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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早美化张学良的一部大型传记 |
| | 用自己的语言去回忆一生的经历，这是当事者的权利；而用史料去核对他们的回忆，则是历史学者的义务。用这一标准衡量，《张学良世纪传奇》作为一本传记而不是单纯的回忆录，在史实的验证、考订上所作的工作远远不能让人满意，对一些重大历史事实的描述和由第一手资料显示的史实甚有出入
老高按：2001年，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上下两厚册、整整一百章的《张学良世纪传奇》（王书君著，唐德刚序）。因为与这本书有一点瓜葛，承蒙出版社给了我一套。这本书若是作为一本传记，不妨一读；但是作为一本口述回忆录——封面上将“首次公开披露张学良将军口述录音内容”作为最大的卖点，强调的是张学良“自述”生平，这就难免使之有“注水书”之讥了——因为真正的张学良口述的内容，就是每一章开头一段，大约一两百字而已。每一章随后的内容，就都是作者洋洋洒洒的叙述铺陈。
说它是“注水书”，还有一条原因，张学良的平生大事，讲到“西安事变”捉蒋放蒋，而后送蒋回南京、受到军法会审被软禁之后，他就基本上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也再没有多少可以挖掘的素材了。但是作者又必须写这位老人的“百年”，于是从“第六十九章 软禁南京”之后，硬是“上天入地搜查遍”，找来各种边角材料，将张学良被软禁的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后半生，敷演出后面三十章。这六七十年，既然传主无法在中国大角斗场上有声有色地施展身手，而他自己内心里也越来越趋于琐碎平淡（至少内心的风暴未曾被采访者掌握），这样，外界冲突没有他的份，内心冲突人们看不到，作者就无法真正从这个悲剧人物身上找到悲剧所在，这部大书也就越读越读得没意思，极大地冲淡了张学良东北易帜、挑战苏联、下令不抵抗日军放弃东北、发动兵谏等等影响中国历史至深至远的几件大事。
之所以如此，我看与为此书作序的唐德刚先生分不开。此书作为卖点资料的来源，是唐德刚与张学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在台北和美国纽约、新泽西的十多次餐叙谈话“非正式地录制”的11盘录音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纽约市立大学原亚洲学系主任唐德刚先生，作为著名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有许多明澈洞见，但是对张学良推崇备至，让我甚觉大谬不然，与史实相悖。例如，唐德刚教授说：“谈到张学良将军的一生，我认为最大特点有二：一是他渴望中国统一之心结；二是他强烈抗日爱国之信念”。这样的评价，在张学良图谋以新疆盛世才为先例，与中共合作、在苏联支持下成立西北大联合的割据政权的铁证如山的史实面前，岂不贻笑大方！
唐德刚先生当时也是古稀之年，体力渐衰，又因在台湾受到一些政治阻挠，将录音整理成书就搁下来了，直到后来山东青岛社会科学院的学者王书君，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学者，乐意接过来整理成书。很自然，王书君教授也就不免受到了唐德刚思路的束缚，尽管付出了很多辛勤的劳动，也有很多亮点，但毕竟无法展开独立的研究，去对张学良的人生轨迹和思想脉络进行深刻剖析了。
唐德刚在为此书所写的万字长序中，标题就是《论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对张学良不吝最美好的词句。试看：
——张学良的可敬之处，还在于他在这个“与世纪同寿”的“转型期”中，始终能随时代不断进步。孟轲曰：“孔子，圣之时者也”，能随时代进步，也是孔圣人圣德的一方面。说句恭维的话，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张先生在这方面，可谓圣贤之书没有白读，甚至可说是“得圣人之一体”。
——张学良于1928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这件大事，不仅在三千年国史上史无前例，在世界史上也鲜有其俦。
——1930年，中原大战，如火如荼，白骨累累，哀鸿遍野。年青的张少帅，能在复杂的局面下，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果断地拒绝“扩大会议”派高官厚禄的引诱，以“爱民”与“统一”为圭臬，为免“民命灭绝，国运沦亡”，毅然决定武装调停，挥师入关，平息内战，再造统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写下了绚丽的一笔。
——“不抵抗”之后，面对“国人皆曰可杀”的谴责怒潮，学良不辨一词，浪子回头，卧薪尝胆，戒烟去毒，知耻近乎勇，真是难能可贵。
——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记“杀手锏”，它不仅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
