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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共青团作协这些衙门，都是时代最后的笑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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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按：好几天忙于读书编稿，竟顾不上在自家博客园子里栽种、浇灌，今天本来抽出点空准备好了一篇，却收到朋友转来山西作家毕星星告别作家协会的文章，还有武汉作家胡发云对之的感慨，临时改变主意，就先发这篇吧。
我也先来发一番感慨。
读到毕星星对作家协会“衙门化”的描绘，我一点都不惊讶。十年前乃至更早，我就欢呼王力雄、胡发云他们宣布退出作家协会，我就劝朋友们都早点告别，不要去当作协的官，争什么席位、待遇，更不要去计较什么获奖、评级、津贴、参会资格……真要想当一个作家的话，还有什么比精神自由更可贵的呢！
不过，听得进我的迂阔之语的人很少。我也理解，他们有他们的苦衷——毕竟，他们要在权力者掌握了一切资源的国度生存。不过，看到一些性格桀骜不驯、内心非常自我、才高八斗、目空一切的熟朋友，竟一个个被安上了“文联主席”、“作协主席”之类的高帽，顶不济的也是个“文学院院长”，我总是不免吃惊，不知道他们坐在这些交椅上如何能适应，得说多少言不由衷的漂亮话，得干多少行不及义的面子事，得对省委、市委书记、宣传部长们多么巴结，才能坐得进、坐得稳！
对作协机关，我早年在国内的时候，印象就是阴气森森，倒是下属的一些杂志编辑部，像《人民文学》《诗刊》，还有些活气。读了陈为人的长篇传记《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先后由溪流出版社和明鏡出版社出版），更知道这个文坛衙门何止是死气沉沉，简直就是血泪斑斑。诗苑文坛上御用文人彼此斗起来之狠之阴，又都有学问、有心计，整起人来更是花样百出，让我大开眼界。
我年轻时也在国内几个机关工作过，到更多的机关见识过。回想、比较起来，还是八十年代初期共青团中央机关的风气让人觉得亲切、平等、正派和清廉。上下级尽管职务级别相差很远（同一层楼里，可能就有从省部级、厅局级、处级副处级到一般干部），却很少让人感到等级森严。是因为年龄相仿之故？当时团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们、各部部长们，除了个别的，多是三十三四岁到四十一二岁，而我毕业进团中央当一般干部，也有三十出头了。吃饭同样是到大食堂，书记、部长来晚了也照样排在队伍尾巴上，见哪儿有空座就插在哪儿坐；上下午各有15分钟时间工间休息，主任、处长一起到走廊上的乒乓球台上比高低。最令外面来联系工作的人印象深刻甚至瞠目结舌、今天说起来也最让人讥笑的，就是彼此没有谁称官衔，当面背后，提到谁都是直呼其名，省略了姓，更显亲热；而大会正式场合，也仅仅在名字后面加上“同志”二字而已。为什么让外人瞠目结舌？为什么今天说起来人们会讥笑？不就是因为罕见么。但在团中央，机关风气如此，若有谁进了办公室或者在走廊上见了领导，口口声声“胡书记”“王部长”，反倒让同事们侧目而视。据说这是从胡耀邦时代传下来的，跟他们共过事的人（我当时的上司，就当过一段胡耀邦的秘书）说到他们，全直呼其名“耀邦”“克实”。我到了美国，见这儿的孩子称长辈都是直呼其名——叫伯伯、舅舅、姑姑都是一口一个Tony、Jim、Wendy，让我不禁会心而笑。
我这样说，並非要否认团中央是党中央的忠实突击队、马前卒的性质，也不是要否认那里同样也有官场上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欺上瞒下。但是可能因为当时的青年机关确实就是清水衙门吧，与其它的机关，包括作协机关比起来，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要简单得多，正常得多，健康得多。现在中国政坛顶层上炙手可热的一些人物，实事求是地回想，在当时的团中央机关，我没有感到他们有多少令人厌恶的官气霸气和假门假事。
我这种感觉，凡是那个年代在团中央工作过的同事，聊起来都有同感——如今已有不少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如团报、团刊、团校……的同事，移民来到美国和加拿大了。有时谈起中南海执政方队中的那些显赫高官，包括前总书记，还是会直呼为“锦涛”“克强”“源潮”——在旁人听起来，我们成了美国公民了，竟然还这么跟中国的权贵套近乎，拉大旗作虎皮来自抬身价；其实哪里有那么多的算计？只不过是形成了习惯，改口反而别扭而已！
