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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建立起一个概念化的人民社会：名义上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领导权却在党与领袖。在虚拟的人民社会里，一切官方机构都贴上“人民”的标签：人民领袖、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路、人民公园、人民法院、人民币……，但能行使权力意志的，是领袖而不是人民。十年浩劫，是由人民领袖与人民群众共同演绎的人类悲剧。

公民和市民

人民社会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结束，中国社会开始艰难地向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转型。

小岗村农民把土地分包到户，意味着人民公社的人民，主动回归自己的真实身份：村民，在人民公社里，每一个人都没有劳动自由与收获自由，某种意义上是人民公社的奴隶。而后来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则意味着中国城市经济自由化进程开始，有一定自由度的市民社会也相应开始形成。

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源于古希腊，市民即在城市里拥有政治权力的自由人，也是纳税人，这些人通过公开的自由选举，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基于法律的关系，也是一种契约关系。如果没有政治权利，人就是一般动物或被奴役的工具。所以，公民社会不是民生问题，而是要解决民主问题，公民的政治意志如何实现？通过选票选举自己的政治代理人或公职人员，如果这些人失职，公民大会有权罢免或治罪公职人员。

1824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1214公顷土地，进行人民社会实验，以失败告终，欧文因此破产。而在20世纪，人民社会的实验则在苏联、东欧大范围进行，1989年苏东巨变，人民社会宣告大破产。原教旨社会主义者们，他们用美好的梦想激励着无数人用生命去追求，但是，一旦政权掌握在这些极端社会主义者手中之时，国家财富、国家暴力工具、国家宣传机器都集于领袖之手，人民成为实现权力集团的工具。

中国现行的户籍制使得农村户口的农民工进城后，不能享有城市人口平等的待遇。

当小岗村的农民们要进城的时候，他们不能转换身份成为市民，他们被人民公社时代户籍制度定性为农村户口，不能享有城市人口平等的待遇。胡鞍钢所言的：与西方的公民社会相比，人民社会由公有、公益、公平、公正等基本原则所组成，与现实形成巨大的反讽。

胡鞍钢对社会主义人民社会的描述完全是基于概念化演绎，把纸上描绘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搬进现实中加以赞美。事实上，不仅农村人不能享有城市人的市民待遇，城市人也享受不到应有的公民待遇。什么是公民待遇？就是公民的政治权利，既不能自由结社，也不能自由出版，更不能自由地示威游行，而宪法规定的自由选举，也成为非法行为，被人民警察严加打压。

群众路线

人民社会的本质是党的社会，中国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度，却进入到党主专政社会，而没有进入民主宪政社会。人民民主专政，本质上是以人民的名义，实行党主导的专政。任何对党的批评、对党的否定、对一党专制制度的否定，都被视为颠覆国家行为。党即人民，党即国家，党代表即人民代表，人民社会只是概念化存在。

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已变化成党与群众的关系，或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因为干部均由党员担任，所以党群关系已成为干群关系。现在的整风运动中，要求干部走群众路线。公民社会中，执政党是由公民选票决定的，既有独立的司法可以监督，又有独立的人民代表可以监督，所以在公民社会形态中，我们看不到执政党所谓的整风，或放下手头工作，去走群众路线，与群众三贴近。人民社会，割裂了正常的人际社会关系，当问题与麻烦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不愿意改变制度，只有采用消极被动的整风运动，一阵风地做个姿态去亲近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群众路线等等，都是政治概念，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概念。而公民社会则是人民社会的进化，是自下而上自由平等地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产生市民社会，市民交了物业费，必然要物业公司提供相应的服务；公民向政府交了税，必然要求政府提供各种保障。而现在的中国当政党与政府只是用口号为人民服务。

人民社会某种意义上是传统君主社会仁政的翻版，君主要实现仁政，那么就得心里装着天下万民，自己是民的父母。当政者通过仁政爱民获得执政的合法性。中共延安时期毛泽东说过，要改变中国王朝兴衰周期律，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不是君主，也不是党主，人民通过选票来委托人民代表行使公民权利，决定执政党，而不是民主之上，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党组织，来将民主集中到自己的权力意志下，然后将自己的权力意志贴上人民的标签，通过群众路线让群众被迫接受。

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了，中国的政治领域一直闭关自守，用陈旧的政治概念来自欺欺人。当代执政者能不能顺应现实变化，让中国进入公民社会，是考验共产党是为一党之私还是为国家人民的试金石。

本文作者吴祚来，中华文化促进会理事，特约研究员，现为旅美学者，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