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故事：男同志的情感哀歌

 

梁祝故事的前因後果

 

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愛情，足可與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莉葉故事媲美。有人聲稱，它是中國古典悲劇的顛峰，最完美地表達了東方男女的純潔忠貞的情感。這個立場就是數百年以來梁祝故事闡釋的主流。

梁祝傳奇始見於唐代的《十道志》和《宣室志》等，儘管文字比較簡略，但五官眉目都已成型。而更為詳盡地敘述其細枝末節的，當推清代俞樾《茶香室四鈔》援引的《祝英台小傳》，它這樣告訴我們說，東晉時代有個女子祝英台，小名九娘，出身於浙江上虞富家，“生無兄弟，才貌雙絕”，父母想要為她擇偶，她卻推辭說，女兒應當出外遊學，去尋找真正的賢士。於是就改扮男妝，自稱“九官”，雲遊江湖，路上遇到會稽（今紹興）人氏梁山伯，惺惺相惜，於是一同到江蘇宜興善權山的碧蘚岩下搭建書房，刻苦讀書，同居同睡長達三年之久，而梁竟不知道祝是個女子。分手時，祝英台囑咐梁山伯，要他務必在指定日子裡來家裡赴約，他會告知父母，把自己的妹妹“九娘”嫁他，這其實就是以身相許的秘密承諾。

但梁山伯卻因家貧自卑，不敢前往，拖過了約定的日期。於是祝英台父母就跟富豪馬家訂下女兒的婚事。後來梁山伯當了鄞縣的縣長，赴任時途經祝家，查詢“九官”這個人，家僮回答說，家裡只有“九娘”，並沒有“九官”這個人。梁山伯這才驚悟，便以同學友情為由，懇求相見。英台以羅扇遮面，出來作了一揖，僅此而已。梁山伯追悔莫及，思念成疾，竟然不久就病死在任上。

 

《小傳》進而描述說，第二年英台出嫁馬家，下令水手繞道前往梁山伯的墓地憑弔。抵達時風濤大作。英台在山伯墓前失聲痛哭，大地忽然裂開，英台墜入墓穴，外面僅留下她的衣裙，卻也化作蝴蝶飛散而去。宰相謝安聽說了這個故事，上奏朝廷，皇帝感念英台的忠貞情愛，封她為“義婦”。如今山上杜鵑花盛開的時候，常有大碟雙飛不去，相傳是兩人的靈魂所化，所以世人稱這種大蝶為祝英台。明代陳仁錫的《潛確類書》稱，南齊建元二年，當地人在當年讀書的老宅上建了“碧蘚庵”，刻有“祝英台讀書處”字樣，來紀念這個不同凡響的女性。至此，梁祝悲劇變得情節曲折，委婉動人，已大致完成了其敘事結構的發育過程。

 

同性戀語法下的梁祝傳奇

 

然而，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情感悲劇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它並不是尋常的 “男歡女愛”。儘管祝英台愛上梁山伯，確乎是女人對男人的傳統愛慕，無須大驚小怪，但梁山伯對祝英台的感情，卻是大有蹊蹺，很值得我們細加玩味。十五年前我就曾撰文，指認它是經過偽飾的同性戀範例，顯示了中國同性戀文化和美學的基本特徵，但這一長期流傳於吳越乃至長江流域的悲劇，同時也是話語誤讀（或掩蔽）的一個範例。從被言說和傳播起，直到在越劇中擴充與定型，“梁祝”一直遭到異性戀話語的闡釋，以致它的真實語義被長期歪曲，並且以後還將被繼續歪曲下去。

 

梁祝故事之所以遭到誤讀，乃是由於其主要角色是一對男女。消除這一語誤的方式，就是運用同性戀語法對文本展開重讀。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見，在“梁祝”文本的入口，佇立着梁山伯的英俊身影，他正形單影隻地行走於訪學的道路，這時，另一個出門訪學的婀娜“男子”（由祝英台假扮）出現在他孤寂的視界裡。這個陌路相逢的“男子”用“他”的秀麗、嬌羞和溫柔，點燃了梁山伯的情火，促使他以“友誼”的名義與之同行乃至結廬共居。他們同宿一室，朝夕相處，感情日益深厚，而梁則在等待一個感情出擊的適當時機。

 

祝英台化妝成男子後究竟是怎樣的形象，這點可以從越劇《梁祝》中獲得啟示。由女演員扮演的祝英台，儘管一身文士裝束，卻依舊是眉黛含春，從骨頭裡散發出女人的嫵媚。但不同尋常跡象在於，這種“娘娘腔”不但沒有觸發梁山伯的反感，反而令他對前者產生了一段非凡的“友情”。

 

祝英台並未意識到梁的“友情”中所隱含的特殊意味。她私下愛慕着梁，以為只要她還原為女妝，梁一定會加倍欣喜和娶她為妻。在分別之際，她含蓄地向梁山伯發出了隆重邀請，希望他能準時到家裡迎聘她的妹妹（她本人的一個代碼） “九娘”。這是一個舊時代女子向男人所發出的曖昧而動人的呼籲。

