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梁支持民主社會主義,支持'左右共和、兼容百家'所以從那家網站上把該文章轉載過來,但到底該文是真是假應由眾網友自己判斷,而不管是真是假,維梁對這裡的'薄熙來'的政改途徑是支持的。而到底薄熙來是有罪沒罪,該不該判,維梁會在後面發表自己獨立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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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重慶及全國人民的公開信
(2012年3月9日-3月14日)
. 薄熙來
.親愛的重慶人民、尊敬的全國愛國人士:
當你們看到我這封信的時候,我可能已經不在人世,至少已經身陷囹圄;而你們,一定在鋪天蓋地的輿論轟炸中震驚萬分,不知所措,很多人會因此感到痛苦。請允許我先說一聲:對不起,我讓你們失望了!我沒有能抵擋住黑惡勢力和國內外反動勢力的聯合反撲,致使我們一起開創的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道路暫時遭受了挫折。
(一)
親愛的重慶人民,五年來,我與你們朝夕相處、共同奮鬥,讓這個被盤根錯節的黑色勢力所籠罩的山城擺脫了暴力和恐怖的暗中統治,讓這個歷史悠久、山清水秀的城市煥發出美麗的光輝;你們唱起激昂高亢的愛國歌曲,讓更多的中國人回想我們共同的來路,牢記我們的目標,從而更加積極、自信、團結地向前邁進;你們以勤勞、智慧,讓這個城市的經濟快速穩步發展,在中國乃至世界嶄露頭角。
這一切,應該歸功於你們!因為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根本創造者,才是一切政治力量的根本源泉;也要歸功於全國兄弟省市的支持,沒有全國的大河之水也就沒有重慶的小河波濤。而我有幸能與你們一起書寫重慶的歷史,做一點微不足道的事情,實在是感到幸福!此生榮辱沉浮,已經無足掛齒。
尊敬的全國愛國人士,我知道,你們一直關注着重慶,關注着我。你們為我們的進步歡呼,為我們的不足憂慮;而此刻,一定也為重慶和我的重重迷霧感到疑惑乃至痛心。你們是這個國家的中流砥柱,你們決定着這個民族的未來;只要你們光明,這片廣袤的大地就不會黑暗;也正是因為選擇了相信你們、依靠你們,我才在關鍵時刻選擇自我放棄,而不願意為了個人的命運而使國家陷入紛爭、動亂乃至內戰。(以上寫於2012年3月)
現在,你們一定想知道真相,想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真相很簡單,重慶和我今天遭遇的一切,只是西方帝國主義勢力掀起的顏色革命、茉莉花革命之後的一個重要進展,是他們聯合中國內部第五縱隊來分裂中國、打擊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舉措。
主政重慶以來,我不僅想帶領重慶黨政幹部鞠躬盡瘁為重慶人民做一點事,也想依靠重慶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為中國進一步探索社會主義發展之路,為延續中國奇蹟提供新的動力和借鑑。
但是上任不久我就發現重慶人民籠罩在可怕的黑色勢力控制之中。於是我和我的同事們憤然掀起打黑運動,懲處一切涉黑勢力,力求還重慶人民一片晴朗的天空。重慶人民表現了高度的熱情和積極性,為打黑除惡行動的成功提供了根本保障和有力支持。
我承認,我們的打黑運動有些粗糙,但是縱觀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黑惡勢力總是難以清除,原因就是法律的發展誤入歧途,陷入了好人吃虧、惡人受益的困境。另外,中國各地的警方和黑惡勢力相勾結的現象過於嚴重,“躲貓死”、“洗臉死”現象層出不窮,程序正義一直難以得到實現,而我們的霹靂手段在細節上滿足不了法學界一切人對程序正義的渴求,為他們樹立了一個攻擊的靶子,也就是說,我們在代中國不完善的司法現狀受過。