——张学良将军，便是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历史伟人，他的个性所决定的行为，就关系到全人类的祸福。
——如果我们以“春秋大义”来观察张学良将军，他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
——唯大英雄重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明镜出版社这套厚书，在海外影响不算太大，但是次年在中国大陆出版了同名简体字版（是由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出版），应该算国内首次出版的张学良传记，卖得很不错。很有些人是读了这本书中的张学良自述，才恍然大悟：并非蒋介石下令而是张学良自己下令“九一八”不抵抗的。但是对此书的批评意见也相当多，甚至从那年之后一直批评到如今。这本书能持久地引起人们的兴趣，让这么多人觉得有批评它的必要，也就算很是不错了！
我也读到有些学者，其中甚至还有我本来很钦佩的学者，不加分析地将这本书中张学良所讲的话完全信以为真，让我跌破眼镜。实际上，在我看来，本书中张学良有不少话，是相当不负责任的。这也难怪张学良，既然录音时不是正式采访，多半就是进餐中的闲谈，又毕竟是九十老人了，兴之所至、信口聊天么，记忆错误，都不仅可能，更是必然，整理者未察，读者尤其是研究者，就须加小心了。
前天我读到中国著名学者黄道炫教授发表于2006年的一篇文章，指出张学良“关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不能以此作为历史记载的根据”。我深以为然。这里我将黄道炫的文章转贴于此。至于我自己对《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的意见，将另外抽时间写了。
历史回忆与历史真实
——《张学良世纪传奇》读后
黄道炫，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2006-4-22
内容摘要：张学良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关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不能以此作为历史记载的根据。《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由于过份偏重张学良本人的回忆，因而在九一八不抵抗、西安事变等历史事件的记述上和历史真相间存在距离。这提醒我们，历史回忆不等于历史真实，对任何人都是如此。
世上绝大部分人辛劳一生，但暮年回首，终究是碌碌无为，而有些人生来却注定要做大事。张学良，作为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在中国走向统一的浪潮中遽然被推上政治舞台中心，又处身于当时中国最大敌人日本直接压迫下，似乎注定就是要做大事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张学良的每一个重大选择几乎都是事关国脉之举，西安事变更是把他传奇的一生定格在最强烈的音符上。这样一个传奇人物，他白首话当年时自非常人可比，引起人们的广泛注目也是意料中事，在他自述基础上写成的《张学良世纪传奇》（以下简称《张》书）（1）出版后销售极畅就是一个明证。
《张》书以张学良的自述为经，以作者的历史记叙为纬，再现了张学良精彩绝伦的一生。作者忠实于张学良的自述，其历史记述基本以张本人的自述为中心，是对张自述的补充、说明和展开。这样做，当然是建立在对传主的高度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是张学良人格魅力的反映。
但是，历史毕竟是用历史事实写成的，大人物的言论值得重视，但并不一定代表历史真实。用自己的语言去回忆一生的经历，这是当事者的权利；而用历史史料去衡量他们的回忆，则是历史学者的义务。这不是对当事者的不信任，而是对个人能力有限性的承认。如果用这一标准衡量，作为一本传记而不是单纯的回忆录，《张》书在史实的验证、考订上所作的工作远远不能让人满意，对一些重大历史事实的描述和由第一手历史资料显示的历史现象存在距离。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出于作者对传主的善意，但真正的善意恰恰是尽可能还传主一个历史的真实。
九一八的不抵抗问题
九一八事变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遭遇的重大考验，他在事变中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则是其20世纪30年代前期倍受国人诟病的缘由。张在自述中澄清了所谓蒋介石有过不抵抗指示的传言（这并不意味着蒋当时的思路和张有本质的差异，也不能开脱蒋介石作为政府领导人应承担的责任），明确表示蒋介石当时对东北不拥有决定政策的能力，这是自述很有价值的部分，印证了包括新公开的蒋中正特藏档案等历史档案的有关记载。在表示要由个人承当不抵抗责任同时，张强调，他之所以实行不抵抗政策，关键在于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标判断有误，没有意识到日本攘夺整个东北的野心，主观上希望息事宁人，结果导致大局的失误。张的这一说法为《张》书作者所接受，并作了反复论证。
