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把宋儒看成腐儒， 把近千年中国衰败的责任放在儒家身上，对祸首的皇权倒轻轻放过，甚至钟情铁腕君主，我百思而不解。

攻击宋儒很容易，但要体会宋儒出现的背景。 从东汉末到北宋近八百年，真正统一强盛不过唐初到安史之乱这一百三十多年。为什么呢？从宋儒的角度，又如何避免历史重演呢？

动乱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统治者们无法生活在一个框架之下。 王族争权夺利你死我活，武人掌兵则想篡位， 各胡族更无法和外族融合。丛林法则和疯狂成为上层的基本法则。请记住，黑社会是最彻底讲求强者为大的组织，但世界历史上从没有真正做大的黑社会。 千年动乱不过证明，丛林法则无法产生一个稳定社会。

中国历史上几个最疯狂的皇帝都出现在这个事情，纵情尽欲，藐视人论，南朝有东昏侯，齐废帝， 北朝有高洋高湛等。这个时代是宗教最发达最普及的时代，但宗教无法让人解脱，最后宗教热消退，中国还得寻找另外一条出路。

不谈隋朝，唐初虽然被称为盛世，但政局动荡，皇族内斗不止，多少带有北方少数民族王族内斗的特点。 唐玄宗用胡将向外扩张，逼死王忠嗣，导致安史之乱无法收拾，最后藩镇割据。唐朝缺少的仍旧是统治层的凝聚力。

北宋统一后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局面， 如何解决王族内斗，如何解决臣子不忠？ 如何解决武人跋扈野心？如何解决中央和地方矛盾， 北宋可以杀尽功臣，也可以不”杯酒释兵权“，让各节度使继续坐大，继续后唐五代的政策，重用儒家官僚提倡儒学只是许多选择中的一种，并非完美，但至少不是最坏的选择。
至于南宋朱熹等又生活在另外一个时空，面对北宋的经验教训，面对北宋前千年历史，有感而发。

说宋代腐儒误国，理学让中国人积弱，某种意义并不错， 但这不过是秦后中国思想危机的另一说法。 秦朝立国，毁名城杀豪杰铸金人迁富户，一切都旨在消弱能和中央政权对抗的地方力量。 地方势力强了，自然中央政府可能和地方冲突，削平了地方，斗争转化为中央政府内斗： 胡二世篡位，巫蛊之乱，王莽篡汉，东汉外戚阉党士族之乱，都反映体制和文化的囧境。

宋儒之崛起，不过说明一件事情，经过一千多年的折腾，实验种种方案，君权终于意识，如果不能在王族贵族中达成某种妥协，君权必须和儒家官僚分享政权。享受和独裁不可兼得。

对乱世的治理， 宋代方案可以说治一经损一经，一副多少有效但副作用相当大的药剂而已。但秦后1200多年历史，中国思想中国文化又拿出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

值得指出的是，朱熹等文人基本被排斥于政权之外。他们只能进言而无法实践，他们规劝皇权而无力制约皇权，他们也只能做他们能做的事情。 宋代科举大盛，科举终于成为仕途的主要途径，但儒家并非儒教，皇族并不信，老百姓也不那么信，信的只是新起的儒家官僚，儒家官僚借儒学而凝固在一起，成为新的政治集团新的利益集团。

中国历史上一个特点是，夺取政权的多是文化水平偏低的武力集团，从思想文化的角度，他们相当程度依赖属于另外一个集团的文人为”智囊“，从本质而言，除少数人外，统治集团基本对历史经验对抽象思维毫无兴趣，历史经验是另外一个集团”灌输“给他们的，他们根据自己的偏好加以取舍。君主和智囊们的关系，就像现代公司里面公司所有者和高级白领的关系。进不进言是白领的事情，听不听是公司大老板的事情。 官僚的地位低于被剥夺了政治权力的王族。王族随朝代而生，随朝代而死，靠得是血统，而官僚靠的是才能和恩宠。

如果和欧洲中世纪或伊斯兰世界比，区别很大。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一种全面的信仰，从最高的君主到最卑贱的小民无不例外，但儒家不然，只是百分之几人口的一种亚文化亚语言，而且学习颇难， 非学成书呆子才能杀生取义。所以我们也有无数借儒家敲门砖谋富贵的假道学。

宋儒试图解决的是东汉到北宋历史提出的大问题， 也许解决的并不好，所以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但朱元璋半调子的改革导致成祖之乱，尽管朱棣很喜欢汉王，但还是传位与和建文酷似的仁宗，仁宗上台，立刻破乱反正，给建文忠臣生路，宣宗又借平定汉王将武将一网打尽，难道是偶然的吗？。 不然， 只能说中国文化有内在不可克服的困境。

原儒讲求六艺，既讲理想，也重实践，出文臣也出武臣，文武双全。 宋儒明儒清儒承继和春秋继而不同，以科举为关键，某种意义，也许这也是和皇权的一个交换， 单纯的文臣无法威胁皇权，所以皇权才能大开科举之门。

即使这样， 皇权未见得能信任儒家官僚。有明一代，作为皇权爪牙的太监始终虎视眈眈，监视儒家官僚。汉有党锢，明有阉党，儒家和皇权的关系，始终是复杂的。明末官僚不如汉末士族，而满人强于乌恒，所以我们没有魏蜀吴，我们有了满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