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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必须补上“文革”功罪大讨论这一课 |
| | 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姑且不说他的判断是否有误，即令准确，现代人也有必要思考，共和国属于全体人民，凭什么他的话一定要执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话就等于零？为了他顺利实现“理想”“信念”，就应该剥夺别人的“理想”“信念”，甚至让学校停课，一代人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
老高按：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述是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文革”的定义又是其核心观念，定义只有42个字：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42个字，字字千钧，因为出自中共中央的正式决议，又是回答对“文革”评价的根本性质问题，是具有最高政治权威的结论——至今，在中共执政者看来，就是终极结论。
这个结论，在当时，就遭到众多強烈质疑，时至今日，更是被诟病不断，质疑者、诟病者，有左派，也有右派。三层意思，都遭到批驳：
“文化大革命”“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这看来是叙述历史事实，应该无可争论吧？但是有人质问：凭什么说是“错误”发动？分明“完全必要”“非常及时”（毛泽东语）！
“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不同意这一定义的人就更多了；
“文革”定义的另一层意思，即“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引起分歧争论，更可以说极大！“文革”中的所有坏事，都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打著“文革”的旗号和名义干的？灾难都是他们造成的？不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异口同声地要推翻——这话符合史实吗？符合逻辑吗？谁利用谁呀！
邓小平主导的中央尽管在决议中宣布：对“文革”应予彻底否定，但這個“彻底否定”不过是“彻底封口”的另一说法而已。当局下令禁止所有关于“文革”的讨论，不管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等等哪个层面、哪个领域的研究，统统封杀，即使主题是“彻底否定”文革的、符合上述定义口径的著作，同样极其难以出版。我的印象当中，上个世纪最后20年，除了严家祺、高皋夫妇所写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就只有王年一教授1988年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动乱的年代》——据他自己回忆，是他向中宣部写信，中宣部出乎意外地恩准了。
关于“文革”的发动原因、实质、根源、过程、派系……有兴趣、有见解、有话要说的人何止十万二十万、百万二百万！但是在当时的中国，都不允许说；在现在的中国，也不允许在官方掌控的媒体上敞开说。这就相当于将一个足以致命的创伤死死捂住，不让人看更不让人治（记得我在武大念书时，全校演讲比赛，一位中文系七六级的工农兵学员，也是一位“红二代”，一句话博得暴风雨般的掌声：“文革，是中国在自己的胸膛里引爆了一颗毁灭自己的原子弹！”这在1978年，不啻石破天惊！他后来获得演讲一等奖），这个历史的创伤被捂住了，就不可能愈合，它是“活”的，潜伏在那里，有机会就会冒出来危害社会。
历史缺的课，必须要补，不补，就过不了这一关。“文革”这个致命的创伤终究要暴露于众，通过大讨论，才能真正治愈。我看到，眼下随著经济、技术等等条件的提高，尤其是新媒体的发明，多年来不绝于缕，在逢五逢十的年头尤其声浪高涨的对“文革”的争论，正在逐步大普及、大公开，文革的经历者要记载自己的经历和见闻，要反驳他们认为的不实之词；文革的研究者要解释文革的深刻成因、分析文革的真正教训；中央的42字结论，终究束缚不住亿万人得出自己的结论。