這裡不能不提到王立軍。我把他從東北調到重慶主持打黑除惡行動,看中的就是別人告訴我的他的一身正氣和高超的辦案水平。是的,他在初期展示的霹靂手段和勇猛精神很令我欣賞。但是,我不得不承認,他的很多操作細節太需要重慶市委和重慶市民的包容乃至保護。一系列案件在他的辦理下看似快刀斬亂麻,其實變得更為複雜。他對律師的敵視,讓我這個身為律師丈夫的人深感不解。我不止一次提醒過他:那些為黑社會組織者辯護的律師,正在成就重慶打黑的偉大;只有經得起最嚴格的辯護的挑戰,才能真正辦成鐵案;只有真正辦成鐵案,才能真正實現正義,成就重慶打黑的偉大,否則的話,打黑就有變成黑打的可能。他的頂撞缺乏一個下屬應有的素養:“我在前面衝鋒陷陣,是不是還要防範後方的出賣和背叛?”在此後的會議上,他屢次以義氣、團結一致等詞語來要挾市委和政法界的幹部。
這裡不能不提到李莊案。此案我接到的匯報是庭審過程中有六個證人出庭作證,於是我在記者面前也就以此為據強調符合程序正義。但是,不久就有人提醒此案庭審的真實過程與下面的匯報不一致。了解真實情況以後,我找王立軍核實。他堅持認為庭審“完美無缺”,並再次強調,自從他踏入警界開始,就做好了被“吐掉”(出賣)的準備。無奈之下,我提醒他,一年之後李莊出獄,那時候重慶警方可能會遭遇公關危機。他得意地告訴我,已經準備好了後手。我厲聲問:“你要用什麼手段?”他說:“合理合法,程序正義。”
事實上,一年後所謂的後手,無非就是追訴李莊的“漏罪”。我堅決反對,他堅決實施。這一次我沒有再妥協,毫不猶豫地直接向檢察院建議撤訴。從此,怪話從他嘴裡不斷傳出,最突出的,莫過於認為“黑打”一詞,由我創造,是對他的出賣。他提出“雙起論”,遭到外界的抨擊,我問他:“為什麼不說成‘警察應該依法維權,不該直接跨省捉捕’?”他當面贊同,轉背就說是“虛偽、玩文字遊戲”。他把政法部門的一些人,搞成了針插不入、水潑不進的獨立小王國,在其中不斷散布“狡兔死,功狗烹”的言論,說我把他當成口香糖,吃完就吐。
事實上,一直以來,為了維護大局,維護他的英雄形象,我一直毫無保留地全力支持他的依法打黑活動。但是他有十分嚴重的偏執思維和受虐妄想,總是帶着封建社會“鳥盡弓藏”的離奇想法,一直保持着對我的警惕,直至最後我真正了解了他黑暗的過去,才明白他的防範和布局,不過是為了自我保護。
為了把事情說清楚,我不得不放下王立軍,先說說我的妻子谷開來。當年讓她關閉紅紅火火的律師事務所,成就我的政治事業,她陷入了長時間的抑鬱之中,出現很多的症狀。坦率地說,她瞞着我做了很多事,最終毀了她自己,也毀了我的夢想和前程。但是,我不怪她,因為以前我為了自己的夢想和前程而犧牲了她。只是為她感到痛心的是,她最終竟然無意中做了王立軍的傀儡。
(以上寫於2012年3月9日凌晨3點)
曹溥謹按:這封長信確實是薄書記在一台筆記本上親手打出來的,後來全部剪貼到一個容量為4G的清華紫光USB上。後來電腦、手機和USB等一大批零碎物品都被扣押。
USB輾轉到我手上的時候,不知道被誰格式化過了,試了很多數據恢復軟件都一無所獲。直到後來七月底才得到有力的幫忙,恢復了數據。我除了對明顯的錯別字——薄書記很少在電腦上打字,因此打字極慢而且容易出錯——做了改動,其餘不管文法還是措辭都未改動。我要做的事情,是把多達近百個txt文檔拼組起來。因為其寫作時每次中斷之後,下次再寫的時候都開建新的文檔,導致這封長信被分成很多個小文檔。當然還有一項較為頭疼的是沒有標點,我還必須揣摩句讀的問題。大家閱讀過程中要是發現問題請及時指出。至於USB如何到了我的手裡,為什麼在此時發布,暫時不能透露,將來會在合適的時間全面公布。
為了證實真實性,我安全赴美之後將向各大媒體提供電子文檔,接受第一流的軟件專家的嚴格審查。
(二)
(接上一篇博文)
