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时报》记者：

      刚才我们谈到了“六四”时期的许多中国领导人，您怎么评价那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和政治领导人？

我：

    那是我说了今天你也无法想象的。我只想说，如果你去看看1989年上半年前一年的中国报章，你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会觉得是两世为人。“六四”前的中国政治，是迄今为止中共64年政权里最光彩夺目的一段时光。按照当时正常的轨迹演进下去，如果没有“六四”，共产党的政权就一定会在创造了它的第一代党人手里断送，共产党诞生和毁灭就会发生在同一个20世纪。

赵紫阳是中国共产党92年历史中出现的罕有的一个有正义感、有理想、有良知、有公心、有道德、有担当，同时又具备深刻历史洞察力和敏锐时代目光的领袖，也是唯一一个用一生时间完成了从信仰到抛弃共产主义这个过程的共产党领导人（如果不算上陈独秀和张国焘的话）。这样的人成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哪怕是名义上的）纯粹是出于偶然，这种偶然是可遇不可求的。即使放到整个中国历史上看，赵紫阳也是千年不遇的一个执政者。赵紫阳的出现，是上天给与中国人的眷顾和恩赐，错过了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不会等到下一个。你必须这样认识才能理解赵紫阳的价值和珍贵。仅仅觉得赵紫阳是历史潮流推动下应运而生是书呆子的想法，今天的历史潮流比“六四”前更加明显、更加浩浩荡荡、更加“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了，怎么望穿秋水地应运不出一个顺应的人来？ 结果，“六四”却把这么一个不世出的人物牺牲了，把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断送了。

当然，“六四”前几年中国生气勃勃的政治环境，并不是赵紫阳成就的，邓小平是最重要的创造者，其他第二代领导中的许多人——特别是胡耀邦——也功不可没。为什么第二代领导人能创造出那么辉煌的政治氛围？为什么第二代领导人治下中国有可能实现民主的转型，而几十年后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下理应更进步的今天反倒没有了希望？原因在于，第二代领导人们毕竟亲身经历过争取政治民主的洗礼，毕竟有过获得政治自由的强烈渴望；甚至可以说，在他们的青年时期，毕竟有过科学和民主的理想、有过对正义和公平的真诚追求、有过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信念。当他们把持政权之后，尽管有私欲、有贪婪，但还留存一线抱负和良知，还关忧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福祉，至少还不至于没有廉耻。而一蟹不如一蟹的接班人们则从来就不知民主、自由为何物，从来就不是向往公平正义的青年志士，从来就是利己主义、唯利是图、自私透顶、贪欲无度、毫无信念者。第二，第二代领导人亲身经历过文革的劫难和荼毒，对文革有着切肤之痛，对个人暴政的祸害感同身受，对他们来说，文革重演的危害要大于民主自由的危害，即使仅仅为了私利，也要用一定程度的民主自由来制衡毛式暴行的复生。而武大郎开店的继往开来者们，在文革中或者是坐山观虎斗式的，或者是闲云野鹤式的，或者是联动式的，他们对文革不但从不深恶痛绝，而且充满深情记忆。第三，第二代领导人毕竟是有智慧、有大略、有格局、有磨练、有深思的政治家，他们虽然要垄断政权，但明白不能靠左、至少不能仅仅靠左。而那些纨绔膏粱们却完全不具备这种深默远虑，他们凭本能坚信只有靠阶级斗争、“暴力机器”才能维持身家血脉。比较邓小平和薄熙来就很能说明问题。邓和薄都对共产党政权寸土不让，但一个对左恨之入骨，一个对左情有独钟。第四，第二代领导人是开国者，是马上之君，是打天下出身，他们虽然野蛮、虽然粗鲁、虽然匪气、虽然蛮横，但胆略、自信、魄力、霸道是战战兢兢、亦步亦趋的后来人们想也不敢想的，所以他们不怕面对挑战、应对动荡，也只有他们敢于让政治开放一些、自由一点，至少他们敢于引蛇出洞。而第三代、第四代们，只知道维稳、只懂得截访、只会喊和谐，连他妈做局的种也没有啊！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实在应该是“十零开”——全部罪行，没有功绩。天安门上仍然挂着他的像，就像宋朝刑徒双颊的金印、法国旧时通奸犯脸上的红字一样，永远昭示着共产党的罪行和劣迹。不同的是，金银和红字是执法者强加，而天安门的画像是共产党在“罪己”。纵然他们厚颜巨恬、无耻自污，但却不该如此糟蹋天安门。当然，从好的方面理解，没准共产党真是在罪己，真是在提醒中国人民牢记过去的灾难。邓小平说他“三七开”也是言不由衷。真正“三七开”的应该是邓小平自己，即改革开放有功，文革前和镇压民主墙运动、严打、反自由化和镇压“六四”有罪。但邓小平其实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本来可以有大功于、也确实有大功于历史，但最后却弄得左右中全骂他：左派对他想要食肉寝皮，右派对他咬牙切齿，中间派对他更是恨之入骨。邓小平的悲剧来自他对权力的眷恋，更来源于历史的局限性。邓小平自以为在走一条两手都要硬、两个基本点的最佳之路，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和发展者，其实是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左派认为他背叛了社会主义，右派认为他不懂民主、晚节不保，中派认为他机会主义、毫无原则，所有人都认为他利欲熏心、心术不正。