前天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讨论“文革”的。按照时下的分类站队，可能有人会将这位作者“诚言”算作右派？很巧，今天收到王希哲发来的一篇文章，虽然不是专谈“文革”，但其中大段涉及“文革”，表达了左派的观点。也放在下面，供各位博友、读者一并参考！
解释一句：王希哲文中“改开”，是“改革开放”的缩写。
文贝评述“文革”文章的致命伤在哪里？
诚言，博客中国
最近一段时间，文贝先生评述“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文章出现在不少网站。有的网站如《博客中国》还以醒目的位置发表这些文章，使之拥有了更多的读者。这些文章我读过一部分，尽管我不会照单接受，但我还是认为，文贝先生写下这么多的关于文革的文章，表明先贤邓小平对文革“宜粗不宜细”的变相迴避办法，无法禁止人们对文革的关注和思考。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文革这一页都不能轻轻揭过。
作为一个在文革刚开始时不满十九岁的在校大学生，我不仅深深卷入过文革漩涡，历经了毛泽东开展文革的每一个“战略部署”，看到了文革的内乱过程和它戏剧性的结局，而且在文革结束后，又有幸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接受了一定的现代政治文明启蒙。因而，在阅读文贝先生的文章时，对他陈述的不少事实感觉似曾相识，不少观点也能理解甚至“所见略同”，但对他全文要表达的主旨或看法，总觉得十分别扭。我总体以为，文贝先生在评述文革是非曲直的时候，缺乏一个正确的坐标或参照物，因而陷入了“只缘身在此山中”或“盲人摸象”的困境，看不清文革本质。这个“参照物”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现代政治文明。何为现代政治文明？我简单的理解就是以法治国，公权力本身相互制约，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合法财产和人权，公众能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对公权力进行严格监督。一句话，就是市场经济加公民社会。由于文贝先生没能用这个标准审视文革乱象，不仅没有达到用自己的辛勤笔耕激浊扬清、去伪存真、从而促使后人以史为鉴之效果，而且还落下了“毛左”“五毛”的恶名及“为文革翻案”的劣评。我这样说，文贝先生也许很不理解，那我就以我阅读过的文先生若干文章为例，简释我的看法吧！
一、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
在文贝的系列文章中，对毛的赞颂用“好评如潮”“五体投地”来形容也不为过。这里只举一例。文先生说：“他的功绩很难超越，他的思想体系不容易建立，他的革命精神、伟大品格，包括他在人们心中的神化都无法复制。”我要问文贝先生，根据什么来判断“他的功绩很难超越”？是用毛逝世时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不满一百元的苦涩数据？是用时任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对不起陕北老区人民”的沉痛自责？是用城镇市民每个月不足半斤食油的定量供应？是用中国经济与战败国日本原本相近后来被急剧拉下的差距？本国人民幸福程度应当是评价执政者“政绩”的主要指标，文先生以为然否？上述这些毛时代的民生数据与民生状况，能证明毛泽东有多优秀的“政绩”？
再说，评价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否“难以超越”，至少也应该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相比吧。同样是建立了新政权，毛泽东的主席终身制与早他一百多年的华盛顿总统最多两届八年制相比；同样赞同过林肯总统的“民治、民有、民享”理念，毛泽东在上台以后就将之弃若敝屣导致临终时自叹国家处于“血雨腥风”，与民主国家依法治国政局稳定相比；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把手，他把斯大林式的“个人迷信”在中国推向极端，与邻国的赫鲁晓夫开启清算斯大林罪行的“修正主义”相比，在迈向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大路上，他究竟是背道而驰，还是“超越”了其他国家政治家？