一個簡單的事實證實了我不是一流的政治家:身邊有兩個精神都不太正常的人卻不能採取最恰當的措施,直至如今大勢已去我也沒想出正確的處置辦法。谷開來不僅抑鬱,而且有一些偏執的妄想。她一直懷疑有人要毒殺她,而且把懷疑的矛頭指向我的親人。開始我當成玩笑看,很快發現不能等閒視之,她對食品和調料的安全緊張到了反覆檢查甚至隨身攜帶的地步。考慮過送她去精神病院,但是我不僅有對她本人和兒子能否接受的顧慮,還有對傳出去引起可怕的流言的擔心。
我採取了當時我認為唯一可靠的辦法,就是把相關人員找來,開誠布公、直截了當地詢問,當面談開,也就解了心結,效果讓我滿意。
但是不久,她又懷疑有人要殺死我們的兒子。對於那個英國佬我當時並不了解,但是鑑於前面的經歷,我斷定這又是她的幻覺。於是,她認為我冷漠而殘忍,不再向我尋求解決的辦法,而是去找王立軍、郭維國幫忙;而我,也相信專業人士能讓她清醒過來。
對於兒子,不僅我,整個家族都對他寄託了很大的期望。從他出生那天起,我就期望他成為“九全的人,滾圓的瓜”,對他的培養也是不遺餘力。我對他的表現是滿意的,一切人的污衊和抹黑都不能改變這一點。我不可能對他的安全無動於衷,但是他母親的想法實在離奇,無法讓我接受。
兒子的安全問題成了我和妻子之間爭執和冷戰的關鍵問題。2011年11月的一天,她忽然如釋重負,說一切擔心都“化作青煙,煙消雲散”了。我追問再三,她說那個英國商人已經得了心臟病死在重慶。此事我也有點吃驚和懷疑,但是,再聽王立軍的匯報,得知死者已經火化,又沒有接到更多的相關消息,便沒有深究了。
我們夫妻的關係得到極大緩和和改善。她很快數次在我面前談到王立軍是個幹才,有勇有謀,只是跟黑勢力作鬥爭遭受了很多人的仇恨,很多人想整他的黑材料要搞倒他,搞倒了他也就搞倒了重慶,建議我盡力去保護他。這讓我十分震驚,這是她對我工作從未有過的如此直接的言論和態度。我說:“他是打黑英雄、干將,我當然全力支持他,其實也是一直支持他。但是如果他以前真的有什麼問題,應該實事求是地解決。身正不怕影子斜,守法何懼流言多?”
轉眼,她再次翻臉,說我不僅對妻子、兒子無情,也對下屬無義,是個冷血動物。
我終於起了深切的擔心,聯想多年前的被竊聽的事情,感覺周圍瀰漫着一種詭異的氛圍。我不得不委託可靠的人手,動用了四十年來積累的一切渠道,打聽並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很快發現令人吃驚的事情,我信任王立軍,對他開誠布公;但是他從來沒有相信過我,對我保留了很多。他參與了一些違法活動,而且已經被相關機構掌握證據。一根清算的絞索正在向他逼近。
更讓我震驚的,種種跡象表明,是這根絞索的最終目標,並非是王立軍,而是重慶,是我本人。
“另搞一套”四個字送到了我的案頭,我頓時明白了我這個當局者所迷之處:鄧小平的“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戰略、全局目標,不應該由我來破題;我不許“殺出一條血路”,不管我的改革措施有怎樣的創新意義,貼上了“共同富裕”的標籤也就意味着釘上了“回頭路”的鐵牌;我的影響和聲望,已經讓我在現有的體制中無法擁有合適的位置了。我的政治理想,儘管從未清楚表達,但是已經被成功讀破。後面我會詳細地向大家談談我的政治理想。
我自問問心無愧,但是我還是清楚地突出了科學發展觀、突出法治的重要性;共同富裕,也只有在此基礎上真正實現。這其實是我一直秉持並落實的,但此刻我願意拿出更清晰的態度和更有力的措施,化解某些真誠的擔心;但是對於惡意的曲解和強加的罪名,我無意也無法去面對。
在我還沒有想好如何應對眼前複雜局面的時候,圖窮匕見之日突然來臨!2012年1月底,王立軍向我匯報,說手下的警察查到谷開來涉嫌殺害英國商人!他說,為了保護我的政治前程,他已經冒着天大的風險,違背了一貫的正義準則,為我抹平了一切痕跡。同時他安慰我,谷開來殺的不是什麼好人,而是英國軍情六處的間諜。
我不動聲色地說:“但是我以前偶爾聽說,他已經退出了軍情六處。”
他說:“作為世界上最神秘最強大的情報機構之一,你相信會輕易讓一個加入過它、掌握其秘密的人全身而退嗎?”
