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推动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有许多人认为，这场改革的性质，只不过是对中共专制体制的一次改良。这个说法从总体上说并没有错。但是，我认为，中国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双重性质。
如果仅仅把它归结为一场体制改良，有些过于简单化了。因为，仔细分析起来，当时有“两个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对这场改革的主张，与它的实际主持者赵紫阳的主张及其在这场改革操作中所采取的一系列实际举措，有着重大差别。看清中国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性质，我们才能准确地为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定位，理解为什么是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自己亲手扼杀了这场改革;也才能在今天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赵紫阳政治遗产。
邓小平与赵紫阳
赵紫阳接受了鲍彤和研讨办公室的提法，同意将“建设高度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
改革目标产生剧烈矛盾
首先，邓小平与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在目标上有重大差别。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确是由邓小平提出并推动的一场带有行政改革性质的体制改良，他的目的在于兴利除弊，试图在保证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变的前提下，革除体制中的官僚主义弊端，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邓小平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在中国搞什么民主。
但是，受命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和主持这项改革的赵紫阳，其指导思想却是“发展民主”。赵当时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从实质上说，也是对体制进行改良，但这种改良与邓小平的目的有重大差别，是以渐近的方式在中国搞民主政治为目标的。虽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必须接受和遵从邓小平的主张，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邓小平的主张这顶大帽子下，加进了自己的看法。
从研讨的一开始，他就接受了鲍彤和研讨办公室的提法，同意将“建设高度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他也赞成鲍彤和中央政改办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是“实现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正是由于赵紫阳的支持，这“两个转变”基本上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共识。
这个时候的赵紫阳，作为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他不可能直接挑战邓小平的权威，违背邓为政治体制改革划出的框框，而只能在这个大的框架下，尽可能将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引导到改变党的执政方式、限制党的无限权力，扩大人民参与，为今后走向民主政治创造条件上来。
据紫阳的秘书李湘鲁回忆，早在30多年前的1980年9月，赵紫阳就有过这种思想基础，他说：“社会主义还应该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必须十分珍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对社会主义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民主是社会主义的起点，请注意这一点……”。后来在1987年2月14日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会议上，他更明确地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感觉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人类社会的民主应该是越来越发展，一些条件不具备我们可以说清楚，但绝不能让人感觉到共产党害怕民主，不敢讲民主。”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也总结了他那几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并说：“1986-1989那几年我对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形成的概念，即执政的地位不变，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也就是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允许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同时逐步以法治代替人治，把宪法已经原则规定的许多好东西通过具体法律一一落实。
改革措施远远超过邓小平规定范围
其次，赵紫阳在主持实施的改革措施远远超出了邓小平划定的范围。邓小平为改革所划定的内容，主要是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机构改革，提高效率，增强活力(特别是领导干部年轻化)。赵紫阳主持制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和十三大改革方案提出的改革地远期目标是“高度民主”，近期是“制度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
这个方案虽然目标有限，内容有限，程度也有限，但从总的方向说，符合世界民主潮流的大势，符合中国广大民众对实现民主宪政的期盼和要求，也符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在那个短暂的时期内，它创造了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打破了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格局，强调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削弱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取消党对文化的审查制度，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开展社会协商对话，协调解决社会矛盾;取消党对司法的直接干预;通过建立公务员制度来淡化党管干部;探索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以及建立党内民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规则等。
中共十三大之后，他又提出了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廉政建设、在建设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建设民主政治新秩序等问题。因而，从大的方面讲，在赵紫阳主政的那几年，中共的政治专制是逐渐削弱的，它与经济放开之间的距离开始逐步缩小，因而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发展是有益的。而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所做的这一切，“六四”之后都被邓小平和党内的保守势力作为赵紫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证据，全盘否定。这一点也可以证明，赵紫阳实际操作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远远超出了邓小平所能容忍的范围。
无法容忍，六四最后摊牌
从方案设计开始，直到1989年的“六四”，政治体制改革被镇压的枪声所终止，赵紫阳和他的部下们在发展民主政治、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方面，方向是明确的，态度是坚定的。就在最后的那场如何对待学潮的问题斗争中，赵紫阳也从没有放弃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决解决政府和民众的冲突，从没有放弃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学潮问题，推动民主进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
赵紫阳在五四亚行讲话中提出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是在和平条件下，在中国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下，解决社会突发事件和冲突，防止其进一步走向激化和对抗，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一条最好途径。这条途径，一反中共过去处理党内、国内政治矛盾方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中共党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部分坚持改革开放的领导人在执政方式上，要求以民主和法制治国的一种全新的政治思维，全新的政治理念。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
正是由于赵紫阳的这种以民主法制治国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与邓小平以提高效率为目的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差异，造成了赵与邓在1989年5月最后摊牌，赵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被迫中止的历史必然性。我认为，从这一角度说，赵紫阳主导的这场政治改革的性质，是由中共党内一批有远见、有民主意识的开明领导人主持进行的使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民主政党转变、由一党独裁向现代政党体制转变的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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