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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共青團作協這些衙門，都是時代最後的笑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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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按：好幾天忙於讀書編稿，竟顧不上在自家博客園子裡栽種、澆灌，今天本來抽出點空準備好了一篇，卻收到朋友轉來山西作家畢星星告別作家協會的文章，還有武漢作家胡發雲對之的感慨，臨時改變主意，就先發這篇吧。
我也先來發一番感慨。
讀到畢星星對作家協會“衙門化”的描繪，我一點都不驚訝。十年前乃至更早，我就歡呼王力雄、胡發雲他們宣布退出作家協會，我就勸朋友們都早點告別，不要去當作協的官，爭什麼席位、待遇，更不要去計較什麼獲獎、評級、津貼、參會資格……真要想當一個作家的話，還有什麼比精神自由更可貴的呢！
不過，聽得進我的迂闊之語的人很少。我也理解，他們有他們的苦衷——畢竟，他們要在權力者掌握了一切資源的國度生存。不過，看到一些性格桀驁不馴、內心非常自我、才高八斗、目空一切的熟朋友，竟一個個被安上了“文聯主席”、“作協主席”之類的高帽，頂不濟的也是個“文學院院長”，我總是不免吃驚，不知道他們坐在這些交椅上如何能適應，得說多少言不由衷的漂亮話，得干多少行不及義的面子事，得對省委、市委書記、宣傳部長們多麼巴結，才能坐得進、坐得穩！
對作協機關，我早年在國內的時候，印象就是陰氣森森，倒是下屬的一些雜誌編輯部，像《人民文學》《詩刊》，還有些活氣。讀了陳為人的長篇傳記《唐達成文壇風雨五十年》（先後由溪流出版社和明鏡出版社出版），更知道這個文壇衙門何止是死氣沉沉，簡直就是血淚斑斑。詩苑文壇上御用文人彼此鬥起來之狠之陰，又都有學問、有心計，整起人來更是花樣百出，讓我大開眼界。
我年輕時也在國內幾個機關工作過，到更多的機關見識過。回想、比較起來，還是八十年代初期共青團中央機關的風氣讓人覺得親切、平等、正派和清廉。上下級儘管職務級別相差很遠（同一層樓里，可能就有從省部級、廳局級、處級副處級到一般幹部），卻很少讓人感到等級森嚴。是因為年齡相仿之故？當時團中央書記處的書記們、各部部長們，除了個別的，多是三十三四歲到四十一二歲，而我畢業進團中央當一般幹部，也有三十出頭了。吃飯同樣是到大食堂，書記、部長來晚了也照樣排在隊伍尾巴上，見哪兒有空座就插在哪兒坐；上下午各有15分鐘時間工間休息，主任、處長一起到走廊上的乒乓球檯上比高低。最令外面來聯繫工作的人印象深刻甚至瞠目結舌、今天說起來也最讓人譏笑的，就是彼此沒有誰稱官銜，當面背後，提到誰都是直呼其名，省略了姓，更顯親熱；而大會正式場合，也僅僅在名字後面加上“同志”二字而已。為什麼讓外人瞠目結舌？為什麼今天說起來人們會譏笑？不就是因為罕見麼。但在團中央，機關風氣如此，若有誰進了辦公室或者在走廊上見了領導，口口聲聲“胡書記”“王部長”，反倒讓同事們側目而視。據說這是從胡耀邦時代傳下來的，跟他們共過事的人（我當時的上司，就當過一段胡耀邦的秘書）說到他們，全直呼其名“耀邦”“克實”。我到了美國，見這兒的孩子稱長輩都是直呼其名——叫伯伯、舅舅、姑姑都是一口一個Tony、Jim、Wendy，讓我不禁會心而笑。
我這樣說，並非要否認團中央是黨中央的忠實突擊隊、馬前卒的性質，也不是要否認那裡同樣也有官場上的爭權奪利、勾心鬥角、欺上瞞下。但是可能因為當時的青年機關確實就是清水衙門吧，與其它的機關，包括作協機關比起來，人與人的關係就是要簡單得多，正常得多，健康得多。現在中國政壇頂層上炙手可熱的一些人物，實事求是地回想，在當時的團中央機關，我沒有感到他們有多少令人厭惡的官氣霸氣和假門假事。
我這種感覺，凡是那個年代在團中央工作過的同事，聊起來都有同感——如今已有不少團中央機關和直屬單位如團報、團刊、團校……的同事，移民來到美國和加拿大了。有時談起中南海執政方隊中的那些顯赫高官，包括前總書記，還是會直呼為“錦濤”“克強”“源潮”——在旁人聽起來，我們成了美國公民了，竟然還這麼跟中國的權貴套近乎，拉大旗作虎皮來自抬身價；其實哪裡有那麼多的算計？只不過是形成了習慣，改口反而彆扭而已！