我問死者如果真的是英國間諜,那麼英國怎麼會善罷甘休?他說間諜在外國死亡,按慣例其派出國只能認栽,打落牙齒活血吞。不但不會鬧事,反而其領事館和家屬還會特別“配合”,息事寧人,守口如瓶。
他勸我不要為一個外國間諜有任何道義上的負擔,一切要以人民為重,眼前以十八大為重,不要“就小節而失大義”。我一時無法,只好對他的忠誠表示了感謝。他則表示對我十分欽佩,為我保駕護航已經是他生命中的頭等大事。隨後他提出有人在東北整他的黑材料,來頭不小,而且很有可能“醉翁之意不在酒,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我表示“人誰無過”,如果誰要是惡意搞人芝麻都可以說成西瓜。因此我會動用所有力量,打退這股妖風。他非常滿意,有力地和我握手然後道別。
他一離開,我立即找到谷開來,要求她看在夫妻多年的份上,看在孩子的份上,看在薄谷兩家上一代革命前輩的份上,全面、清楚地向我交代她謀殺英國人的過程。她大吃一驚,顫抖着罵道:“這個騙子、陰險小人!”
谷開來告訴我,她找王立軍、郭維國幫助解決英國人要暗殺兒子的事情,一直沒有進展。
後來王立軍提出,要想辦法穩住英國人,然後把他引誘到中國重慶來,再想辦法制裁他。他們一起做好了計劃,等英國人到了重慶,抓住他吸毒的現場,將其擊斃。後來,王立軍指出,擊斃將是轟動一時的跨國大案,將會引發外交糾紛,影響到重慶的形象和我的前程。最好是讓他死於自殺、心臟病發作、吸毒過量之類較為隱蔽的形式。谷開來催王立軍想辦法落實,王立軍答應去準備。但是,直到英國人即將來重慶,王立軍還說沒有準備好,而且因為種種原因不便出手,同時勸谷開來和平解決。谷開來只好親自上陣,輾轉找到毒藥準備毒死英國人。英國人來了之後,住在賓館。谷開來再次找到王立軍,請求他協助毒死英國人。王立軍要求“先禮後兵”,建議谷開來去和英國人喝喝酒,好好談,儘量爭取和平解決,實在解決不了再想辦法。然後拿了一瓶好酒,親自開車把谷開來送到了賓館附近。
接下來,谷開來灌醉英國人,然後餵了他毒藥。出賓館之後,立即打電話告訴王立軍她已經殺死英國人。王立軍說了句:“我去處理。”
很快,王立軍告訴谷開來,英國人已經“化作青煙,駕鶴西去”一切都已經安排妥當了。隨後,王立軍催谷開來,儘快讓我動用人脈資源搞定東北針對他的調查。谷開來說已經做過我的工作,但是效果不好。王立軍建議她告訴我毒殺英國人之事,讓我有點緊迫感。谷開來大怒,不再理睬他的要求,不再接他的電話,上門來找也拒絕接見。但是沒想到,王立軍會跑到我面前說她涉嫌殺人!
我聽了這一切,既痛心、自責又憤怒。痛心的是妻子的糊塗和受制於人,自責的是讓她這樣一個心智早已出現問題的人不受拘束地遊蕩於世,造成如此嚴重後果!憤怒的是王立軍明明知道全過程,甚至策劃了整個過程,卻跑到我面前裝模作樣說“警察查到谷開來涉嫌殺人”!還邀功並要挾,讓我想辦法去擦他在東北的屁股!
