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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人恐怖主义来自于生无所恋者 |
| | 震撼了无数人心的，不仅是首都机场那一声爆炸的巨响，更是引爆者事先反覆提醒和警戒人们“躲远点”的嘶喊。这是一个多么善良淳朴、安分守己的年轻人！是什么把他逼得走投无路，不惜用自身一死闹出惊天动静，引起社会的关注？几乎同时，当局又抓了极其理性、温和的追求宪政者许志永
老高按：冀中星在首都机场引爆炸药，也引爆了舆论和人心。——但是，震撼了无数人心的，不仅是那一声巨响，更是他事先反覆提醒和警戒人们的“躲远点”嘶喊。这是一个多么善良淳朴、安分守己的年轻人！是什么把他逼得走投无路，逼得如此绝望、生无所恋，不惜用自己的一死闹出惊天动静来，引起社会的关注？
关于冀中星，无须我来多说什么。倒是昨天看到一位中国大陆与冀中星同龄的记者罗洁琪写的博客文章，让我动容：
其一，这篇文章让我看到，像冀中星这样的人与事是多么的普遍——就在今天，我读到报导，北京连续发生持刀行凶杀人案，连实名买刀制都无济于事，北京超市已经被责令禁售刀具——好一个稳定、和谐的盛世！
其二，这篇文章也让我看到：尽管中共空前严厉地钳制媒体，逼着记者当“妓者”，但是并不是所有媒体工作者都泯灭了良知，还有这样的记者，挣扎着用各种方式发出抗议，虽然微弱，却毕竟是一粒没有熄灭的火种。
其一和其二，这是怎样的夜气如磐，又是怎样的一灯如豆啊。
前几天，在刚刚为杜斌被释放而高兴了没多久，当局又抓了许志永——又是一个我采访过的人，又是一位极其理性、温和的追求宪政者，罪名据说又是什么“聚众闹事”之类。我怎么能不想起唐代诗人章碣的那首《焚书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冀中星们，记者的心债
罗洁琪，作者博客 2013-07-21
作记者这些年，我见到了一些生无所恋者。冀中星，是其中一个。我和他同年，生于1979。昨晚，读到他的故事和生辰，我内心有点异样的感觉。
2005年，我们一起26岁。他在广东东莞，深夜用摩托车拉客，勤恳谋生，为了以后娶老婆生孩子。我也在广东，但是已有爱情。并且为此和父母闹矛盾，任性地私奔到北京。
2005年之后，他的人生就被毁了，再也没办法结婚生子。对于他，悲剧，是命运；对我而言，那样的悲剧，只是我工作的内容。
21日凌晨，将近1点，我离开了北京积水潭医院，坐上出租车回家。
刚才，我看见了冀中星躺在移动病床，被推出手术室。警方已证实，是他在首都机场引爆炸药。
在等待他出手术室的时候，我以为他会大喊大叫。可是，他没有。他很平静地躺着，我看到他浓密的眉毛和瘦削的脸。
他刚做完左手腕的截肢手术。接诊他的医生说，“左手掌被炸烂了。”
他曾在博文自述，2005年6月28日凌晨，他在东莞用摩托车拉客，被治安队员殴打致瘫痪。后来，维权无果，回到家乡，由年迈的父亲照顾。
首都机场爆炸事件发生后，网上传播了他当年的照片，赤身裸体，下身伤口溃烂。
多么奇怪，爆炸事件发生后，我竟然对引爆者产生的是同情。尽管，我觉得这种事情很恐怖。甚至，我第一反应是，他不该自残，而是去报仇。这是我真实的感觉。不过，幸好没有其他无辜者伤亡。
坐在出租车的时候，在北京空旷的夜色中，我想起了两个在采访时遇见的人。
矿工的故事
他叫李爱平。我记得他的名字。每当想起他的时候，我总会在心里问，他还活着吗？
2009年，我去湖南省西南部的武冈采访铅污染的事情。有个70多岁的老汉一直跟着我。他不会说普通话，我们几乎无法交流。
等我采访结束后，他把我引到一个村民的家里。屋子破败不堪、空荡无物。在一个角落，一个男人躺在肮脏的被褥中。
我后来把他的故事写进博文《湖南初体验之三 矿工的故事》。
“这一次，我见到了在十年前受伤的一名矿工。我不知道那个空房子会躺着一个人。走进去，忽然看到一个长头发的男人在一堆被褥之下躺着……他叫我进去，知道我是记者后，对我说起他早就想了结的一生。他痛苦地挣扎起身，要给我看看他的脊椎和他已经没有知觉的双腿。
我来不及闭眼，看到了我恐惧的一幕。
后来，这个陌生的男人对着我痛哭流涕，并且在床上半躺着欠身鞠躬。我赶紧上前制止，我想，他弯腰的时候，该多疼啊！他背后，可是两截早已断了的钢板。
不知道是为了安慰他还是安慰我自己，我用相机拍了那个发黄发皱的判决书。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自己还能做什么。”
那个男人因矿难而瘫痪，矿主拒绝赔偿。他赢了官司，法院却执行不了判决。他拿不到赔偿款。于是，他让妻子把他抬到法院和矿主的家里，用残废的肢体来哀求。像中国很多悲剧的结局，他的维权无果。