我已經有多年沒有回團中央了——團中央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人過四十，就呆不住了，必須要轉業離開。記得我進入團中央才兩年時，曾扳起指頭數了數，宣傳部周圍同事走馬燈一樣進進出出，竟然換掉了百分之五十！我出來之後過幾年再回去看，就找不着幾個熟悉面孔。前不久有個當年機關的同事對我講過，她前年回北京到團中央機關去辦事，感到是到了完全陌生的衙門：部長、處長都儼然官氣十足，官大一級壓死人，下級見了上級都要畢恭畢敬地稱呼“×部長”“×處長”！讓我這位當年的同事感嘆不已。
道德塌方，風氣滑坡，是全社會的普遍趨勢。當年風氣還算好的團中央機關尚且如此，其它官府就更等而下之！國家帶成這個樣子，不知道這些當年沒有多少官氣的“錦濤”“克強”“源潮”們，各有什麼責任？
別了，作家協會
畢星星，作者博客
山西省作家協會換屆6月14日結束，選出了新一屆全委委員、主席副主席。我的全委委員任職已到期，從此以後，在作家協會，再也沒有任何社會職務。也就是說，我要和作家協會辭別了。
其實我早已退休好幾年，按理說早已沒有“參政”資格，只不過由於10年換一屆，我又苟延了幾年罷了。按照那些賴在位子上誓為共產主義流盡最後一滴血的老乾們的退位原則，我是占了多大的便宜。可惜我們局面不同，作家協會在位也沒有什麼可腐敗的，退位我個人也沒有什麼戀棧的。倒是這些年，我和作家協會這個機構越來越疏離，時至今日，分別，已經是一個兩廂情願的結果。
我懷念1980年代的作家協會。我那時和成一、柯雲路同一批調進來。成一愛說一句話：作協不要衙門化。他的意思，不要把作家協會辦成政府機關。山西省作家協會，不是山西省政府的一個衙門。作協是作家們自己的協會。群眾組織的管理，應該和等級森嚴的官場不同。反對作協的衙門化，是成一的一個堅定的目標，開會時經常聽他說起。他為此頑強努力了很多年。
我那時不太明白他的用意。後來明白了，他的想法，無非是“教授治校”，“作家治會”那一類意思。科研文化教育部門，應該是專家當家。學校的最高權力機構，作家協會的最高權力機構，都應該是一個專家委員會。作家教授們選出的領導，應該是為大家服務的。這些單位的長官，不要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領導，更多應該採取協商民主的方式治會。作家協會應該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民主自由的空氣更濃一些。黨和政府對於作家協會的管理，也應該儘量減少干涉，讓作家協會實現最大程度的作家自治。由此而來的創作自由，當然是題中應有之義。
焦祖堯那時是黨組書記兼任主席，但是那個時候，他根本掌控不了成一他們這一幫作家。這一方面由於這一批作家的強勢地位，另一方面，老焦他本人也是作家，對於“作家治會”，對於“去衙門化”，他也是惺惺相惜，心有戚戚焉。因此領導起來，總不那麼理直氣壯。我曾經親眼看過老焦和成一在酒桌上對峙。老焦端起酒杯，要和成一和解，成一就不吃這個，隔着酒桌依然怒氣不消，指斥不止。老焦端起酒杯，尷尬地收不回手，就那麼一直舉在空裡。
“七君子”和老焦的矛盾，有一陣十分尖銳，到了要省委宣傳部出面調解的地步。宣傳部溫幸部長也是公事私情，彈壓安撫，好容易平息了事變。老焦有一次私下對我說：“他們真不夠意思，作家協會的正高指標都是我要下的，他們都一步到位直接評了正高。哪一個省能這樣？”意思是他對作家特別禮讓。我不了解其中的是非曲直，高層的婉轉溫情，老焦的委屈求和，卻是看到了一些。
如果時光再往前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馬烽西戎他們主持文聯作協，省委新任宣傳部長履任，那是要來南華門登門拜訪這一輩老作家的。這簡直有點拜碼頭的意味。現在的宣傳部長，誰還把作家協會放在眼裡。作協的領導凡事要拜見宣傳部長才能解決，提拔安置更是命運攥在部長手裡，哪裡敢有半點不尊。那時的作家協會，現在能比嗎？
20年過去，30年過去，世事就這樣換了人間。1980年代的改革突然腰斬，此後形勢逆轉。行行重行行，幾經反覆，國家政局又走上了政治掛帥的老路。作家治會，創作自由，聽起來恍如隔世。現今的作家協會，已經完全成為黨委領導下的一個部委廳局，比照衙門成了正經衙門。再也聽不到成一之類批評“衙門化”的言論了，因為它現在擺出的架勢就是：他媽的老子就是衙門，你能怎麼着？
從承認衙門化的缺失，容忍批評，許諾改革，到衙門化依舊，改革停滯，再到衙門化有理，批評噤聲，衙門化一統天下——作家協會合着政治改革倒退步伐，也走出了自己獨具特色的事業單位管理倒退之路。時至今日，誰還再敢提起“衙門化”之類的話題？你只有閉了嘴怏怏地走開，任權力舒暢的恣意作為。
