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中常委集體領導制有沒有優越性？

中國自35年前實施改革開放，一步步走出毛澤東、鄧小平等強人政治模式後，至習近平、李克強本屆政府，不僅實現了完整的制度化正常交接班，而且中共政治局常委會的集體領導制度亦日臻完善和成熟，放棄以XXX“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之類的提法，不僅僅具有象徵意義。從一言九鼎式個人獨斷，到兼聽加鐵腕式強人模式，再到真正的集體領導制，這個進步不謂不重大。這既是中國崛起的訴求，更是歷史前行的必然。

今天，當人們不斷思索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新方向的時候，自然無法繞過最高層決策模式這個命門。為了不使問題過於複雜化，本文僅限於就最高決策層黨務與國家管理的兩種模式：中共中常委集體領導制和西方總統（總理）製做一簡單比較。

至少在理論上，以法治立國的民主政體之於無法無天的專制獨裁制度的優越性沒有討論的必要，這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共識。

顯然，中常委的集體領導制也是基於這樣的共識建立起來的。在該制度下，儘管總書記的影響力與其他常委顯著不同，但對於重大決策，總書記大體只相當於一個常委會召集人角色，其決策權重至少在形式上與其他常委沒有差別，大家都是一人一票。只要這個機制能夠嚴謹有效運行，就能夠避免個人意志凌駕於集體之上的不合法、不科學執政生態。這一機制的重大意義在於，凡是國家和黨內重大事務決策，能夠免受個人判斷偏差、個人智慧和能力水平等制約，有利於發揮和依靠集體智慧，通過綜合平衡和共議共識達成合理決策，集體負責。不會縱容個人獨斷專行，不會彰顯個人好惡與得失，更不會放任個人崇拜這類有違現代民主精神的荒謬局面出現。當然，涉及國家大政方針、年度計劃與長遠規劃、及其它重大事務，還必須經人大、政協等機構和法定程序等審核和制衡，儘管目前這些制衡機制尚不夠到位。

那麼，西方總統（總理）制決策層的運作又如何呢？ 當然，涉及國家重大決策，也不可能完全屬於總統或總理個人行為，其背後除了執政黨、智囊團隊與智庫、各部門主要官員，國會兩院、各類利益團體、甚至專家學者和公眾態度等都可能對決策產生一定影響。但總的來看，這類影響均屬來自下位非對等勢力的軟性建議、意見和參考，這與中國決策集體也會綜合考慮背後智囊團隊、相關部門、社會各界、甚至公眾呼聲等沒有實質區別。

但存在一個重大差別是，除了須經國會議決的特別重大事項，很多情況下，西方國家總統或總理最後決策環節大致屬個人負責制，缺乏類似中常委這種對等角色間的硬性集體制衡機制。在很多事情上，他們的個人獨斷色彩比今天中國決策層要濃厚得多！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總統奧巴馬比習近平主席獨斷專行的空間和自由度更大。這類例子不勝枚舉。

當年，堅定反共的美國總統尼克松為了抓住打開中美關係大門的機會，對這一涉及全球戰略格局變動的重大外交行動，開始階段不僅對國會和公眾保密，甚至令人難以想象地繞過了主管外交事務的國務卿羅傑斯和國務院！指派當時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密訪中國商談總統訪華相關事項，直至訪華前夕才告知國務院和羅傑斯做訪華準備。而今天的中國，你很難想象，類似中美、中俄、中日外交之類的重大行動會不經常委會討論定奪。

二度出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是甲級戰犯岸信介的外孫，他曾在自己的書中坦承：“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繼承了岸信介的遺傳”。岸信介上世紀50年代後期擔任首相三年多，追隨美國，敵視中國，是日本右派勢力的代表人物，也曾夢想修改和平憲法！而安倍再次執政以來盡顯鷹派色彩，否認日本侵略罪行，大力推進日本社會向右轉，念念不忘修憲，夢想恢復日本昔日軍事大帝國的榮光。時下，除了沸沸揚揚的“安倍經濟學”，自民黨又剛剛在參院選舉中獲勝，日本政治生態亦打上了濃厚的安倍個人色彩！

二戰英雄法國總統戴高樂亦屬反共右派，但他力排眾議承認新中國，並於1964年成為西方大國中第一個正式與中國建交的國家。究其原因，除了國家利益需要，也與戴高樂個人對中國的極大興趣有密切關係。他曾表示，“到中國去，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夢！” 40多年前他就預言：“說不定在下個世紀，中國就將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他的這個語言正在變為現實。這是領導人個人好惡影響國家關係的又一個例子。

縱觀幾十年來國際大舞台外交風雲，中美關係、中日關係、以及中國與西方幾個大國間的關係時常出現忽冷忽熱的異常跌宕，給雙邊關係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害，絕大多數時候主要原因都不在中方，除了西方國家競選過程中的黨派之爭，也與不同領導人的個人好惡脫不開干係。而在中國方面，恰恰相反，對外關係大政方針則出奇的穩定，並未因領導人的更替而發生大的變動，只是根據形勢變化做出必要調整。鄧小平一句蹈光養晦，影響中國外交一代人時間，就很能說明問題。

總之，不宜帶着美化的彩色眼鏡，理想化看待西式民主政體；亦不應讓僵化的立場左右觀點，小覷中共集體領導制度的重要意義。雖然以普選制為特徵的西方民主政體要比帝制等專制制度先進得多，但不見得那就是民主制度的最佳典範，更不見得夠格為中國全盤效仿的榜樣。即使中國理應在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民主化進程中博採眾長，也有充分理由拒絕不顧國情的低劣“山寨”模仿。當年“山寨”蘇聯模式的失敗就是深刻教訓。

最後，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費爾德曼剛出版了一部新著《涼戰：全球競爭的未來》，其中有一章專門對中國現行領導結構展開分析，其觀點或許值得參考。這位學者認為：中國共產黨頗具適應力；這個執政黨制定了非常與眾不同的制度，能夠定期地、平靜地、可預見地進行領導人交替；其精英階層是“可滲透”和“唯才是舉”的，小圈子以外的能人也有望得到升遷。而且，中共耐心地觀察着各種程度的公眾演說和抗議，允許街頭示威，並允許網絡聊天室和社交媒體在國內迅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