不能简单说张学良的这种说法是避重就轻，当时张的不抵抗政策确实和判断上的失误有关，但是，如果仅仅用判断失误来解释，又显然不足以让人信服。事变爆发前后，张学良有一系列关于不抵抗的指示，1931年7月6日，他电示东北政务委员会，告诫：“此时若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1]（83-84）中村事件发生后，他致电留守东北的军政长官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2]（67）事变爆发当晚，又明确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3]（245）19日、20日，张两次对舆论表态，表示：“东北军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4]坦言：“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枪械，不得作报复行动。”[5]22日，在日军侵略行动向东北全境扩展时，他仍指示所部“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保全”。[6]（475）由以上张一系列表态看，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并不是毫无所觉，不抵抗的原因主要是基于抵抗必败的判断，是一种自觉的行动。
如果说九一八当时还存在息事宁人的可能的话，在日本已经占领东北广大地区并向锦州发动进攻时，依然执行消极抵抗政策就更难以自圆其说了。锦州是中国在东北的最后象征性政权所在地，日本进攻锦州是其囊括东北的最后一战，同时也是张学良表明抵抗态度的最后机会，此时已经根本不存在对日本在东北行动目的的判断问题。但是，面对全国舆论一致的抵抗要求和国民政府的抵抗表态，张学良仍屡屡以饷械为由加以推脱，以致锦州只是作了一点象征性抵抗后即迅告放弃。其实，当时张学良控制的华北地方政权拥有基本独立的财政支配权，在国民政府已经在财政上加以支持的情况下，一味强调缺钱缺枪实在不足以服人。倒是他自己当时给吴稚晖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1931年12月30日，锦州被放弃次日，张在致吴函中说道：“国家之情势如此，国家之实力又如此，胡敢再以救国之故而重其误。”[7]所谓“重其误”，是指他前一年在中原大战中入关助蒋，以致东北实力空虚，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言下之意，此时再集中兵力守锦可能重蹈九一八覆辙，使日本人在华北生事。所以，他在致国民政府电报中明确谈到：“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8]明显将华北安危的考虑放到东北之上。
循着上述两函电透露的的思路，其实可以发现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一些症结。1930年“九一八”张学良拥兵入关，最重要的后果是造成了蒋、张的势力分配，张学良取代冯玉祥、阎锡山获得对华北广大地区的控制权，这使张在面对日本时，政治判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东北不再是其唯一可以依靠的政治基地，与其把华北精兵强将投入毫无希望的东北对日作战中，不如保守华北的既得利益，这是张致国民政府电及致吴函中隐约透露出的信息，揆诸当时的政治格局，这一判断对张学良乃至对日本人其实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是这显然不是判断失误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瞻前顾后。
当然，张学良当时作出这样的选择，确也有其不得已的一面，正像他在事变后一再强调的，“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9]，其潜台词即是，东北的责任应由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负起，而当时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还只是张皮，无论其地位、实力、意愿，都承担不了在东北作战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要张独任巨艰，确实也有点勉为其难。所以张学良当时曾感慨系之：“现在须将国内先统一，外侮自然减退”。[9]事实上，张学良如果要为自己辩护或者想为张学良辩护的话，强调这一点也许远比强调判断上的失误更有说服力。