 

然而，梁山伯並並未如期赴約。他事後對人辯解說，因為家境貧寒，無錢置辦聘禮和婚儀。這顯然是一種推脫之辭。而更符合邏輯的推斷是：他對娶一個女人沒有任何興趣。他僅僅喜愛哥哥“九官”而已。為避免“娶親”造成的“麻煩”，他壓抑下了與祝英台重逢的強烈渴望。他的計劃是先拖過下聘禮的約期，使婚姻成為不可能，然後再登門造訪，以了卻對祝英台的無限思念。但這一舉動嚴重打擊了祝英台。她的父母不容許女兒繼續為一個貧窮弟子耗費青春，決定將其許配給富豪馬家。祝英台找不到任何理由推諉，只能應允這種父母之命。

 

梁山伯和祝英台的雙雙“覺醒”

 

此後的事件發展變得越來越富於戲劇性。當梁山伯在赴寧波當官途中專門前往探視祝英台時，家童聲稱府上只有“九娘”而沒有“九官”，這使梁猛然意識到他犯了一生中最嚴重的錯誤——愛上了一個真正的女子。震驚之餘，他要求親眼見一下祝，以證實家僮的說法。祝英台用羅扇遮着臉腮，出來向他裊裊作了一揖。梁又驚又怒，以為受了莫大的欺騙——這個女人，竟然偽裝成男子欺騙他，把他置為感情的掌上玩物！這再度證實了世上女人的險惡。然而，祝的嫵媚形象卻繼續糾纏和折磨着梁，使之無法從往事的甜蜜追憶和殘酷現實中擺脫出來。儘管擔任縣令符合他大濟蒼生的理想，但致命的精神楚痛，最終竟把他推向了病魔、傷痛和死亡。

驚悉梁山伯病逝的噩耗，祝英台最初的反應是難以言喻的悲傷和悔恨。她把梁見到她“真身”時又驚又怒的情形，當作梁熱戀和追悔的證據。她後悔當初未能及時揭破自己的性別，以致對他心靈造成了無可挽救的致命打擊。但這時一些有關梁山伯同性戀的風聞可能已經斷續傳來。她半信半疑，亦悲亦惱，心情複雜地踏上了出嫁的道路。

 

為證實民間的傳言，她下令船夫專門繞道清道山，並以風浪太大為由停船靠岸，然後只身前去祭掃梁墓。從這時到她“自殺”為止，其間一定發生了一些難以啟齒的事情，使她最終了解到梁山伯對她的感情的真正實質。她意識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欺騙和羞辱：她對梁山泊的愛情，不過是一場自欺欺人的遊戲而已。

 

在梁祝事件的結尾，祝英台肯定是以“失蹤”方式離開我們的。她絕望地留下自己的“繡裙”，並再度改換男裝，向一個我們無法知曉的地點逃亡，從此隱名埋姓，下落不明。
為了對祝英台的失蹤找到一種合理解釋，作為地方富豪的馬家可謂費盡了心思。他們編造大地（墓室）裂開，祝台跌入殉葬的情節，以瞞天過海，欺騙世人。就連國家官員和皇帝都對此深信不疑。在真假奇蹟相混的東晉時代，人們可以輕信一切奇怪的事情。我不想對此有所物議。我所驚訝只是，儘管這宗案件破綻百出，但經過近千年的探詢和闡釋，卻至今都沒有人對此提出必要的異議。

 

“蝶戀花”還是“蝶戀蝶”

 

在梁祝悲劇的結尾，出現了雙飛不散的大蝶。據馮夢龍《情史》記載，祝英台死後，她的家人在墓前焚毀她遺留的衣物，那些衣服竟在火焰里化成了蝴蝶。當地人稱黃蝶為梁山伯，黑蝶為祝英台。這再度向我們顯示了“梁祝”故事的同性戀語義。

《嶺南異物志》記載說，南海有一種巨型蝴蝶，形狀大如船帆，除去翅膀和腳足，還有八十斤重，味道極其鮮美。這種超級肉蝶如今早已銷聲匿跡，而人們所看見的蝴蝶，只是纖弱而美麗的鱗翅目昆蟲而已，它象徵着人類的自由與歡樂，以及對美麗事物的貪戀。它同時也是男性愛情的奇異代碼。此外，蝴蝶和花（“蝶戀花”）還是男女愛情的對偶象徵。

 

