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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奇饼干现在并不是什么稀罕物，除了经典和传统的印记外，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然而，在文革高潮时的中国，很多很多人不要说吃了，就是连听也没听说过。可是，在我四岁多的时候，父亲却给了我一整盒包装精美的曲奇饼干。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饼干盒的样子。那是一个蓝色的圆铁盒，上面印有不同式样的饼干图案，跟现在市场里投放的样子非常接近。

那是一个严寒的冬季，我在幼儿园上中班。可能是因为伙食的问题，我得了急性肠炎，上吐下泻；不巧的是，又染上了病毒性感冒，高烧到开始说胡话。幼儿园紧急把我送到了附近的医院住院打点滴，父母则每天晚上一下班就到医院来看我。病情稍好些后，我就在星期天被接回到了家里。在家量体温时还是有点烧，我自己也感觉特别虚弱，时刻希望父母守在我身边。

星期一的大早，父亲早早把我叫醒，说我该去幼儿园了。我当时的难过劲儿就别提了，央求父母把我留在家里，毕竟家里比幼儿园自由多了。母亲苦口婆心地劝我，说爸爸妈妈必须要上班，谁不积极上班谁就是不忠于毛主席，就是犯了大错误。我央求说：你们上班，我一个人在家，一定不淘气。母亲几次忍不住跟父亲说，要不她就跟单位请一天假？父亲坚决不同意，说一个男孩子不能那么娇气。后来母亲只好使出撒手锏，说如果我痛痛快快地上幼儿园，下星期天就给我买一把我一直想要的小手枪，还是那种啪啪可以打连响的那种。我这才勉强停止了别扭，去了幼儿园。

第二天晚上，父母居然骑着自行车到幼儿园来看我，这也是我上幼儿园的唯一一次。他们看了看我的情况，拿出了一盒包装精美的饼干（长大后才知道那叫曲奇饼干），说是奖励我的听话和勇敢。我当时特别高兴，抱着饼干盒舍不得撒手。看着盒子上印的各种从没见过的饼干式样，仿佛已经感到了那饼干酥酥脆脆、香香甜甜的味道。也许是因为我刚吃完饭，也许是因为大病初愈胃口还不好，更多的还是因为舍不得马上打开，便把饼干盒放在了枕头边上，晚上睡觉都一直用手摸着它。我们班的小朋友都知道我有了一盒非常漂亮的饼干，几个要好的还多次怂恿我打开尝尝。我知道他们也馋这口，但还是忍住没打开，想着明天才能分给他们几块。

第二天早饭后照例是念毛主席语录和讲雷锋叔叔的故事。等到快结束时，老师突然叫我站起来，问我是不是人人都应该向雷锋叔叔学习？我当然说：“是”。然后老师接着问我：“那你应该怎么学呢？”我一时还真不知道如何回答。就在我认真地想答案时，老师的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问我道：“你的家长昨天给了你一盒饼干对吗？”“嗯”我开始预感到了什么。“你分给小朋友们吃了吗？”一种无助的感觉瞬间涌上了心头。“那是我爸爸、妈妈给我的”，我争辩道。“你应该向雷锋叔叔学习，做个好孩子！”老师的口气是强硬的。我什么话也说不出，等着她的继续。“去把饼干拿来！”老师已经开始用命令的口气了。在强迫的气氛下，我从枕边拿来那盒饼干。“给每个小朋友都分一块！”又是一个命令，我无奈地屈服了！

我打开饼干盒，看着那些黄灿灿、奶油香味扑鼻的饼干，我的委屈几乎要使眼泪涌了出来，但最终还是忍住了。小朋友们是坐成一个圆圈的，我端着那盒饼干一一走到小朋友面前，让他们自己从盒子里每人拿出一个。眼看着饼干一个个减少，我感到自己的眼泪顺着血液流到了心里。等小朋友们拿完，饼干盒里还剩三块饼干。正当我要走回自己座位时，老师又把我叫住了：“小朋友都有了，那老师呢？”我的委屈变成了愤怒，一种不敢表达的压抑和愤怒。我端着盒子走到老师边上，一种极端的仇恨和蔑视混合在了一起。老师很仔细地挑了一块，顿了一下又说：“今天上午王老师有事没来，我替她也拿一块”，随即又把手伸向了饼干盒。拿完后，她以一种愉快的语气问小朋友们：“你们都谢谢特有理了吗？”一阵杂乱的“谢谢”声后，老师宣布学习时间结束，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了。

周末回到家，父母问我饼干好不好吃，我告诉他们特别好吃，还分给了小朋友们，盒子我也没舍得扔。后来那盒子一直是我们家放户口本、副食本、粮票、存折的容器。直到现在，父母也不知道那盒饼干背后的真实故事。长大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那盒饼干是姑姑从国外带回来送给父母的，他们没舍得吃，全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