我對他還有一絲幻想,於是打電話給他:“真的是警察調查到谷開來涉嫌殺人嗎?”他似乎明白了什麼,說:“我也是身不由己。而且我也不算為了我一個人,也是為了你!”我忍不住說:“真為了我,為什麼不及時阻止谷開來?你在東北到底幹了什麼,值得你設這麼大一個局來脅迫我?”他請求我原諒,說明天到我辦公室給我一個徹底的解釋。
第二天,他竟然不是一個人來的。他帶着郭維國來的,攜帶了一張清單,列出了谷開來殺人的證據。我看上面有他提取心血之類的證據,甚至還有谷開來預謀殺人、殺人後交代案情的錄音,頓時明白他是老早做好了全面準備的!無比的憤怒讓我無法遏制,猛地站立起來,向他臉上狠狠一巴掌!大罵道:“畜生!敗類!”(以上文檔建立時間為3月9日至11日)
親愛的重慶人民,尊敬的全國愛國人士,我之所以詳細交代這些事,是為了避免你們日後的爭訟不休。本末未易明,下流多謗議!關鍵處不講清楚,千載之後,人孰知之!
我指着王立軍的鼻子告訴他,不要把重慶廣大幹警的功勞真的當成自己一個人的功。死了你王屠戶,重慶人民不會吃混毛豬!人家說你黑打,我還不信,今天果然養虎反噬。王立軍離開辦公室的時候說:“魚死網破。”我立即部署人員,調查他在英國人死亡案中所扮演的真實角色,並調整他的崗位。
調查得到的信息異常詭譎,就像一個離奇難解的迷魂陣,讓我觸目驚心。但是把線索大致理清楚,卻不是十分困難。
我的妻子谷開來是一個傀儡,她的操縱者是王立軍,操縱手段是定期提供的冬蟲夏草和精心設計的布局;然而,王立軍又何嘗不是傀儡呢?他醉心於死囚臨刑前的器官移植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令人驚悚的犯罪把柄被別人牢牢捏在手裡。他所做的一切,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自保。貪生惡死人之常情,他固然可恨,但又何嘗不可憐呢?
真正可恨的,是幕後那些要挾控制王立軍的國內勢力。這些人既無恥又殘忍,但是又何嘗不是傀儡呢?他們的把柄在瑞士銀行,所以他們固然可恨,但是又何嘗不可悲呢?
陰謀的起點在哪裡?
我要先說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題外話。在一般人的眼裡,西方帝國主義反華反共勢力,支持中國的敵對勢力無非就是支持民運分子、台獨疆獨藏獨勢力。其實,中情局的手段和技巧十分豐富而複雜。他們在八九十年代,真正費了一番心血去支持的,並不是缺乏實力的民運分子、異見人士,而是曾經紅遍中國的“氣功大師”。在他們的眼裡,這些氣功大師都是象霍梅尼一樣具有高度蠱惑力的宗教領袖。他們支持、培養過的“知名大師”,有嚴新、張宏堡和李洪志。嚴新不願做傀儡,於是被軟禁在北美;張宏堡意外身亡,計劃流產;李洪志則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他的那些由中情局運用最先進的精神控制理論編寫的歪理邪說,高峰期控制了近億的中國人,而且滲透進了中國政壇的高層。後來黨和國家耗費了無數的精力的才解決這個大毒瘤,但是至今流毒未盡!
不了解這個隱秘的歷史,就不能完全看懂九十年以來的中國政壇。
中國共產黨高層有一位法輪功分子,被法輪功組織視為其在中國最重要的伏子。他每次外出訪問的時候,都受到法輪功組織的熱烈歡迎;他經歷數次政治鬥爭屹立不倒,左右逢源步步高升;他最擅長的一件事,舉國都以為是表演作秀,其實不是,是不斷出賣,法輪功組織對他支持不過是一廂情願而已。他的家族,控制了數百億的產業。
將來會有人告訴你們,我是被中情局和黨內那位法輪功分子聯手放倒的,我要告訴你們的是:這,僅僅是真相的一部分。
近幾年來,中情局最想支持、培養並策反的人,是我。
說出這件事,是我很艱難的選擇。因為這件事很難令人置信,將來會有人利用這件事來扭曲真相、污衊我。這幾年來,有一些看似平常的人,如記者,外商,出入我的身邊,忽明忽暗地提示我,我是中國最有智慧最有魅力最有人氣的政治明星,中國的未來應該在我的手上。這種抬轎行為引起我警覺的,是美國的兩位知名人士親自上陣,聲言我不應該只屬於重慶,而應該屬於全中國;我的前途不應該決定於個別長官,而是應該取決於全國人民。
這些行動,低估了我的智商和人格。
因為,他們這樣的“積極勸進”背後,隱含着一個對我充滿侮辱性的判斷:我是一個野心勃勃政客,為了個人的權勢,可以不惜一切手段。他們這樣做,是包賺不賠的:
如果我願意合作,而且成功了,那麼,中國被他們控制、按照他們的意願發展可能性就很大;失敗了,也可以給中國共產黨狠狠一擊。
如果我不願意合作,他們堅持這樣運作,將來可以成為我的政敵潑向我的髒水,甚至可以毀了我,也可以造成中國的混亂。
事實上,我的信念,我的家世,我的人格,讓我毫不猶豫地明確表示了不合作。而且毫不猶豫地向黨中央、胡總書記匯報了中情局的策反我破壞十八大順利交接班的陰謀——要我在十八大之前,挾民意的支持,公開要求全黨直選總書記,宣布和習近平角逐總書記之位!
