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浙江女人跑到乌特勒支大学语言研究所来找我。她听其他访问学者说我可以教英文，想请我搬进她家，每日一个小时给两个孩子上课，房租和伙食费都免了。

       女主人H三十多岁，长得很漂亮。儿子LL十五岁，女儿西西XX十二，两个孩子都很机灵，每个人都能讲标准的荷兰语、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外加中国普通话和浙江话，就是英文差点儿。墙上的各种证书是H这些年一一得来的，起码证明她是个有追求的女人。我进门后看到他们家比较乱，七手八脚用了半天功夫就把一个三层楼的房子收拾得像样了，让他们每一个进来的人发出惊叹。房内两台钢琴，分别让两个孩子用。同其他海外的家庭一样，物质的东西不缺，缺的是时间。我睡在顶楼，反正平时也是空着。晚饭过后我就可以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必管家里其他的事了。

       搬进来两天了，居然还没见到男主人。据说家里开了两个店铺，女主人荷兰语讲得很好，跑外交；男主人来荷兰二十几年，埋头在店里打工，除了会说那些跟开店有关的词汇，交际能力要差得多。

       后两天干脆女主人也不露面了。这天我从研究所回到他们家，男主人出现了。他似乎是在对我笑，但是带着哭相。他说很感谢我把他们家收拾这么干净，孩子们很喜欢我。他整年都在店里，忙到头结果可能是一场空。于是他说今天回来早，是因为发现太太失踪了两天，全然没有消息。他的朋友提醒他看看银行存款是否还在，他去查，果然钱没了。朋友说钱没了，就是她跟别人私奔了。他打遍了电话本上亲朋好友的号码，包括女方在法国的姐姐和新西兰的妈妈，她们都说不知道。

        现在只剩下男主人Z坐在沙发上叹气了。他告诉我自己从十五岁起就从浙江青田来到荷兰，先是在餐馆打工，二十五岁时存了些钱，先回到大陆的老家，娶了当时才十七岁的H，并很快将她的妈妈、姐姐都接到荷兰，作为娶人家的条件。回到荷兰便开了自己的店，一个是薯条和三明治快餐，另一个卖炸鱼。

       我问他夫妻之间关系如何，他说不错，在此之前太太除了抱怨丈夫不陪她逛商店，没其他问题。在他叙述的往来关系中，有一个人引起我的注意，然后我要了那人的电话号码，想好这个电话怎么打。Z拨打电话时，总是问人家：“我老婆在不在你家？”听到的回答当然是“不在”。而我一反常态，不介绍自己是谁，直接对接电话的男人说：“请H听电话”。那男人停顿了两秒，而两秒钟足以告诉我H就在那儿。然后他不得已让H拿起电话听筒。我对她说，1. 即使想离婚，她也要回来通知配偶；2. 把我骗进这个家门，原来是把孩子的担子暂时仍给我，我是不会负这个责的；3. 应该给丈夫一次机会，因为他到现在还觉得你们夫妻之间没有问题呢。

       H说我不了解他们，这个丈夫只知道埋头挣钱，没有任何情趣，她已经绝望了。我完全相信她的话，但我的任务是帮Z找到她，他们继续往下过与否不关我的事。我从来不认为当一个婚姻快要解体时，别人的劝说有什么积极意义。

      Z很惊异，他找了两天也没有找到的人，让我第一个电话就扒拉出来了。他沮丧地说，这几十年的苦算是白吃了，存款全无，只剩下产证上写着H名字的住房，估计她看在孩子的面上，现在不会把房产收走。他打算把两个店关了，从此吃政府救济。我问了店铺经营的情况，听他说一个店铺买下来经营，两年就可以连本带利还清，我立刻告诉他，完全没必要卖店。再咬牙坚持一两年，赚的钱就可以抵上H带走的损失。店还在手，每天都在赚钱。老婆走了不能算损失，再招来一个就行了。你们的孩子看到他们的妈妈是怎么丢下他们走的，后来的女人就不难做了。“不过你还是可以前去H那里试探一下，看看她是否已经后悔那么做了。要对她说，你过去不够体贴，请她给你机会改变。

      Z听了我的劝告去了，带去一个戒指和一束鲜花。在约会地点，H拿走了戒指，把鲜花留在饭桌上。

      LL和XX过些日子可以去探访他们的母亲了。在那个男人家里两个小鬼趁人不备翻腾了妈妈的行李，把爸爸送给妈妈的戒指偷了回来，说她根本不配。

      又过了几天，两个孩子名义上过去看妈妈，实质上去破坏妈妈和她私奔对象的关系。他们与那个男人的孩子打架，给妈妈好看，然后扬长而去。

       那些日子里，我尽量等Z晚上十一、二点回来，然后陪他聊聊天，喝点酒，让他减少对家庭解体过度中的不适应。这些开店的人，收存了数十瓶名贵酒，我都陪着品尝了。

       有一天LL把我从他们家收拾出来的一大堆首饰倒在地上，挑选了几个像样的拿到跳蚤市场卖了，其余的扔到垃圾箱里，竟然丝毫没有“挽留”它们的意思，我太知道女人们身后的首饰怎样被处理了，所以我基本不在它们身上投资。

       离开荷兰去美国之前，Z抽空给我做了鱼丸汤，清香滑嫩，让我在这些年中想起来就馋。自己用不同的鲜鱼实验了多少次，也无法与之媲美。

      因为住在这个浙江人家，国家教委一年发给我的六千多美元，有五千元都省了下来，后来被我带到美国。

      每年圣诞节Z都会打电话来问候，说孩子们都很好。这么多年我都没想起来问问H怎么样了。她走的路结果还需要猜吗？如果没跟那个男人结婚，早就分道扬镳了；如果结了，十有八九也离了，因为他们的根本利益不在一起。

       Z的婚事也不用问。如果他又结婚了，是出于不得已，否则女人会跑。

       结果都在预料之中。孩子们在荷兰都免费上了大学，没人愿意继承父业开小店；Z找了个女人一同开店，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H早就跟那个私奔的对象打翻，把带走的钱又带了回来给孩子，但没有再同Z往来。

      那时荷兰的男移民们忙着做工挣钱，否则根本没有女人；没有女人的，把辛苦挣来的又输到赌场里；女移民忙着嫁人找依靠，靠不住的拿到身份再离婚。

      九十年代国内人对外边的情况不太熟知，浙江一带有些父母把辛苦积攒的几万人民币交给蛇头，委托他们把孩子偷渡出去。H的母亲就是靠当蛇头发财，买了荷兰、法国巴黎和新西兰的房产。蛇头们如同接力棒一般地运作，先把偷渡者从中国送到新加坡或马来西亚一类的地方，从那里有人接应他们去欧洲比如罗马尼亚，第三个接力棒把他们转到奥地利，然后德国或荷兰。Z的家里曾经用过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儿，他偷渡成功但是父母还欠蛇头三万元，所以只能免费在主人家里做事三年。那个孩子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给主人做早饭、收拾房间、洗衣服，八点去店里上班，晚上十二点回住地，完全没有自由。他父母托人从国内带给他的浙江鱼干虾干，他从来不舍得吃，都送给主人。

       还剩几天就还玩债务了，那个孩子逢人就高兴地告诉人家：我马上就成为自由人了！哪知被人告密，警察当即令他遣返回国。可怜的孩子！

       Z反反复复提到这个孩子，让我觉得他的心地还算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