以上述这两个最基本的标准判断，文先生对毛泽东“功绩很难被超越”一说就严重缺乏相应的事实支撑。如果“超越”之论不实，那么，他的那些可贵的伟大的崇高的“思想体系”、“革命精神”、“伟大品格”等等，又依附在哪张“皮”上呢？至于“他在人们心中的神化都无法复制”，更说不通。“神化”本身就是虚妄和愚昧的产物。人们不再复制这个“神化”照说是好事一桩，恰恰证明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与进步，有什么值得文贝先生满抱“高山仰止”的敬慕之情对之恋恋不舍呢？
二、关于对文革的评价
对十年文革基本肯定是文贝系列文章的基调。文贝至今还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是文化的革命，是反修防修。打的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是蜕化变质分子。砸的是封资修，是一切腐朽毒化人们心灵的东西。抢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政权，是把权力回归于人民”。请问文贝先生，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叫“资本主义复辟”？以全国各省市“革命委员会”普遍建立为标志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后的政权与以前的政权相比，有哪些质的区别？农民多养几只鸡工人多拿几块钱的奖金就算“资本主义复辟”？“封资修”的内涵是什么？“权力”怎样才算“回归于人民”？对这些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不要说当年，就是现在你能说得清吗？再者，既然“无产阶级专政”那么重要，我国现行宪法为什么要摈弃这个提法？既然“资本主义复辟”那么可恨可怕，为什么现行宪法又添上“尊重和保护私人财产”“保护人权”这些从前视为“资本主义主要特征”的内容？为什么政府还巴不得要其他国家承认我们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生活朴素的刘少奇彭德怀是该打倒的“蜕化变质分子”，衣食住行用处处特殊的毛泽东江青倒保持了劳动人民本色，这样的鬼话谁会相信？
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已有不少研究文章，尽管观点迥异，但有一点大致相同，就是毛泽东认为他的话无人听了，他的治国理念、理想贯彻不下去了，所以要开展文化大革命，通过向各级“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中国”！
这里姑且不说他的判断是否有误，即令准确，作为现代人也有必要思考，共和国属于全体人民，凭什么他的话一定要执行，别人的话一点作用也不能起？为了他的“理想”“信念”顺利实现，就应该剥夺别人的“理想”“信念”，甚至让学校停课整整一代人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
再说，共产党作为执政的现代政党，明明规定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制度。作为党的主席有了新的好的想法，完全可以在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或党代会上理直气壮地讲呀，光明磊落地说服大家呀！毛泽东不是一贯宣称“相信群众相信党”吗？为什么放着现成的方法不用，却要指派夫人暗中串通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点燃文革“导火线”？在向政敌正式摊牌之前对北京地区驻军重新部署？在工作组问题上出尔反尔给一线领导集体下绊子？亲自写大字报对国家主席搞突然袭击？以“叛徒内奸工贼”的恶谥对刘少奇裁脏诬陷直至把人整死？不惜打乱八亿人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整死逼死武斗死上千万生灵？这种极不光明、极不正派、极不负责的手段，有一点现代“法治社会”的气味吗？仅此足以证明，当文贝先生仍一如既往地赞美文革时，根本没顾及到人类社会已有了“共和国”“法治社会”这两个政治概念。