我已经有多年没有回团中央了——团中央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人过四十，就呆不住了，必须要转业离开。记得我进入团中央才两年时，曾扳起指头数了数，宣传部周围同事走马灯一样进进出出，竟然换掉了百分之五十！我出来之后过几年再回去看，就找不着几个熟悉面孔。前不久有个当年机关的同事对我讲过，她前年回北京到团中央机关去办事，感到是到了完全陌生的衙门：部长、处长都俨然官气十足，官大一级压死人，下级见了上级都要毕恭毕敬地称呼“×部长”“×处长”！让我这位当年的同事感叹不已。
道德塌方，风气滑坡，是全社会的普遍趋势。当年风气还算好的团中央机关尚且如此，其它官府就更等而下之！国家带成这个样子，不知道这些当年没有多少官气的“锦涛”“克强”“源潮”们，各有什么责任？
别了，作家协会
毕星星，作者博客
山西省作家协会换届6月14日结束，选出了新一届全委委员、主席副主席。我的全委委员任职已到期，从此以后，在作家协会，再也没有任何社会职务。也就是说，我要和作家协会辞别了。
其实我早已退休好几年，按理说早已没有“参政”资格，只不过由于10年换一届，我又苟延了几年罢了。按照那些赖在位子上誓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老干们的退位原则，我是占了多大的便宜。可惜我们局面不同，作家协会在位也没有什么可腐败的，退位我个人也没有什么恋栈的。倒是这些年，我和作家协会这个机构越来越疏离，时至今日，分别，已经是一个两厢情愿的结果。
我怀念1980年代的作家协会。我那时和成一、柯云路同一批调进来。成一爱说一句话：作协不要衙门化。他的意思，不要把作家协会办成政府机关。山西省作家协会，不是山西省政府的一个衙门。作协是作家们自己的协会。群众组织的管理，应该和等级森严的官场不同。反对作协的衙门化，是成一的一个坚定的目标，开会时经常听他说起。他为此顽强努力了很多年。
我那时不太明白他的用意。后来明白了，他的想法，无非是“教授治校”，“作家治会”那一类意思。科研文化教育部门，应该是专家当家。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作家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都应该是一个专家委员会。作家教授们选出的领导，应该是为大家服务的。这些单位的长官，不要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领导，更多应该采取协商民主的方式治会。作家协会应该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民主自由的空气更浓一些。党和政府对于作家协会的管理，也应该尽量减少干涉，让作家协会实现最大程度的作家自治。由此而来的创作自由，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焦祖尧那时是党组书记兼任主席，但是那个时候，他根本掌控不了成一他们这一帮作家。这一方面由于这一批作家的强势地位，另一方面，老焦他本人也是作家，对于“作家治会”，对于“去衙门化”，他也是惺惺相惜，心有戚戚焉。因此领导起来，总不那么理直气壮。我曾经亲眼看过老焦和成一在酒桌上对峙。老焦端起酒杯，要和成一和解，成一就不吃这个，隔着酒桌依然怒气不消，指斥不止。老焦端起酒杯，尴尬地收不回手，就那么一直举在空里。
“七君子”和老焦的矛盾，有一阵十分尖锐，到了要省委宣传部出面调解的地步。宣传部温幸部长也是公事私情，弹压安抚，好容易平息了事变。老焦有一次私下对我说：“他们真不够意思，作家协会的正高指标都是我要下的，他们都一步到位直接评了正高。哪一个省能这样？”意思是他对作家特别礼让。我不了解其中的是非曲直，高层的婉转温情，老焦的委屈求和，却是看到了一些。
如果时光再往前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马烽西戎他们主持文联作协，省委新任宣传部长履任，那是要来南华门登门拜访这一辈老作家的。这简直有点拜码头的意味。现在的宣传部长，谁还把作家协会放在眼里。作协的领导凡事要拜见宣传部长才能解决，提拔安置更是命运攥在部长手里，哪里敢有半点不尊。那时的作家协会，现在能比吗？
20年过去，30年过去，世事就这样换了人间。1980年代的改革突然腰斩，此后形势逆转。行行重行行，几经反复，国家政局又走上了政治挂帅的老路。作家治会，创作自由，听起来恍如隔世。现今的作家协会，已经完全成为党委领导下的一个部委厅局，比照衙门成了正经衙门。再也听不到成一之类批评“衙门化”的言论了，因为它现在摆出的架势就是：他妈的老子就是衙门，你能怎么着？
从承认衙门化的缺失，容忍批评，许诺改革，到衙门化依旧，改革停滞，再到衙门化有理，批评噤声，衙门化一统天下——作家协会合着政治改革倒退步伐，也走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事业单位管理倒退之路。时至今日，谁还再敢提起“衙门化”之类的话题？你只有闭了嘴怏怏地走开，任权力舒畅的恣意作为。
