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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建立起一個概念化的人民社會：名義上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領導權卻在黨與領袖。在虛擬的人民社會裡，一切官方機構都貼上“人民”的標籤：人民領袖、人民政府、人民軍隊、人民警察、人民民主專政、人民路、人民公園、人民法院、人民幣……，但能行使權力意志的，是領袖而不是人民。十年浩劫，是由人民領袖與人民群眾共同演繹的人類悲劇。

公民和市民

人民社會隨着文革的結束而結束，中國社會開始艱難地向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轉型。

小崗村農民把土地分包到戶，意味着人民公社的人民，主動回歸自己的真實身份：村民，在人民公社裡，每一個人都沒有勞動自由與收穫自由，某種意義上是人民公社的奴隸。而後來深圳經濟特區的設立，則意味着中國城市經濟自由化進程開始，有一定自由度的市民社會也相應開始形成。

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源於古希臘，市民即在城市裡擁有政治權力的自由人，也是納稅人，這些人通過公開的自由選舉，而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係是基於法律的關係，也是一種契約關係。如果沒有政治權利，人就是一般動物或被奴役的工具。所以，公民社會不是民生問題，而是要解決民主問題，公民的政治意志如何實現？通過選票選舉自己的政治代理人或公職人員，如果這些人失職，公民大會有權罷免或治罪公職人員。

1824年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在美國印第安納州買下1214公頃土地，進行人民社會實驗，以失敗告終，歐文因此破產。而在20世紀，人民社會的實驗則在蘇聯、東歐大範圍進行，1989年蘇東巨變，人民社會宣告大破產。原教旨社會主義者們，他們用美好的夢想激勵着無數人用生命去追求，但是，一旦政權掌握在這些極端社會主義者手中之時，國家財富、國家暴力工具、國家宣傳機器都集於領袖之手，人民成為實現權力集團的工具。

中國現行的戶籍制使得農村戶口的農民工進城後，不能享有城市人口平等的待遇。

當小崗村的農民們要進城的時候，他們不能轉換身份成為市民，他們被人民公社時代戶籍制度定性為農村戶口，不能享有城市人口平等的待遇。胡鞍鋼所言的：與西方的公民社會相比，人民社會由公有、公益、公平、公正等基本原則所組成，與現實形成巨大的反諷。

胡鞍鋼對社會主義人民社會的描述完全是基於概念化演繹，把紙上描繪的社會主義公平正義，搬進現實中加以讚美。事實上，不僅農村人不能享有城市人的市民待遇，城市人也享受不到應有的公民待遇。什麼是公民待遇？就是公民的政治權利，既不能自由結社，也不能自由出版，更不能自由地示威遊行，而憲法規定的自由選舉，也成為非法行為，被人民警察嚴加打壓。

群眾路線

人民社會的本質是黨的社會，中國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度，卻進入到黨主專政社會，而沒有進入民主憲政社會。人民民主專政，本質上是以人民的名義，實行黨主導的專政。任何對黨的批評、對黨的否定、對一黨專制制度的否定，都被視為顛覆國家行為。黨即人民，黨即國家，黨代表即人民代表，人民社會只是概念化存在。

共產黨與人民的關係，已變化成黨與群眾的關係，或幹部與群眾的關係，因為幹部均由黨員擔任，所以黨群關系已成為幹群關係。現在的整風運動中，要求幹部走群眾路線。公民社會中，執政黨是由公民選票決定的，既有獨立的司法可以監督，又有獨立的人民代表可以監督，所以在公民社會形態中，我們看不到執政黨所謂的整風，或放下手頭工作，去走群眾路線，與群眾三貼近。人民社會，割裂了正常的人際社會關係，當問題與麻煩積累到一定程度，又不願意改變制度，只有採用消極被動的整風運動，一陣風地做個姿態去親近人民群眾。

人民、群眾、群眾路線等等，都是政治概念，是自上而下的單向度的概念。而公民社會則是人民社會的進化，是自下而上自由平等地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必然產生市民社會，市民交了物業費，必然要物業公司提供相應的服務；公民向政府交了稅，必然要求政府提供各種保障。而現在的中國當政黨與政府只是用口號為人民服務。

人民社會某種意義上是傳統君主社會仁政的翻版，君主要實現仁政，那麼就得心裡裝着天下萬民，自己是民的父母。當政者通過仁政愛民獲得執政的合法性。中共延安時期毛澤東說過，要改變中國王朝興衰周期律，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不是君主，也不是黨主，人民通過選票來委託人民代表行使公民權利，決定執政黨，而不是民主之上，還有一個至高無上的黨組織，來將民主集中到自己的權力意志下，然後將自己的權力意志貼上人民的標籤，通過群眾路線讓群眾被迫接受。

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了，中國的政治領域一直閉關自守，用陳舊的政治概念來自欺欺人。當代執政者能不能順應現實變化，讓中國進入公民社會，是考驗共產黨是為一黨之私還是為國家人民的試金石。

本文作者吳祚來，中華文化促進會理事，特約研究員，現為旅美學者，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