文贝对文革的评价不仅与现代政治文明沾不上边，而且与他自己对文革的记录相矛盾。如在《通过文革期间几个重大事件看本质》一文中，他通过对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对“阶级敌人”集体屠杀案、湖北“七.二0事件”、“内蒙古新人党事件”、广西血腥镇压“四.二二”派等几个事件的记述后写道，“通过以上几件在文革中影响较大事件的过程和结果可以找到几个有规律的东西。一是事件的主导者都是权力层，维护的是官僚体系。二是受到伤害的除了所谓的‘五类分子’以外，基本是普通民众阶层。三是以维护和保护原有权力层为中心的‘保皇派’后来都平了反，而起来反抗并受到伤害的群众组织在文革后都成了反革命组织，成了事件的替罪羊。四是造成事件的责任者不仅没有受到追究，很多人在文革后还获得重用”。笔者亲身经历过武汉“720事件”，其他事件事后也略有所知，总的感受是文贝此文事件记述还算客观。但对那“几个有规律的东西”的结论是既同意又不同意。
此话何解？比如事件的起因后果“主导者都是权力层，维护的是官僚体系”、受害的是“五类分子”“普通民众阶层”、“保守派”平反、“造反派”成了“替罪羊”等等，与我的看法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正是毛泽东的“阶级路线和政策”为两地大屠杀提供了理论依据，那些屠夫们事后都未受到应有惩办；“造反派”不是在文革结束后才“成了替罪羊”，而是“一片红”后不久“就成了替罪羊”；“以维护和保护原有权力层为中心的‘保皇派’”不是“后来都平了反”，起码在各大专院校从1968年“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后其骨干就受到重用。到1970年“一打三反”时，这种局面进一步加剧，学校及社会上的造反派几乎成了“反革命组织”的同义词，“保守派”都成了依靠对象。文革结束后虽然开展了清理“三种人”活动，这时，残留在领导班子中的“造反派”已寥若晨星，对造反派的整体清算高潮早已过去。
我之所以强调这些时点，除了廓清历史真相外，还想说明，就凭这一点，文贝先生即令真心同情“造反派”、热爱“大民主”、为“普通基层民众”不平，对毛和文革的赞颂也站不住脚！既然杀害“黑五类”的策划者和凶手一直逍遥法外，既然毛利用“造反派”达到夺权目的后马上就无情地抛弃了“造反派”，既然“维护和保护原有权力层”的“保皇派”骨干在文革中期就重受各级权力机构重用，凭什么要对毛及他闹的文革赞不绝口？
三、关于对干部的评价
文贝关于文革的系列文章，对当时重要官员的表现，有不少是单独成篇逐个评述的，也有作为整体评述的。作为陈述的事实，以我的认知范畴看，有真实可信成份，有谬误虚假之处，有些具体结论，我也同意，但得出的总结论，我则认为大谬不然。
他在《分解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和文化人》一文中说：“没有理由说彭真的文化革命小组是正确的，也不能认为刘少奇前期文化大革命迫害教师和学生就是对的。‘联动’红卫兵保护官僚阶层难道正确？陈再道支持‘百万雄师’是对的吗？叶剑英支持赵永夫夺军区司令的权难道符合原则？难道中国真的没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老干部和文化精英真的公正廉洁和洁身自好？”
孤立地看，这些疑问都有道理，但若联系当时的国情党情，我要反问：那个“文化革命小组”是彭真自己主动建立的吗？“小组”通过的决议是彭真私自炮制的吗？文革前期工作组“迫害教师和学生”固然不对，但是，派工作组指导“文革运动”不正是毛同意了的并且是共产党历来搞运动的传统方法吗？文革初期工作组“迫害教师和学生”和毛泽东1957年就在学校师生中大抓“右派”有什么区别？ “联动”保护官僚阶层是不正确，但这些以官二代为骨干的联动分子，不正是在毛时代就受到善待厚待了吗？干部队伍中是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难道毛泽东用人就真地区分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分子”？“老干部和文化精英”是否“真的公正廉洁和洁身自好”的确可以质疑，问题是，毛泽东一手设计的政治体制为什么不赋予人民群众选举和监督干部的权利？他往往还亲自把批评、检举不法干部的人民群众打成“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乱军分子”？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思考，如果我们在建国后就逐步走向“法治社会”，执政党内就有切切实实的民主制度，还会让社会上和党内积累起大量的矛盾后，才来一次大清理吗？没有这种“文革”式的大运动，还会有“文化革命小组”“工作组”“百万雄师”“联动”这些组织？职业军人陈再道赵永夫会带着兵马冲出军营来“镇压”人民群众？制造“内人党”的冤案又咋会发生？在民主国家会有这种今古奇观吗？