为了生存，他牺牲了男人的尊严，让老婆嫁夫养夫。非常不幸，老婆嫁的第二个老公在几年后又死于矿难。
我出现的时候，他已经瘫痪十年了。可是，他还没绝望，还想着媒体能帮他。
我离开湖南后，他曾常常发短信。语气非常客气，显示了他曾受过的教育。
每次收到短信，我的心情都非常复杂。我曾想过，能否联系湖南的律师，免费帮他申请执行；也想过找熟人，联系湖南法院的领导，问问执行为什么不了了之。
但是，我又找到了让自己解脱的理由，“都十年了，我能凭一己之力扭转这个局面吗？况且，我还要去求别人，说服别人同情他。”
后来，李爱平的短信越来越少。我似乎如释重负。但是，今晚，我又想起他。四年又过去了。糜烂的伤口好了吗？他还活着吗？
如果这次在首都机场引爆炸药的是他，或者其他我曾采访过的人，我该多自责，例如那个母亲。
上访母亲
她女儿5岁多的时候，在学校里被一个老男人持刀强暴了。后来，那个暴徒虽然被判刑，但是一年多之后就提前出狱了。
女孩的父母不甘心，要告学校，没告赢。最后，遭受学校报复，家里的三个孩子都无法在当地上学。
女孩从5岁长到11岁了，其弟弟妹妹也长大了，天天在家里眼巴巴地看着愁苦的父母。女孩对弟弟、妹妹说，“你们不要去学校读书啊，学校有坏人，坏人会拿着刀追你的”。
2009年我在湖南采访的时候，那个母亲把女儿带给我看了。我很难过。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难道根据她的申诉材料，把当年的强奸案再核实调查一下，写个报道，旧闻重提，就能帮助她了吗？
前几天，我采访唐慧的时候，又想起了那个上访母亲。4年前，她曾经想来北京，让我带她去教育部上访。我说，每天到北京上访的人太多了。她的申诉材料只会石沉大海。孩子那么小，上访会把一家人的未来都毁了。后来，我也写了博文《平民的苦难》。
写出来，只是缓解内心的自责和不安而已。对于那个悲苦的家庭，毫无帮助。
我作了母亲之后，才体会到孩子是自己的命。当孩子被侮辱、被伤害，那是母亲锥心之痛。
我对唐慧说，佩服她的理性。因为如果是我，我就想到一个炸弹扔过去。不会坚持6年，用理性维权。绝望和仇恨会把人心扭曲。她回答，作为一个女性，一个母亲，能凭自己的能力把所恨的坏人都杀了吗？杀了一个，杀不了第二个。只能找法院啊。
是的，法院应该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记者都跑哪里去了？”
首都爆炸事件发生后，一位我所尊敬的律师在网上发微博质问，当冀中星被殴打致瘫痪的时候，记者都跑哪里去了。现在，他在首都机场引爆了炸药，记者才蜂拥而至。
我抚心自问：如果冀中星当年找到我，我会报道他的故事吗？估计通过选题会的可能性很小，理由是没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记得新闻教材有句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如今，人咬狗的新闻也多起来了。悲情故事天天发生。记者只能根据供职媒体的定位，选择性报道。这是现实，也是自我解脱。
媒体没那么强大，总被扼住咽喉，要和“禁令”赛跑。声音还没发出，新闻就被溺死，这是常态。而且，国家机关的信息不公开，黑暗都被锁在箱子里。那些人总会想出各种既滑稽又无耻的方法来拒绝媒体监督。
他们是无耻之尤。记者的经历告诉我，不要为了理想中的正义牺牲了当下的生活。对此，我承认，自己是个软弱的、不具有斗争精神的人。
我70多岁的舅公是个孤寡老人，房子被强拆，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流离失所。我在产假期间，在家乡代理他打官司。两审皆输。但是，我不让老人上访。我认为，那是国家对申诉权的虚假承诺，是条绝路。
我亲身体会到，当公权力不公平，绝望的人是那么容易走上私力救济。开庭后，我冲到被告席前，想用尽平生的力量打他一耳光。但是，我居然还有理性，只是狠狠地拍了桌子而已。
乡村父老都问，“你不是记者吗？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曝光？”
“这年头，因强拆而自焚、跳楼、被碾死的人，多的是。我舅公的事情，谁会感兴趣？”
厦门陈水总案件发生后，我采访了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专家武伯欣。他说，个人恐怖主义来自于生无所恋者。
“这部分人不是天生的罪犯，他们很多人是原来的工农。我们的政权是以工农为基础的。今天，我们怎么能把这部分人抛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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