    李鹏是还活着的、而且至少从他对后代的荫庇来看，是还能在中国政坛施加余威的唯一公认的“六四”祸首，他的后代也是当年在位的那批领导人后代中唯一还能在政坛呼风唤雨的。李鹏虽然在“六四时”忝居总理，但他不属于第二代领导人。对于他，下面我还会单独讲到。

XX时报》记者：

    一直有猜测，或者是传说：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主动为“六四”平反，以争取和重新获得民心，您认为这个可能性有吗？

我：

    这种猜测是彻头彻尾的胡思乱想，做这种猜测的人既不了解历史也不懂得现实。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中共为“六四”平反，那不是在争取民心，而是在自掘坟墓。什么是历史？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个奋起反戈一击的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决心为“匈牙利事件”平反，初衷就是想抚平旧日伤痛，卸下历史包袱，以崭新的面貌凝聚人民前进。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匈牙利事件”一旦被承认是正义的，那曾经血腥镇压正义的匈牙利共产党的合法性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平反“匈牙利事件”那一刻，就是匈牙利共产党统治结束的开始。“只有勇敢地承认错误，才会赢得人们的重新尊重和衷心拥戴”只是理论上的，现实根本不是这样。而且，“六四”镇压，这已经不是错误了，是罪行；而且这个罪行，还不是“过失”的，而是“蓄意”的。中国共产党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中国共产党今天的人心向背，都不足以让人们能原谅它曾经犯下的这么大一个罪行。说句时髦的，共产党储蓄下的善远远不够偿还它已透支的恶。新班子非常明了这个现实，更不会忘记匈牙利的教训。

那些幻想新班子会给“六四”平反的人，政治远见和敏感都赶不上邓小平。邓小平在“六四”期间就反复强调：政府不能再退了，如果再退，如果承认是爱国民主运动、承认学生自治组织合法，共产党就得完蛋。现在的情况仍然是这样，如果承认“六四”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共产党就末日可数了。

另一方面，新班子犯不着犯贱去捅这个马蜂窝，新班子没有任何必要去自找苦头地主动揭这个创疤。共产党丧失人心的地方太多了，如果想要争取民心，有无穷无尽的事情可以做，一辈子都做不完，哪一件都比给“六四”平反风险小、收益大。

总之，“六四”平反与否和共产党统治的存亡息息相关，绝对不可能分隔开。任何想既平反“六四”、又依然保证共产党政权长治久安的念头，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想都不要想。

《XX时报》记者：

    那在您看来，是不是只要中共还在台上，“六四”就不可能翻案？或者说，中共没有任何可能出面为“六四”平反？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上面只是说，中共不会在不久的将来主动为“六四”平反，而没有说中共永远不会出面为“六四”平反。恰恰相反，我认为第一个出面为六四“平反”的一定是中共政权。但这只会发生在两种情形下。

    第一种情形是一旦到了“不为‘六四’平反是等死，为‘六四’平反是找死”的时候，中共出于所有统治者无一能免的“死马当成活马医”和赌徒的惯性与本能，会出面为“六四”平反——救得一时是一时，先平反了再说。换句话说，先饮了鸩止渴再说。

    第二种情形，是中共最高层出现了一个或几个叶利钦式的人物，在有目的、有预谋、有计划地准备着颠覆共产党的统治，那么他或他们一定会以出面给“六四”平反而打响第一枪。我为什么说叶利钦式的人物而不说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呢？因为叶利钦是真的处心积虑要摧毁共产党，而戈尔巴乔夫则是连自己也从没想过会走到这个结局。有了戈尔巴乔夫的前车之鉴，未来中国的改革派领导人们不用走一步看一步了，他们可以在第一时刻就看到终点了；也用不着摸着石头过河，只要顺着戈尔巴乔夫的路子往前冲就八九不离十了。

    以上这两种情形总有一天会出现。但是在什么时候呢？只有天知道。

我还要补充一句：给“六四”平反一定是共产党统治结束的开始，但共产党统治的结束却并不一定是从给“六四”平反开始。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