同一篇文章中文贝又说：“历史是复杂且吊诡的，许多时候受害者和迫害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能说迫害者最终获得了胜利，受害者是自掘坟墓或者叫咎由自取。根本不存在受害或者迫害的问题，而是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的胜者或败者。文化大革命被打倒和受冲击的干部和文化界精英都有因果关系，他们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这一大段话也是对错交叉。诚然，“许多时候受害者和迫害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分别是“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的胜者或败者”。从他们都是同一个体系的成员，都口口声声拥护毛主席，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点说，貌似有理。但是，受害者和迫害者对彼此造成的个人伤害及对人民、国家造成的损失能放在一架天平上度量吗？“他们没有一个是无辜的”，这句话也有几分道理。问题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没有一个是无辜的”的尴尬？说到这里，答案应当浮出水面，那就是，毛泽东主建的政治体制、他颇为自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学说、他恣肆妄为的个人专断、他不按牌理出牌的“无法无天”、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整人方式以及“依靠枪杆子为后盾依靠笔杆子造舆论”搞“运动”的治国策，一起打造了文革这部“绞肉机”，迫使人人都像红眼狼似的或主动嘶咬，或被动自卫，有的当场血溅五尺，有的秋后再行算账。正如文贝也认可的，没有毛泽东那样的“威权”，文革是搞不起来的。为什么在这一大段论说中，文先生能对受害者和迫害者各打五十大板，却唯独放过了第一肇事人呢？
四，关于对知识分子的评价
最令我遗憾的，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文贝先生在评述文革的系列文章中，无论是对知识分子群体或是单个的著名知识分子，都怀着近似“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偏见。他说什么“事实上中国现代史中文化人之间的互相残杀所造成的‘伤亡’，远比政治斗争被迫害打倒的人多百倍千倍”。文贝对知识分子在前三十年受到的伤害、不公没有一丁点同情，对他们战战兢兢的生存状态、言不由衷行不由已的无奈没有一丝毫体谅，妄断他们在文革中受迫害都是“咎由自取”，竟连“物伤其类”“唇亡齿寒”的正常情感都不具备！
的确，1949年后，知识分子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敢于担当、勇于建言的风采逐渐丧失，阿谀奉承、粉饰太平、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的丑陋日甚一日。在一轮接着一轮的政治运动中，鲜有不害人不整人者，也鲜有不挨整不受害者。如果就事论事，像文革中屈死的吴晗、邓拓、老舍也不是白玉无瑕，何况幸存下来的郭沫若、茅盾、巴金、周扬？若据此文贝先生就得出“一大批文化界人士的倒台都是窝里斗”，“他们之间的争风吃醋造成了文化精英‘横尸遍野’”的结论，恐怕也是只看现象未见本质。