我在匯報上特別強調,將來一定會有人把篡黨奪權的帽子扣到我頭上,希望我的匯報能做為一個預防針。
我的匯報沒有得到實質性的回覆,倒是那位法輪功分子拐彎抹角傳來一句話:既然要自證清白,為什麼不隱退?
我公開回應,我想做大事,但是不想做大官;我已經做好了退休的準備。
於是,一個冒冒失失的英國人來到重慶送死了;於是,王立軍叛逃了:怎樣最能傷害中國共產黨、傷害重慶、傷害我,就以怎樣的版本表演。
王立軍叛逃的前一天晚上,北京來人伏地痛哭:“當斷不斷,禍至無日。如此賊人狼子,怎麼能不立即拿下,還留他在旁邊?”
我認為他已經無可作為。他全程操控殺人、實質就是教唆殺人的人證已經在我手上,物證也是指日可待。現在他公布案情,只能自取滅亡。不需要東北的老底了,他在英國人死亡案上就足以把牢底坐穿了。
最好的辦法,是先控制他,十八大之後再解決他。
當他叛逃的消息傳來,我忽然發現:我忽略了最後的那隻黃雀了。事情發展的方向,已經不在我的掌控之中。
曹溥謹按:發布本篇之後修改了一下,刪去了後面關於薄書記的政治理想部分。按要求暫不能發布。日後發完第五部分就結束。本節原稿有不少語句本人難以理解,不敢刪除改動,歡迎知情人士幫忙解讀。謝謝!
(三)
(接上一篇博文)
各路消息如潮水般湧來。至此,謎底已經全部呈現在我的面前。我低估了美國那個華人神探,也小看了南方那小小的報社,就像當年我在東北看到的朝鮮“逃北者”闖進日本領事館一樣。料想中的絞索,原來是自爆式炸彈。
這三個月發生的變故,將來人們可能不明白的關鍵地方,我已經交代清楚。
我用人失察,應該負怎樣的責任,任由評說,也聽憑中央處分。將來在法庭上,讓我的妻子谷開來和王立軍為殺人案公開對質,使真相大白於天下,接受公正的審判!真正的策劃者、操控者一定會接受最高的刑罰;而被操控的、精神狀況不能承擔刑事責任的人,一定會得到恰如其分的處置。
當王立軍那些駭人聽聞的罪行被揭露、被審判、定死緩之刑的時候,希望大家有足夠承受能力,完成對一個所謂的打黑英雄的到十惡不赦的罪犯的認識轉變。不要因此喪失打黑除惡的信心,山城人民追求正義、享受安全的願望合乎天理,不容剝奪;不是建立在一兩個人物所能改變的。一定也會有人以此事來為王立軍鳴冤,那時候,希望你們有一雙明辨是非的眼睛!
我沒有想到局勢變化這麼快,我愧對北京來人,他年紀比我還小,卻為我一夜頭白,眼中滿是令人心悸的絕望。將來痛苦的何止他這個沉湎詩書的才子?我對這場建國以來的罕見陰謀,缺乏足夠的認識和手段,註定要承受後果。
我怕嗎?我不怕。這些宵小之輩的小伎倆,小聰明,終究不會代替歷史與正義的大道。
“江東弟子多才俊”的字樣送到了我的手上,我搖了搖頭。重慶的探索與實踐,吸引了黨政軍民各界一切有理想、有抱負,愛黨愛國人士的關注和支持,這一切都是因為牽掛着人民和國家的未來,從沒有人想、也沒有人能因此挾眾自重。
何況,既然已經匯報了最後那隻黃雀的策反,我就決不能再給別人坐實的把柄。
來北京的前夜,“風波亭”的字樣又送來了,我置之一笑。天日昭昭,人心灼灼;三尺高懸,史乘如鏡。我怕什麼呢?
