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上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组织是1876年设立的劳工党Workingmen's Party。 1877年劳工党改名为社会主义劳动党Socialist Labor Party、简称SLP并沿用至今 (注1)。自从189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一直是SLP的理论基础；直到1900年，SLP是美国唯一的全国性社会主义政党；1919年美国共产党Comuunist Party USA成立时，许多SLP成员加入并对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早期的SLP主要由来自欧洲的各移民群体(特别是德国人)组成，所以各个SLP地方支部使用各自的民族语言。SLP被称为社会主义组织中最具和平色彩的“体制内”政党，为了扩大宣传，自1892年到1976年，投入每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在1972年的总统大选中，SLP在得以提名的几个州仅获得53831选票。在1878-79年的SLP全盛期，有一人当选为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三人州众议员、四人芝加哥市议员。1891年SLP出版发行《人民日报》The Daily People时，有八千名读者。后来，读者下降到五千名以下时，《人民日报》改成《人民周刊》The Weekly People。现在，SLP大概还有两百名成员，薄薄的八页纸月刊中有不少重复的内容。作为美国左翼政治运动的老铺，SLP在几乎不变动其意识形态的条件下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人们担心它还能在美国政治中存续多久。  

依笔者的观察，在美国这样的强大资本主义国度，把总统选举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重要战略手段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选择：首先，它促使多数不愿介入选举的各类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同盟军与其分道扬镳；其次，它加剧了愿意参加选举的少数左翼阵营之间的斗争(他们之间的“原则性”分歧之大，无法产生统一候选人)，对于美国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同情社会主义的选民是一种困惑。

SLP当然比笔者更体会这一点。1896年SLP积极参与了社会主义商务与劳动同盟Socialist Trade & Labor Alliance的设立，力图取代或对抗没有战斗性、回避阶级斗争的美国劳动联盟America Federation of Labor。但是，美国劳动联盟于1905年加入了具有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色彩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SLP曾经支持设立底特律的IWW、其后不久改名为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Workers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Union (WIIU)以对抗IWW。WIIU于1924年解散，SLP自此失去了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

笔者1995-97年在威斯康辛大学作访问研究时加入最近在美国校园里比较活跃的国际社会主义组织International Socialist Organization (ISO)的Madison支部。在一次ISO的活动中接到一份SLP传单(SLP在威斯康星州最大的Milwaukee市有支部)，ISO的成员告诉笔者不要相信SLP：“那是一个斯大林主义政党”。这是笔者遇到的典型的美国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偏见。SLP成立时，斯大林还只是一个孩童呢﹗作为一个教条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政党，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论述，社会主义根本不可能在落后国度实现，SLP当然不认为俄国革命有多大的社会主义意义。说SLP是斯大林主义政党确实冤枉。

笔者1997年从Madison搬到加州“硅谷”San Jose。ISO曾介绍过其伯克利大学支部，但笔者没有时间与能力赶去一百公里以外参加活动，也不认为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当笔者偶然从图书馆读到SLP的宣传品并得知其总部就在附近的Mountain View市时，立即去函订购《人民》月刊。

不久，一位年逾七旬的英国绅士带着SLP宣传品来访问了我们。他叫弗兰克Frank，是1974年移民来美的印刷工人，目前在自营的印刷公司为SLP印刷出版物。弗兰克说他祖父、父母在英国都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者，其父母因为反对英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移居澳大利亚，现在他的妻子、儿子也是SLP成员。弗兰克简要明快地解释了SLP的立场：既然俄国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那些困扰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毛主义)者的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毛主义、古巴模式、越南问题、阿尔巴尼亚问题、朝鲜(北方)问题以及其根源(列宁主义)，都没有必要特别加以关注。他嘲笑文化大革命期间澳大利亚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讨好：“任何人只要看到毛在城墙上挥动小红本检阅群众，就知道中国与社会主义没有关系”。

这就是SLP的社会主义正统性：只有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帝国(十九世纪的英国和二十世纪的美国)进行的社会主义运动才具有世界意义。按照这种沙文主义逻辑思维，那些生活在英美帝国之外的民众的可歌可泣的奋斗，包括我们今天为中国的民主、人权、社会正义所从事的斗争，都必须从属于SLP这样的能够享受资产阶级法权(包括言论自由和全球化殖民性利润、不会遭受直接国家暴力机器迫害等)的帝国公民的信念。回忆起1996发生“台湾海峡危机”时，笔者准备为ISO刊物写一篇介绍并请一个ISO成员修改英文，他很痛快地答应到：“没问题，我可以为你折价：你只须付我每小时15美元”。

从最基本的政治现实来考虑，我们根本不可能期待发达资本主义国度的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在取得胜利后再来“解救”全世界的民众；当然，在不发达地区的民众的斗争(如墨西哥恰巴斯)也很难对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应该说，在今天的世界资本主义普遍支配的全球形势下，每一个国度、地区的民众不同形式的抗争，都有其不可代替的重要性，而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本来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和义务。把自己派别的教义凌驾在人类进步事业之上，正是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度的仍然具有国际视野的“体制外”政治势力的通病。