容忍批评的作协不见了，自然，胆敢放言批评的作家也不见了。今日文化人，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汉子越来越稀少了。谁愿意逆势揭龙鳞，说一些领导不中听的话呢？于是，形势大好，光明正确之类谀辞不绝于耳，献媚丑态令人恶心。印把子，枪杆子，再加上钱袋子，三子夹攻，看眼色的文人自然知道该顺遂什么说话。我敢说，如果现在再下达一个任务讨论“衙门化”，我们的作家定然会踊跃命笔，写出《试论衙门化的合理性》《作家协会，要理直气壮地衙门化》《衙门化，中国作家的心愿》之类的大块文章，一个一个义正词严，煞有介事，其实背后都清楚，不过权力压制，利益诱饵。
我从头至尾参加了换届大会。领导报告，肯定是博大精深，领导讲话，无疑是高瞻远瞩。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严格执行，之类官话套话不绝于耳。某报曾经统计过新闻报道的72种“陈词滥调”，要求务必革除，看来确实很有必要。选举，连作家协会这样的群众团体，也成了等额选举。10多年前的差额选举，早已不见踪迹。画票也大有讲究。同意的，不必动笔，弃权的，填涂椭圆符号，反对的，填涂方框符号。民主选举的要义之一是保护投票人，这里恨不得把投票反对的家伙聚焦暴露在白炽灯之下。记得10多年前，山西省选举副省长，第一次采取这种办法画票，就有代表调侃：干脆以后选举，同意就不用来了，反对弃权的到会。当时是当笑话一样传讲，10多年以后，已经成了选举铁律。看来先进的防民之术，推广吸收确实很快。
“确保当选”，“确保高票当选”，“确保全票当选”，让你感觉总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在操控选举，所谓民主选举完全像走过场。指定的候选人当选票数，成了检验选举成功失败的标志，成了中枢机构提名人的脸面。其实哪里有那么重要。1985年中国作协换届选举，酝酿确定理事名单，作协党组负责人张光年问中共中央书记处，这个名单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胡耀邦总书记斩钉截铁地回答：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是无效性的。还说，作家们开会，选上谁就是谁。20多年过去，我们还好意思回忆这一番震天动地的答复吗？我们还敢怀想当年的改革开放吗？
我在会场，当然也接到了一张选票，要按照规定填涂，或者不填涂。早在头天晚上，已经酝酿过名单，看到了代表简介。我认为，大部分代表的文学成就，够格当选全委。也有不少文学成就羞涩，难当大任。他们为什么能名列其中，我不好深究。我只能认真表达我的民主权利，凡我认为不够格，一律画椭圆。从始到终，我大概画了18个椭圆。
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了全委名单，不出意料，全部当选。满票318票，得票最低的313票。如果不去锱铢计较，可以说全部高票当选。对那18个没有满票的当选人，我要深深地抱歉，说一声对不起。我没有投你们的票。想要我投赞成票也容易，拿出你们相称的文学成就。其实这也是空话，下一届，我连投票权也没有了。
大会终于闭幕。当选的主席副主席都很兴奋。当晚省委省政府领导设宴祝贺他们，大家情绪激昂。新一届文联作协领导机构诞生。
我也算结束了自己的开会使命。从此以后，和作家协会的联系，大概草色遥看近却无。
我时时想起这20多年的路。一路磕磕绊绊走过来，我和我们的协会，分明生出很多嫌隙来。全国都这样，山西作协也不算例外。20多年的时光，作协这个群众团体，终于完成了从鼎故革新到衙门化的蜕变。他顽固而颟顸的样子，让人失望得很。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写，意识形态的掌控从来没有这样严酷。这个一定要选，那个一定不能选，一个群众团体，更像是当局操控的玩偶。作品没人看，刊物没人订，这些都不要紧。上级只要拨款，你安安宁宁遵守家规就行。我们不断质问斥责文学遭到边缘化，我们为什么不质问自己，作家协会有什么举措能让文学回归国民生活的中心地带？1980年代文学为何热络，不记得了吗？
自由写作，自由表达，遥远得很。群众团体实实在在成为群众团体，也还是中国梦。
目下的文联作协就是这个样子，我对于他可以看得见的未来，也不抱什么希望。我已经走下舞台，还是自觉疏离一些吧，免得相看两生厌。
胡发云按：
星星好。拜读了这篇性情之文。作协一类机构，早已失去生命力了，将成为一个时代最后的笑柄。十多年前，武汉作协改选，头天夜里，知情者打来电话，高兴地通知我，你被选为副主席了。我诧异，会还没开，哪来的副主席？答曰：上面已经定了。明天就通过一下。我说，不是会员们选的，我不要。真是选的，当个理事我也接受。明天的会我也不去，代我通知一声，谢绝这个头衔。第三天，许多友人来电祝贺，说从报上看见我当选为副主席。我问媒体可否发一个声明，答曰否。后来，我干脆连三级作协一并退光，不跟他们玩这种排排坐吃果果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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