對於蝴蝶的哲思，最早出現在莊周的寓言裡。正是道家大師第一次揭示了這種昆蟲與人類的密切關係。他們可以在夢的無意識狀態中互相轉化。莊周的蝴蝶夢表達了物體間界限的消解。《搜神記》（《太平寰宇記》所引之版本）記載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宗化蝶奇案，發生在戰國時代的齊國。當時的昏君宋康王，霸占了手下官員韓憑的妻子何氏，韓憑含憤自殺，而他的妻子也從青陵台（今山東鄆城）上躍下自盡，宋康王的侍衛急忙去拉她的衣裙，不料那些碎片隨之化成了美麗的蝴蝶。

 

梁祝故事似乎是何氏悲劇的某種延展，但其語義卻大相徑庭。我們發現，蝴蝶的蛹變過程是意味深長的，它從圓筒形或紡錘形的蛹里羽化而出，暗示着“女人”（幼蟲期的毛蟲）蛻變成了“男人”。祝英台的蝶化（男化），無疑就是針對梁山伯的情感承諾，即在經過性取向的轉變之後，祝最終實現了他對於梁的非凡愛情。這是男同性戀者所期待的偉大時刻。蝴蝶在那個短瞬的時刻里脫穎而出，身上布滿彩虹般的圖案，在花叢里翩然起舞，變得儀態萬方，光華照人。在生命形態的最終階段,它向我們展示了其最燦爛的容貌。

 

蝴蝶與花的關係，暗喻着男人對女人的愛情，但一對蝴蝶間的關係卻是截然不同的，它要演繹的只能是兩個男子間的愛情。這種情感無疑是難以啟齒的。儘管東晉的宮廷和士大夫社群中流行“男同志”之風，但在一個儒學日益昌盛的時代，要完成對它的敘事，仍然必須藉助轉喻、雙關和借代等修辭技巧。它的語義被含蓄地書寫在比翼雙飛的蝴蝶里，變成一個秘不可宣的啞謎，留待聰明的世人以解讀。

 

這就是“化蝶”在整個梁祝敘事中的核心價值。我不知道這個完美的結局究竟是什麼人的傑作，但它無疑是整個傳說的畫龍點睛之筆，它躲藏在故事尾部，向我們揭示了整個悲劇的真正本質。

 

越劇的“女同志美學”

 

在結構和元素沒有受到任何毀壞的前提下，僅僅變換了一種密碼，我們就獲得了有關梁祝故事的全新版本。這與其說是一次標新立異的闡釋行為，不如說是對梁祝故事的語義還原。正是這樣的民間話語為近代戲曲提供了不朽的源泉，使它充滿着某種迷離的異常情調，並且讓那些尋常的情感文本黯然失色。

儘管有過京劇（《英台抗婚》）、川劇（《柳蔭記》）等各種梨園樣式，但置身於江南民間同性戀的家園，越劇才是講述梁祝悲劇的最佳曲種。1945年，袁雪芬與范瑞娟初演《梁祝哀史》，以後又重新整理上演，在1952年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上獲劇本獎、演出一等獎、演員一等獎等，倍得殊榮。1953年，該劇又被拍成首部國產彩色戲曲藝術片，由此完全確立了越劇闡釋梁祝的威權地位。

 

梁祝故事與越劇與的這種親緣，還因為其演員都由女性擔綱。從“草橋結拜”、“十八相送”、“樓台相會”到“化蝶雙飛”，一群美麗女子演出着男女眾生的痴情故事，圓潤婉轉的舞蹈、軟儂香甜的唱白、低回悠揚的絲竹，把被水鄉環繞的戲台轉換成了純粹的女兒國度。“文革”企圖改造越劇，強迫其納入男性演員，但其結果竟然完全一樣――所有男角都散發出女性的嫵媚光輝。甚至連小提琴協奏曲《梁祝》，都不可阻擋地洋溢着女性般纖細柔軟的情調。

 

越劇的“功績”就是從一個隱秘的角度改造了梁祝故事，把這一“男同志”的哀歌，悄然置換成“女同志”的情感聖劇。梁山伯看起來不是一個男性，而更像是“女同志”中扮演主動角色的T角，“他”逾越了男權文化的界限，書寫着民族同性戀美學的瑰麗篇章。在前總理周恩來的全力支持下，經過《紅樓夢》、《西廂記》、《白蛇傳》、《情探》、《追魚》和《碧玉簪》的不倦打造，越劇已經逼近這種美學的核心。

 

然而，真正重要的事物也許並不在戲台之上，而是在戲台的四周。一方面是戲曲演員的言說影響了觀眾的言說（傾聽）方式，一方面是觀眾對戲曲話語的強有力的設定，這場圍繞舞台所展開的對話是沒有邊界和終結的，但支配戲曲語法的終級之手肯定不是表演者，而是那些臉龐隱沒在黑暗中的民眾，他們的趣味支配了戲曲。在民眾的指引下，越劇沿着同性戀的方向勝利前進，達到了它們在上世紀中葉的高潮。（作者：朱大可，原載《南方都市報》）

 

（附識：本文始作於1991年，曾在各種媒體上刊發，有若干不同的版本，本文在原先基礎上作了調整和增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