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時報》記者：

      剛才我們談到了“六四”時期的許多中國領導人，您怎麼評價那一時期的中國政治和政治領導人？

我：

    那是我說了今天你也無法想象的。我只想說，如果你去看看1989年上半年前一年的中國報章，你會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會覺得是兩世為人。“六四”前的中國政治，是迄今為止中共64年政權里最光彩奪目的一段時光。按照當時正常的軌跡演進下去，如果沒有“六四”，共產黨的政權就一定會在創造了它的第一代黨人手裡斷送，共產黨誕生和毀滅就會發生在同一個20世紀。

趙紫陽是中國共產黨92年歷史中出現的罕有的一個有正義感、有理想、有良知、有公心、有道德、有擔當，同時又具備深刻歷史洞察力和敏銳時代目光的領袖，也是唯一一個用一生時間完成了從信仰到拋棄共產主義這個過程的共產黨領導人（如果不算上陳獨秀和張國燾的話）。這樣的人成為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哪怕是名義上的）純粹是出於偶然，這種偶然是可遇不可求的。即使放到整個中國歷史上看，趙紫陽也是千年不遇的一個執政者。趙紫陽的出現，是上天給與中國人的眷顧和恩賜，錯過了他，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都不會等到下一個。你必須這樣認識才能理解趙紫陽的價值和珍貴。僅僅覺得趙紫陽是歷史潮流推動下應運而生是書呆子的想法，今天的歷史潮流比“六四”前更加明顯、更加浩浩蕩蕩、更加“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了，怎麼望穿秋水地應運不出一個順應的人來？ 結果，“六四”卻把這麼一個不世出的人物犧牲了，把這麼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斷送了。

當然，“六四”前幾年中國生氣勃勃的政治環境，並不是趙紫陽成就的，鄧小平是最重要的創造者，其他第二代領導中的許多人——特別是胡耀邦——也功不可沒。為什麼第二代領導人能創造出那麼輝煌的政治氛圍？為什麼第二代領導人治下中國有可能實現民主的轉型，而幾十年後世界潮流不可阻擋下理應更進步的今天反倒沒有了希望？原因在於，第二代領導人們畢竟親身經歷過爭取政治民主的洗禮，畢竟有過獲得政治自由的強烈渴望；甚至可以說，在他們的青年時期，畢竟有過科學和民主的理想、有過對正義和公平的真誠追求、有過實現人的徹底解放的信念。當他們把持政權之後，儘管有私慾、有貪婪，但還留存一線抱負和良知，還關憂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福祉，至少還不至於沒有廉恥。而一蟹不如一蟹的接班人們則從來就不知民主、自由為何物，從來就不是嚮往公平正義的青年志士，從來就是利己主義、唯利是圖、自私透頂、貪慾無度、毫無信念者。第二，第二代領導人親身經歷過文革的劫難和荼毒，對文革有着切膚之痛，對個人暴政的禍害感同身受，對他們來說，文革重演的危害要大於民主自由的危害，即使僅僅為了私利，也要用一定程度的民主自由來制衡毛式暴行的復生。而武大郎開店的繼往開來者們，在文革中或者是坐山觀虎鬥式的，或者是閒雲野鶴式的，或者是聯動式的，他們對文革不但從不深惡痛絕，而且充滿深情記憶。第三，第二代領導人畢竟是有智慧、有大略、有格局、有磨練、有深思的政治家，他們雖然要壟斷政權，但明白不能靠左、至少不能僅僅靠左。而那些紈絝膏粱們卻完全不具備這種深默遠慮，他們憑本能堅信只有靠階級鬥爭、“暴力機器”才能維持身家血脈。比較鄧小平和薄熙來就很能說明問題。鄧和薄都對共產黨政權寸土不讓，但一個對左恨之入骨，一個對左情有獨鍾。第四，第二代領導人是開國者，是馬上之君，是打天下出身，他們雖然野蠻、雖然粗魯、雖然匪氣、雖然蠻橫，但膽略、自信、魄力、霸道是戰戰兢兢、亦步亦趨的後來人們想也不敢想的，所以他們不怕面對挑戰、應對動盪，也只有他們敢於讓政治開放一些、自由一點，至少他們敢於引蛇出洞。而第三代、第四代們，只知道維穩、只懂得截訪、只會喊和諧，連他媽做局的種也沒有啊！

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實在應該是“十零開”——全部罪行，沒有功績。天安門上仍然掛着他的像，就像宋朝刑徒雙頰的金印、法國舊時通姦犯臉上的紅字一樣，永遠昭示着共產黨的罪行和劣跡。不同的是，金銀和紅字是執法者強加，而天安門的畫像是共產黨在“罪己”。縱然他們厚顏巨恬、無恥自污，但卻不該如此糟蹋天安門。當然，從好的方面理解，沒準共產黨真是在罪己，真是在提醒中國人民牢記過去的災難。鄧小平說他“三七開”也是言不由衷。真正“三七開”的應該是鄧小平自己，即改革開放有功，文革前和鎮壓民主牆運動、嚴打、反自由化和鎮壓“六四”有罪。但鄧小平其實也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本來可以有大功於、也確實有大功於歷史，但最後卻弄得左右中全罵他：左派對他想要食肉寢皮，右派對他咬牙切齒，中間派對他更是恨之入骨。鄧小平的悲劇來自他對權力的眷戀，更來源於歷史的局限性。鄧小平自以為在走一條兩手都要硬、兩個基本點的最佳之路，是社會主義的捍衛者和發展者，其實是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左派認為他背叛了社會主義，右派認為他不懂民主、晚節不保，中派認為他機會主義、毫無原則，所有人都認為他利慾薰心、心術不正。