无论如何，不抵抗造成的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张学良说他当时对日本判断出现了问题，其实，当时发动事变的日本军人何尝又对张学良的反应有多少把握。张学良意外于日本军人的狂妄野心，日本军人或许也意外于东北的不抵抗，历史的进程本来经常就是合力的结果，一方力量的消失当然就意味着另一方力量的伸展。从这一意义上说，蒋介石解释1928年济南事变时为何留一个团守济一段话其实很值得张学良参考：“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并且表示济南是日本兵力强占的，而不是中国自己放弃的。”[10]抵抗不一定有成算，但不抵抗则万万不会有希望，何况其所激起对方贪欲的危害，往往更远远大出不抵抗本身。所以，或许当时张学良对日本的判断不一定是失误，失误的是他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历史记载看中的往往是当事者的行动而不是其判断的缘由。因为在这些判断里面，包含着太多我们不可知的境域。
1933年张学良辞职问题
1933年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北上会晤张学良，决定张学良辞职，这是张学良一生中的又一件大事。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一事件对张未必不是好事，他振作精神、洗心革面正是由此开始，但对当事者而言，这肯定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因此张自述中说这是蒋处心积虑要夺他的兵权就很可以理解，而《张》书本着尊重传主的态度对这一说法也予以肯定。不过书中紧接着又提到，第二年张归国后，蒋将军队又交还张氏。由于书中未对蒋这一做法的背景、动机、目的作出交待，多少让人感到前后的说法有点不合逻辑。也有研究者曾经提到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借重张的声威，但和十几万军队相比，被迫辞职的张学良当时可以提供的资源似乎未必那么充足。
深入观察一下热河问题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开始觊觎紧邻东北的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原属东北军系统，此时归张学良为首的北平绥靖公署管辖，于公于私，张对热河安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汤玉麟面对日本压力和诱引，首鼠两端，公开表示：“如果日本人真有一天来进攻，我只有后退……九一八事变事变东三省有这么多的军队不能抵抗，我怎好抵抗呢？”[11]热河居于屏障华北的地理要冲，汤玉麟的态度严重威胁到华北地区的安全。鉴于此，1932年年中，蒋介石连电张学良，要其迅速出兵，直接接管热河，指其为“以后治乱关键”[12]（559）。但张对触动汤玉麟这一东北系老人不无顾虑，更担心此举会触动日军，危及平津，未如计采取行动，对此，蒋深为遗憾，在日记中责张“不足与共事”[12]（561）。而行政院长汪精卫态度更是激烈，8月份发出鱼电，公开指责张学良在居实力、地利之便情况下，“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要张“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13]同时其本人也立即请辞。
汪精卫态度如此激烈，和他直接处身与张交涉第一线有关，张的一些要求令他不胜其烦。当然，这其中或许还夹杂着小小的或公或私的怨怼。汪的亲信陈公博回忆，6月间，汪精卫与宋子文曾专程赴平与张学良商议对热问题，“而张汉卿只和汪先生见过一次面……他若装病不出门也罢了，而他夜里偏和宋子文划船游北海。”[14]（199-200）汪的鱼电发表后，全国大哗，政府首脑和封疆大吏在基本不涉及权益之争情况下，闹出辞职风波，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首次，颇有点责任政治的味道。最终蒋介石由于担心“激成北方将领之怨愤”[15]（32），在汪、张之间还是选择了张学良，汪精卫称病住院、上山、离国，而张学良则由蒋介石移花接木，卸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转任新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副委员长，代蒋任委员长。这一结果，汪精卫虽然去职，却博得了一定的政治声名；张学良实力未损，但九一八以来遭受的舆论压力却更沉重；而出兵热河的国家安危大计，则在张、汪的吵吵嚷嚷和蒋的捣浆糊中无疾而终。
1932年底，日寇图热日急，蒋介石密备部队准备北上，同时致电张学良指出：“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12]（563）但张学良对中央军北开还有所抵触，担心影响到其对华北统治，而蒋对张这一态度似乎也心知肚明，在作出高姿态后，即以张的态度顺坡下驴，热河防御仍然是糊里糊涂。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占领临榆县城，热河危在旦夕。张学良见势不妙，一面紧急向热河增兵，一面请中央军北上增援。此时，蒋介石却又开始拿腔作调，他对张学良前此不欲中央军北上的表态耿耿于怀，致电张学良表示：“中央部队如北上为预备队恐友军多虑……故未开战以前，中央军不如缓上。”[12]（599）大敌当前，蒋、张却津津计较得失，予日军以可乘之机。