从表象看，在毛执政的年代，所谓“反动文化作品”的作者都是知识分子，而有能力批判他们的也只能是知识分子，于是给人造成了知识分子“窝里斗”“互相残杀”的印象。但造成知识分子“死得不冤”“整得不冤”的根本原因，文贝先生却无法辨析。在我看来，这就是毛泽东精心设计的管束知识分子的体制和毛制定的知识分子政策。1949年后，用毛泽东的话说，对旧社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实行了“包下来”的政策。何为“包下来”？就是把知识分子一律纳入体制内，政府发工资，若不听话，不给饭碗，不发饭票。为什么要“包下来”？便于意识形态控制即对真理和话语权的垄断。知识分子一旦失去了经济上的独立，政治上必然沦为仰俯于人的附庸，所谓“端人的碗，听人的管”是也。毛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帮助、改造”，与管资本家的“利用、限制、改造”差别甚微，落脚点都在“改造”二字上。为了“改造”知识分子，毛不仅发动了一个又一个运动，而且专设宣传部、文化部对知识分子及其作品进行常规性审查监管，稍有冒犯者，立即批斗严惩。在文革结束后，前任中宣部部长陸定一反思以前的工作时，曾慨叹，我们在中宣部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整完了这批人，又忙着整下批人。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后文革时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最高层要批白桦的《苦恋》，作家们鉴于文革教训，无人响应。最后组织只好当作任务指令唐达成先生写批判文章，当过“右派”的唐达成先生虽满心不愿，又焉敢推辞？由此可见，在毛时代更为严峻肃杀的政治氛围中，知识分子的确像“螳螂捕蝉，黄雀其后”中的一群可怜的小动物，站在他们“窝里斗”的后台导演，不正是文贝先生至今还倾慕不已的“伟大领袖”吗？
当然，我这样说也并非一味地为一时躬身屈膝的知识分子辩护，只是想说明，如果政治清明，知识分子群体“窝里斗”的丑陋现象绝不会发生！不然，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文革一结束，以知识分子为前锋的思想解放运动迅速掀起，以控诉文革为主题的“伤痕文学”蔚为壮观，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官方难得找枪手，在反官倒反腐败的爱国群众运动中，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呼声最高，同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风貌与文革前竟迥然有异？其实，我私心也像文贝先生一样，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远见，有骨气，不仰人鼻息，不充当打手。在高压、淫威、利诱面前，当不了顾准、张志新、陈寅恪，也不要像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及当下的胡锡进、李慎明、胡鞍钢们那样凶恶和下作。但我更希望有清明的政治环境，有良性的政治体制，有受到公民监督的公权力，不要再教唆和逼迫知识分子去充当公权力犯罪的打手和帮凶！
对老一代知识分子埋汰够了之后，对文革后涌现出来的一大批具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文贝也看不顺眼，在文中不吝攻讦之辞！借着评述江西李九莲案件，文贝一口气连点胡平、戴煌、老鬼、刘宾雁、钦立本、胡绩伟、包遵信、柯云路、王若望、戴晴、赵瑜等十多个为李九莲翻案的著名作家记者学者编辑的姓名，逐一敲打。对此，我大惑不解！上述知识分子的作品、作为、言说摆在那里。他们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社会阴暗面揭露批判的勇气，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唤，对底层劳动者合法利益的维护，对法治社会宪政国家的向往追求，无疑是社会走向进步的动力之一。他们是一切正直知识分子的楷模，只有特殊权势者、官僚主义者视他们为眼中钉。如果文贝真对文革初期造反派和普通基层民众有过同情之念，何以会对这群被边缘化了的知识分子如此痛恨？难道毛泽东仇恨鄙视知识分子的阴魂一点不剩地附在了文贝先生躯体上？
五、关于其他方面的评价（略）
改开黑卫兵们，“你们为什么不忏悔”！
王希哲
右派骂起文革来，开口就是“红卫兵们你们为什么不忏悔”？罪状很多，第一条总是：“文革学生打（死）老师！”