    李鵬是還活着的、而且至少從他對後代的蔭庇來看，是還能在中國政壇施加餘威的唯一公認的“六四”禍首，他的後代也是當年在位的那批領導人後代中唯一還能在政壇呼風喚雨的。李鵬雖然在“六四時”忝居總理，但他不屬於第二代領導人。對於他，下面我還會單獨講到。

XX時報》記者：

    一直有猜測，或者是傳說：中共新一屆領導班子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主動為“六四”平反，以爭取和重新獲得民心，您認為這個可能性有嗎？

我：

    這種猜測是徹頭徹尾的胡思亂想，做這種猜測的人既不了解歷史也不懂得現實。為什麼呢？因為如果中共為“六四”平反，那不是在爭取民心，而是在自掘墳墓。什麼是歷史？上世紀80年代後期，當時社會主義陣營中第一個奮起反戈一擊的匈牙利共產黨中央決心為“匈牙利事件”平反，初衷就是想撫平舊日傷痛，卸下歷史包袱，以嶄新的面貌凝聚人民前進。但是，他們沒有想到，“匈牙利事件”一旦被承認是正義的，那曾經血腥鎮壓正義的匈牙利共產黨的合法性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平反“匈牙利事件”那一刻，就是匈牙利共產黨統治結束的開始。“只有勇敢地承認錯誤，才會贏得人們的重新尊重和衷心擁戴”只是理論上的，現實根本不是這樣。而且，“六四”鎮壓，這已經不是錯誤了，是罪行；而且這個罪行，還不是“過失”的，而是“蓄意”的。中國共產黨這些年的所作所為，中國共產黨今天的人心向背，都不足以讓人們能原諒它曾經犯下的這麼大一個罪行。說句時髦的，共產黨儲蓄下的善遠遠不夠償還它已透支的惡。新班子非常明了這個現實，更不會忘記匈牙利的教訓。

那些幻想新班子會給“六四”平反的人，政治遠見和敏感都趕不上鄧小平。鄧小平在“六四”期間就反覆強調：政府不能再退了，如果再退，如果承認是愛國民主運動、承認學生自治組織合法，共產黨就得完蛋。現在的情況仍然是這樣，如果承認“六四”的正當性和合理性，共產黨就末日可數了。

另一方面，新班子犯不着犯賤去捅這個馬蜂窩，新班子沒有任何必要去自找苦頭地主動揭這個創疤。共產黨喪失人心的地方太多了，如果想要爭取民心，有無窮無盡的事情可以做，一輩子都做不完，哪一件都比給“六四”平反風險小、收益大。

總之，“六四”平反與否和共產黨統治的存亡息息相關，絕對不可能分隔開。任何想既平反“六四”、又依然保證共產黨政權長治久安的念頭，不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想都不要想。

《XX時報》記者：

    那在您看來，是不是只要中共還在台上，“六四”就不可能翻案？或者說，中共沒有任何可能出面為“六四”平反？

我：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上面只是說，中共不會在不久的將來主動為“六四”平反，而沒有說中共永遠不會出面為“六四”平反。恰恰相反，我認為第一個出面為六四“平反”的一定是中共政權。但這只會發生在兩種情形下。

    第一種情形是一旦到了“不為‘六四’平反是等死，為‘六四’平反是找死”的時候，中共出於所有統治者無一能免的“死馬當成活馬醫”和賭徒的慣性與本能，會出面為“六四”平反——救得一時是一時，先平反了再說。換句話說，先飲了鴆止渴再說。

    第二種情形，是中共最高層出現了一個或幾個葉利欽式的人物，在有目的、有預謀、有計劃地準備着顛覆共產黨的統治，那麼他或他們一定會以出面給“六四”平反而打響第一槍。我為什麼說葉利欽式的人物而不說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呢？因為葉利欽是真的處心積慮要摧毀共產黨，而戈爾巴喬夫則是連自己也從沒想過會走到這個結局。有了戈爾巴喬夫的前車之鑑，未來中國的改革派領導人們不用走一步看一步了，他們可以在第一時刻就看到終點了；也用不着摸着石頭過河，只要順着戈爾巴喬夫的路子往前衝就八九不離十了。

    以上這兩種情形總有一天會出現。但是在什麼時候呢？只有天知道。

我還要補充一句：給“六四”平反一定是共產黨統治結束的開始，但共產黨統治的結束卻並不一定是從給“六四”平反開始。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