2月下旬，日军向热河发动进攻，由于准备不周，军无斗志，中国在该地区十多万大军很快全线崩溃，素有天险之称的热河十天之内即沦于敌手。对这样的惨败，南京政府不能不有所交待，作为华北军事实际负责者，张学良自己也知道难辞其咎。3月6日，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引咎辞职，9日，蒋介石抵保定晤张，同意张辞职。热河事件，南京政府固然有其领导责任，蒋介石个人责任也可以追索，但既有汪精卫之鱼电，又有蒋的种种表态于前，在当时南京对华北军事没有实际控制权的情况下，究竟不能让其负主要责任，因此，如研究者所说：“热河不过旬日即告失陷，张学良作为华北军事实际负责者，事先无应变之方，事发后又优柔寡断，以致一败再败，丧师失地，自有无可推卸的责任。”[16]（261）其下野实属顺理成章。把张学良说成是事件的受害者，是替罪羊，甚而是蒋介石蓄意布置的阴谋的牺牲品，和当时的历史事实究竟隔得远了一些，历史不能因人而写。
西安事变问题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一生最辉煌的一件大事，也是他得享盛誉的根本原因，作为以其自述为基础写成的一本传记，有理由期望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新的东西，澄清事变中的一些疑团。但是，《张》书并未能满足这一要求，其关于事变的描述还停留在早年的研究成果及一些回忆录上，没有对近年出现的新资料、新成果作出回应。
试举两例，其一：西安事变后期，在放蒋问题上，以往多认为是张学良的个人意见，《张》书采纳这一说法并使用了有关回忆。但根据近年公开的资料看，中共方面、杨虎城对放蒋其实早有预闻。12月23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到：“放蒋回京，我认为是可以的。张、杨都急望此事速成。”[17]（264）这里透露出的杨虎城以及周恩来的态度否定了不少回忆文章与此相径庭却栩栩如生的说法，至于后来因在放蒋条件上出现不同意见导致放蒋时间上的一些分歧，不足以解释所谓张在释蒋后杨、周的莫名惊诧。
其二，根据传统也是本书采用的说法，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在西安事变前曾经有一段相当密切的时期，只是由于张、蒋在对日问题上的冲突导致了双方的决裂，根据是1934年年张学良回国后，有很多拥蒋的表示。其实，这是低估了张学良的政治能力，张学良甫回国内，在与胡汉民代表密谈时就表示：“已下决心为将来北方之主动，目前则仍与汪蒋敷衍，免其猜忌。”[18]所谓以“一个领袖”拥蒋，甚至为蒋介石立铜像之类，其实大抵不出此一“敷衍”范围。正因此，张学良和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接触。热河失守前后，张在致蒋介石政治对手胡汉民函中就谈到，九一八“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18]，暗示东北沦陷的责任应由蒋承担。30年代年代曾参与反蒋各方密谋的徐永昌，在日记中数次留下张学良参加活动的记载。1935年6月，两广方面代表携陈济棠白绫传书，策划请蒋下野，称：“张汉卿早已同情”。[19]（271）刘定五则告诉阎锡山：“今日一通电报蒋即下野，张汉卿已与西南同意，至时电蒋同引罪下野，再由西南政会留张逐蒋。”[19]（296）可见此时张对蒋已大有貌合神离之态。这些，蒋当然也不是毫无所知，1936年9月，贺衷寒向他报告：“最近盛传张氏渐有希图以旧东北军势力为中心，后方与新疆省联络，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20]（143）两日后，蒋在日记中对此作出反应：“东北军之隐患，所谓‘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之企图，乃因桂事和平解决而消乎？如果对桂用兵，则不测之变，不知伊于胡底？”[20]（144）对张的戒心灼然可见。
贺衷寒所说的张学良与苏联接触传言，根据近年学者的研究，绝非空穴来风。1936年间，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等频繁接触，酝酿“西北大联合”，虽然以中共及张学良为基础，联络各地方实力派在西北发动反蒋的设想未得到苏联的认可，但中共和张、杨等接近，在西北地区形成一个对苏友善的实力集团无论从苏联与中共关系抑或本身国家利益上，都是其乐于见到的，而得到一个实力大国苏联的支持，也为许多地方实力派梦寐以求。正如中共致电共产国际时提到的：“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得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已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了。”