SLP的指导思想是德利昂主义De Leonism。所以，SLP成员也被称为德利昂主义者。德利昂(1852-1914)出生于荷属委内瑞拉，在欧洲和美国接受教育后受聘于哥伦比亚大学。1886年德利昂因为参与劳动运动和选举活动失去了本来到手的晋升教授的机会，由此全心全意投入社会主义运动。德利昂1890年加入SLP并从1892直到去世为止，一直担任《人民》(日报或周刊)的主编。

为了克服SLP仅限于德国移民的封闭性，德利昂首先把马克思的著作大量翻译为英文，成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宣传者。德利昂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美国社会进行考查和评述(为此受到过特别关心“为什么美国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熊彼特的关注)，特别发展出成为SLP纲领的社会主义产业工会方案Socialist Industrial Union Program，注重由劳动者通过工会来管理产业与整个社会。每一期的《人民》都重复登载这个德利昂主义纲要：“社会主义是所有人对所有生产工具的集体所有。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需要而不是为了追求利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全体劳动者通过他们的全国性经济组织选出民主政府，对产业与社会实行直接控制与管理”。

笔者简略翻阅了一些德利昂的著作，感到其历史价值高于现实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展开的一家之言。SLP把德利昂捧为美国的马克思，令广泛的社会主义者敬而远之，被称为德利昂“帮派”(cult)。

除了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的纲领相似但组织上互相独立的SLP，美国的SLP在美国二十多个城市有支部或联系人，但其成员主要集中在加州的旧金山或硅谷与洛杉矶地区。 1998年3月，笔者随弗兰克一家开车去伯克利出席SLP旧金山-硅谷支部每年三、四次的会议。到会的二十多名成员多为高龄退休人员。

《人民》现任编辑Ken发表演说，抨击硅谷的高科技产业并没有提高人民生活。应该指出：科技的发展对不同的阶层影响不同，没有科技技能的人(特别是高龄退休人员 )确实受到物价(特别是房价)高涨的危害。笔者来美国后，与这里的学术界讨论英美式自由资本主义与德日式“集团资本主义”的差异，认为主要因素在于德日两国社会主义思潮相对强大、资本统治集团(由于发动战争遭到惩罚)相对温和，而不是所谓“传统价值”的不同。相对于比较“人性”的德日公司的“终生雇用”制度，美国资本主义生产彻底由利润(特别是股票收益)操纵，实际上往往失掉追求长期利润的合理性。有时候，有的公司仅仅只是为了人为抬高股票价格，把仍然赢利的部门也解散、解雇员工。笔者本人来美后曾在一家电话公司上班，有一天晚上接到公司电话让明天11点上班。笔者还以为第二天可以享受一顿免费午餐，原来是去接受解雇通知(加上相当于两周工资的解雇费)。

SLP支部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募捐，与民主党、共和党的募捐餐会类似。笔者因为“经验丰富”，与会之前尽量少带现款。要不然，面对那些忠诚的SLP老党员，笔者也得掏空钱包。这样的仪式，对于从内心认同SLP纲要与活动的党员来讲可能是自然的；但对于不完全认同SLP的关心者(如笔者)，多少感到难堪，许多人不会再来了。SLP在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伯克利大学校园附近开会，竟然没有一个青年学生关心，这也是原因之一。ISO在这方面作得比SLP成功。ISO的会议活动也要求捐款，但并不对参加者形成心理压力：主持人往往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扔进几个硬币，说：“这是捐款。请传递。”

任何组织在吸引新成员、特别是青年时，都必须同时关心他们的实际生活，并在实际生活中联系社会主义的意义。真正受到社会主义诉求吸引的主要是社会下层人士，但SLP以及其它的组织却只要求捐款和时间参与，好像成员都是具有高度无产阶级意识的、生活上无忧无虑的“先进分子”。

确实，SLP的核心是由这样的具有“中产阶级”身份的“先进分子”组成的。这在SLP每年一度的全国会议上可以看出。1998年5月2日，SLP在硅谷的一个旅馆举行全国午餐会，约有三十多名各支部代表与当地成员出席。主持人是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主讲人是德克萨斯州大学的教授，演讲题目是关于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各帝国主义的世界范围的石油争夺战。

SLP全国书记Robert Bills、《人民》月刊编辑Ken等，也都是知识分子。笔者对他们抱着尊重的态度。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时间甚至在这个社会的地位来服务于一项没有物质报酬的事业，显示出基督教早期的传道精神，尽管这种奉献没有“感动上帝”(劳动大众)，也没有在理论上找到超越出自身团体的普遍价值。从道德伦理方面，社会主义运动为他们提供了高尚的个人生活条件；从政治实践方面，他们对整个人类生活却不一定有多大的贡献。

这次全国性募捐餐会，主要是为了扩大《人民》的篇幅与发行量“以适应冷战结束后全球规模的资本主义危机爆发的可能”，共收到两万多美元的捐款(包括笔者的 12美元)，其中以洛杉矶支部的四千多美元最大。

如果说，包括SLP在内的各社会主义组织以及其它进步势力的存在价值在于保持星星火种的话，那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的燎原之势，则会远远超越任何社会主义团体的精神信念局限。

注1：此文主要参照SLP的机关刊物《人民》月刊、SLP出版的小册子以及SLP万维网 http://www.slp.org/，也查阅了其它相关资料。数目不一致的地方，以SLP文献为准。

赵 京 1998年5月4-5日初稿、1999年7月19日定稿，San J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