容忍批評的作協不見了，自然，膽敢放言批評的作家也不見了。今日文化人，思想自由精神獨立的漢子越來越稀少了。誰願意逆勢揭龍鱗，說一些領導不中聽的話呢？於是，形勢大好，光明正確之類諛辭不絕於耳，獻媚醜態令人噁心。印把子，槍桿子，再加上錢袋子，三子夾攻，看眼色的文人自然知道該順遂什麼說話。我敢說，如果現在再下達一個任務討論“衙門化”，我們的作家定然會踴躍命筆，寫出《試論衙門化的合理性》《作家協會，要理直氣壯地衙門化》《衙門化，中國作家的心願》之類的大塊文章，一個一個義正詞嚴，煞有介事，其實背後都清楚，不過權力壓制，利益誘餌。
我從頭至尾參加了換屆大會。領導報告，肯定是博大精深，領導講話，無疑是高瞻遠矚。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堅決貫徹，嚴格執行，之類官話套話不絕於耳。某報曾經統計過新聞報道的72種“陳詞濫調”，要求務必革除，看來確實很有必要。選舉，連作家協會這樣的群眾團體，也成了等額選舉。10多年前的差額選舉，早已不見蹤跡。畫票也大有講究。同意的，不必動筆，棄權的，填塗橢圓符號，反對的，填塗方框符號。民主選舉的要義之一是保護投票人，這裡恨不得把投票反對的傢伙聚焦暴露在白熾燈之下。記得10多年前，山西省選舉副省長，第一次採取這種辦法畫票，就有代表調侃：乾脆以後選舉，同意就不用來了，反對棄權的到會。當時是當笑話一樣傳講，10多年以後，已經成了選舉鐵律。看來先進的防民之術，推廣吸收確實很快。
“確保當選”，“確保高票當選”，“確保全票當選”，讓你感覺總有一個強大的力量在操控選舉，所謂民主選舉完全像走過場。指定的候選人當選票數，成了檢驗選舉成功失敗的標誌，成了中樞機構提名人的臉面。其實哪裡有那麼重要。1985年中國作協換屆選舉，醞釀確定理事名單，作協黨組負責人張光年問中共中央書記處，這個名單是指令性的，還是指導性的？胡耀邦總書記斬釘截鐵地回答：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導性的，是無效性的。還說，作家們開會，選上誰就是誰。20多年過去，我們還好意思回憶這一番震天動地的答覆嗎？我們還敢懷想當年的改革開放嗎？
我在會場，當然也接到了一張選票，要按照規定填塗，或者不填塗。早在頭天晚上，已經醞釀過名單，看到了代表簡介。我認為，大部分代表的文學成就，夠格當選全委。也有不少文學成就羞澀，難當大任。他們為什麼能名列其中，我不好深究。我只能認真表達我的民主權利，凡我認為不夠格，一律畫橢圓。從始到終，我大概畫了18個橢圓。
大會在熱烈的掌聲中通過了全委名單，不出意料，全部當選。滿票318票，得票最低的313票。如果不去錙銖計較，可以說全部高票當選。對那18個沒有滿票的當選人，我要深深地抱歉，說一聲對不起。我沒有投你們的票。想要我投贊成票也容易，拿出你們相稱的文學成就。其實這也是空話，下一屆，我連投票權也沒有了。
大會終於閉幕。當選的主席副主席都很興奮。當晚省委省政府領導設宴祝賀他們，大家情緒激昂。新一屆文聯作協領導機構誕生。
我也算結束了自己的開會使命。從此以後，和作家協會的聯繫，大概草色遙看近卻無。
我時時想起這20多年的路。一路磕磕絆絆走過來，我和我們的協會，分明生出很多嫌隙來。全國都這樣，山西作協也不算例外。20多年的時光，作協這個群眾團體，終於完成了從鼎故革新到衙門化的蛻變。他頑固而顢頇的樣子，讓人失望得很。這個不能寫，那個不能寫，意識形態的掌控從來沒有這樣嚴酷。這個一定要選，那個一定不能選，一個群眾團體，更像是當局操控的玩偶。作品沒人看，刊物沒人訂，這些都不要緊。上級只要撥款，你安安寧寧遵守家規就行。我們不斷質問斥責文學遭到邊緣化，我們為什麼不質問自己，作家協會有什麼舉措能讓文學回歸國民生活的中心地帶？1980年代文學為何熱絡，不記得了嗎？
自由寫作，自由表達，遙遠得很。群眾團體實實在在成為群眾團體，也還是中國夢。
目下的文聯作協就是這個樣子，我對於他可以看得見的未來，也不抱什麼希望。我已經走下舞台，還是自覺疏離一些吧，免得相看兩生厭。
胡發雲按：
星星好。拜讀了這篇性情之文。作協一類機構，早已失去生命力了，將成為一個時代最後的笑柄。十多年前，武漢作協改選，頭天夜裡，知情者打來電話，高興地通知我，你被選為副主席了。我詫異，會還沒開，哪來的副主席？答曰：上面已經定了。明天就通過一下。我說，不是會員們選的，我不要。真是選的，當個理事我也接受。明天的會我也不去，代我通知一聲，謝絕這個頭銜。第三天，許多友人來電祝賀，說從報上看見我當選為副主席。我問媒體可否發一個聲明，答曰否。後來，我乾脆連三級作協一併退光，不跟他們玩這種排排坐吃果果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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