但“改开”30多年来，“老师”又坑了多少学生，奸了（甚至奸死了）多少学生？甚至奸了多少未成年小学生！你们计算得过来吗？改开黑卫兵们“你们为什么不忏悔”！
开口就是文革“打砸抢”。但“改开”30多年来，黑卫兵们不是遍地的打，遍地的砸，遍地的抢，遍地的骗，遍地的嫖，遍地的奸吗？改开黑卫兵们“你们为什么不忏悔”！
什么是“文革”？文革是16条（指中共在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16条，遂俗称“16条”。今天的年轻读者大概不甚了然了——老高注）。一切按文革16条发展的群众运动和发生事件，才是文革。无论实践对错，都算在文革账上。不是文革期间发生的一切都是文革。正如不是“改开”期间发生的一切都是改开，都应算在改开的账上，一样。
文革期间，一切违反16条，违反法律的错误及犯罪行为，谁干的谁负责，谁去“忏悔”，凭什么要文革负责？要数千万上亿的文革红卫兵青少年，文革“革命派”（无论造反派保守派）去负责，去“忏悔”？这数千万上亿的文革红卫兵青少年，文革“革命派”今日大多健在，他们可以也应该总结反省自己，但凭什么非要逼迫他们背叛自己的青少年时代？非要逼迫他们彻底抹黑自己在那革命理想主义年代的全部历史？他们就没有奋发向上可歌可泣的一面？那些逼迫他人“忏悔”的右派精英们，你们自己在文革中又如何？你们能不能拿出那时你们的一切原始相片，原始文字来给大家看看！（老王就这样问过当年成都红卫兵小报主编的胡平）
什么又是“改开”？邓小平说了，中国要发展，这是“硬道理”。但必须避免社会两极的分化和新剥削阶级的出现。这是他改开的“原教旨”路线。30年一切按邓小平这路线走的中国的变革，也无论其实践的后果如何，都算在改开的账上，违背邓路线的不算。不然，今日中国社会一切骇人的黑暗，“史无前例的浩劫”,莫非都要算在“改开”账上？其实，邓氏的改开，其路线还没有文革十六条如此明确。他的“白猫黑猫，抓得老鼠就是好猫”，抓得的“老鼠”归谁得利？全民得利还是归权贵得利？他的“摸石头过河”，向什么方向过河？他自己刻意模糊（“不争论”），也被他的后人，暴发的共产党新权贵阶级更刻意模糊，瞒天过海。这么看，相比文革16条的明确，改开30余年史无前例的一切黑暗，还更理所当然地可以算在“改开”的头上！“改开”的权贵及其黑卫兵们，你们为什么不“反思”，不“忏悔”？
事实上，右派精英开口就来的“文革学生打老师”，究竟在号称十年的文革里，打了几天老师？打了几个老师？在几个城市打了老师？哪怕所谓“红色恐怖”，又持续了几天？无非是1966年8-9月的大半个月。又恰是被中央文革制止。却要抹黑文革整整的十年和千万的红卫兵！而今天的“改开”，不说别的，“老师”“校长”奸了学生无数，只要“改开”，还在继续奸下去！
右派权贵和右派精英开口就来的“文革打砸抢”。究竟打的是什么？砸的是什么？抢的是什么？
“打”确是有两派红卫兵非法打人，武斗，这是错误的。但“砸”，砸的都是各级党委的“档案室”，为的是“抢”。抢什么？抢的是各级党委整人的“黑材料”。这正是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官僚阶级的革命造反，怎么就“砸”不得，“抢”不得？！那时，两派的红卫兵何曾砸过抢过国家和群众的私人财物一分一毫一草一木为自己占有？我老王当年是“司令”，就严令部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今天的“改开”，不说国家财产的权贵鲸吞殆尽，全国遍城乡的强拆豪夺，那轰轰推土机履带之下，不是无数的民众财产被砸被碾，无数民众财产被强盗般地抢去？！而且还在无休止地砸下去，碾下去，抢下去！
今日新生代的年轻人没有亲历文革，他们睁开眼睛来到世界上看到的听到的就是一片右派权贵及其附庸的精英对文革片面的诅咒抹黑和“伤痕文学”的哭诉。他们闭上眼睛一想，文革真是一片黑暗恐怖，于是也就跟着骂。也动不动开口就是：“你想回到文革去吗？”他们就不能开动脑筋设想一下，假设今天，共产党左派领袖发动了政变，把右派领袖统统抓起来“审判”、专政，把社会右派精英的口统统钳制起来，垄断话语权，不许一点反对声音（假设如7-80年代没有互联网），然后决议“彻底否定改开”，社会左派精英不说，原右派精英也纷纷随风倒戈，诅咒抹黑哭诉“改开”，从此30年“改开”只有黑暗。十几二十年后，那时青年的脑海里，“改开”就是这样一幅幅图景：
那是一个共产党上下官僚权贵为所欲为肆无忌惮贪占瓜分鲸吞抢夺国家和城乡人民财产的“史无前例浩劫”时代！
那是一个可以将坦克开进在天安门屠杀百万示威民众的“解放军杀人民”的时代！
那是一个对外奴颜卑膝买办，自称“人妻”，对内则疯狂镇压钳制的时代