[21]（232）张学良更曾明确表示：“红军应立即开始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立。”[21]（143）注意到这一以往未得到充分认识和重视的背景，对全面认识西安事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对西安事变发动背景的判断。研究者分析指出，张学良与中共的接近，导致其对与苏联这一实力大国接近的期望，而中共的抗日态度，又可能导致中国的抗日运动“极大地发展起来，并促成抗日战争的爆发。结果，苏联必定会因支持中共和反对日本占领东北而支持他张学良收复东北的斗争。”[21]（228）其实，不管表面承不承认，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他们与中共的接触，都包含着寻求与苏联接近渠道的潜在动机，毕竟，实力的因素往往更能进入政治家的视野。
注意到苏联这一无可忽视的关键因素，对西安事变发动与解决，研究者有了更多的解释空间。从具体的事件经过看，苏联并没有鼓励张学良的行动，在致中共的有关电文中，对张学良也没有表示出多少信任，从防范日本北进威胁其本身安全角度出发，苏联十分强调保持中国集中的抗日力量，其对蒋介石的重视要远远超过张学良。但是，当时只是通过中共与苏联接触的张学良不可能有机会知道这一点，因此，如果张学良得出苏联可能支持他的推理的话，这并不奇怪。
与中共的接触，对苏联的期盼，为张学良的反蒋之举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当然，导致冲突最后爆发的还是蒋介石的顽固“剿共”之举，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对东北军的监视姿态、调离东北军的威胁，直接影响到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控制，使张学良一触即发的利矢终于在“双十二”离弦。而事变爆发后的苏联因素，又对事变的最后结果产生了重大的实际及心理影响，这些，都是今天的研究者不应再加忽略的。出于种种原因，张学良在自述中对一些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关记载就是空穴来风，从更清楚、更准确把握历史真相的目标出发，更有进一步加以厘清的必要。历史研究很多时候其实就好像破案，有证人、有供词、有线索、有证据、有推理，这一切，需要综合加以考量，不是简单根据几句交待就可以匆匆定案的。尤其当我们面对的是张学良，一个和其谢幕大作西安事变一样充满谜一样魅力的历史创造者，任何的轻忽都可能意味着对历史真相的偏离。
[1]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M].上.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
[2]张学良1931年9月6日电[A].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北京:中华书局.1988.
[3]九一八事变之经过情形[A].李云汉.九一八事变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77.
[4]此时务须镇静—副座对日冲突谈[ N].盛京时报. 1931-9-21.
[5]张学良9月20日之谈话[ N].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
[6]张学良为日军如向哈埠推进应避免冲突事致东特区长官公署电[A].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 北京:中华书局.1988.
[7]张学良1931年12月30日致吴稚晖函[N].天津.大公报. 1932-1-1.
[8]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J].下.民国档案，1985(2).
[9]张学良对北平市民大会答词[N].天津.大公报.1931-9-29.
[10]徐道邻.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J].外交评论第3卷第11、12期合刊，1934年12月.
[11]蒋永敬.九一八事变后的热河防守问题[J].台北.中外杂志,1995(5).
[12]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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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徐永昌日记[M].3.台北:中央研究院.1991.
[20]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第1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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