那是一个学生杀老师，老师奸学生的时代！
那是一个“我爸是李刚”的拼爹特权时代！
那是一个任何老板和上司都可以“潜规则”和无规则随意玩弄奸污女工和女下属的时代！
那是一个迫使数千万女孩、妇女为生存不得不卖身为娼，被“包”，而妓女遍地性病横流的中国有史以来最色情淫乱时代！
那是一个“人民艺术家”重回“娱乐圈”，在“娱乐”市场里只能竞争半裸全裸下贱低俗，卖笑卖肉的时代！
那是一个从中南海到地方官包括法官开口是“性”，可以集体嫖娼，纳数十上百的“小”毫无廉耻的时代！
那是一个从河流到空气环境污染破坏到了人民无法呼吸生存的时代！
那是一个毒食品，毒大米，毒奶粉，毒水果，毒饮水……无处不毒无物不毒人民谈食色变的时代！
那是一个高楼桥梁见风就倒遇水就垮的“豆腐渣”时代！
那是一个物价天高贿赂盛行，人民活不起，病不起，死不起的时代！
那是每一块煤都浸透了矿工鲜血，隐藏着矿工枯骨的时代！
那是“下岗”“待下岗”工人们排队跳楼自杀的时代！
那是官匪勾结，黑社会横行欺压百姓，“打黑”却倒有罪的时代！
那是一个人人坑蒙拐骗，人人恨不得一口吃掉人人的时代！
那是……（还说得完么？你们自己来往下说吧！）
如何？若那时的“邓右”“改开余孽”竟辩一句说：“但是，改开30年，还是有它积极的一面的啊！”
那时的青年会怎样骂你呢？他们一样的会骂：
“脑残！难道你还想回到改开时代去？！”
文革早已过去。“改开”也会过去。没有万古不变的“时代”。人们不会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回到任何一个历史时代去。我们要求的，仅仅是要客观看待自己的任何一段历史，把它看成人们对自己道路的每一步的必然认识阶段。辩证地去总结它，反思它，扬弃它而继承其合理部分积极部分，继续将社会推向前进。
以文革说，它需要批判之处很多。老王70年代初就批评它。它最值得批判之处，正是16条提出了社会主义各级政权全面普选的（巴黎公社）原则，为文革要探索创立如何真正实现“人民做主”的社会主义目标提出了愿景，但无论毛发起了怎样激烈口号下而又漫长的“革命”,直至号召“夺权”，终其身，除了培植起人民不再畏官的造反精神，没有为后人留下任何哪怕比文革前只进了一小步的积极的制度性民主成果。“全国山河一片红”，共产党官僚机器却原封不动。这台原封不动的机器一旦身后落到了他打倒的右派手里，立即反攻倒算，“彻底否定”，连他忠实的妻子都被捕死刑（缓期）。这台专制机器之祸，祸害到了今天的胡温“倒薄”。半个世纪了，还要用你死我活“杀开血路”的专政机器来解决路线之争。
“改开”的积极面又在哪里？就在它开始纠正了中国文革以来愈趋极左的航向，广泛解放了生产力，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它又偏向了极右，但也不应“彻底否定”。
“彻底否定”，不过是一种政治自私的政治斗争手段。它是扳倒老统治者新上台的统治者为解释自己上台的合法性和“英明”，而采取的一种对社会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将老统治者的政策和成就越“彻底否定”干净，就越能表明自己夺权的合法。但这种反历史辩证法的机会主义，必将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因为它斩断了历史发展的链条，也就斩断了社会延续发展必须继承的过去的一切积极成果。过去明明对的政策，对人民有益的政策和历史进步，为了新政治统治的利益，就偏偏要否定，偏偏要要“对着干”，偏偏要“不动摇地”沿着反其道而行之的错误路线顽固走下去。邓后的右派“党中央”，便是如此了。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排除了北洋和蒋介石。事实上，辛亥以后，国民党对北洋政府“彻底否定”的错误，共产党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否定”的错误，造成的百年中国民主步伐，民主宪政的迟滞，根源，相当的也就在此了。
习近平上来，提出“两个不能相互否定”，开始觉悟到了历史辩证法。是积极的。我支持习近平。但他的审判薄熙来，还要看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立场的人。这是另一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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