在北京的這幾天,我看到那個老書記的兒子上躥下跳。我要指出的是,八十年代末期,我父親薄一波找他父親談話,完全是鄧小平同志的委託。當時我父親認為,身受平反之恩,前去宣布處分,實屬不妥。鄧小平堅持要求,父親才不得已而為之。恩將仇報、落井下石之說,純屬臆測。他們都已不在人世,而這個人卻把復仇之劍指向我,可悲可嘆,實在有損乃父之德。
兒子和門生故吏聯合起來,準備把文革餘孽的帽子戴到我頭上,實在是顛倒黑白。我的一家在文革中深受迫害,母親因此死難,我個人也身陷囹圄。請問以什麼理由判定我是文革餘孽?
重慶所唱之“紅”,很多在文革期間是大毒草;重慶打黑,靠的是公檢法的依法運作。哪裡有紅衛兵的揪斗?哪裡有造反派的奪權?重慶的經濟建設,立足於市場經濟和引進外資;重慶的組織建設,三進三同,是發揚密切聯繫群眾的傳統;重慶的民生導向,是響應胡總書記的科學發展觀、落實314部署……請問哪一條是文革手段呢?是“走回頭路”呢?
真正觸動他們神經的,是我提出的落實鄧小平同志的那句話的後一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實現共同富裕。”這是鄧小平同志的偉大戰略設想,是中國共產黨人對千千萬萬工農大眾的莊嚴承諾,是改革開放路線施行後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根基!我在重慶僅僅是在現有的政策框架內作了一點微小的探索,他們為什麼就已經不能接受呢?
沒有了共同富裕,還有社會主義嗎?沒有了社會主義,為什麼還要共產黨執政呢?也就是說,我們和當年國民黨的獨裁統治的根本區別還存在嗎?
所以,背棄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標,就是背叛社會主義,違背鄧小平理論,必然失去廣大勞動人民的支持,擋不住帝國主義反華反共勢力的進攻。
現在某些人積極為民營經濟鼓與呼,這沒有錯;但是試圖搞私有化的浪潮,那就是不道德的,那就是犯罪。那就是慷國家之慨,大人民之方。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極大地地解放和發展了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在此基礎上,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使公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共同發展、相得益彰,有什麼不可以呢?至於誰進誰退,讓市場來決定不好嗎?如果覺得公有經濟占據壟斷地位,使民營經濟處於不公平的競爭地位,那麼,我們要做也是完善法制和政策,努力使它們在較為公平的平台上去競爭,而不是人為地割肉補瘡,巧立名目把國有經濟變成民營經濟、把人民的共同財產搬到個人的口袋裡,舉行瓜分人民財產的盛宴狂歡!
退一萬步說,真的要“分家”,也應該由人民來決定怎麼分!公有制經濟,是中國人民的財產,港澳台同胞都有份,甚至連建國後移民海外的同胞都有份,怎麼能說分就分、說送就送、說拿就拿呢?在全國人民授權之前,我們共產黨只能是做好職業經理人,老老實實地為老闆——中國人民打好工!
重慶積極引進外資,扶持民營經濟,同時也大力壯大公有制經濟,實現“國進民也進”,難道就不利用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嗎?重慶突出“分蛋糕”,難道不是這幾年關於改革分配製度、全民共享改革開放成果的有益探索嗎?拿出國有經濟的利潤來補助人民,加強民生建設,難道不比把國有資產送給少數人更好嗎?如果說我是在收買重慶民心,那麼誰有妨礙你們用央企冠絕全球的巨額利潤來收買全國人民的心呢?
說到底,重慶的信念和價值,阻礙了一個龐大的權貴群體侵吞人民財產的道路。
說到政治改革,有人把它掛在嘴邊,扮演孤獨的悲劇英雄,請問你將北辰置於何地?你到底進行了哪些有益的探索?
政治改革不同於經濟改革,不能完全寄希望於摸石頭過河,更不能莽莽撞撞“殺出一條血路”。在內部實現重大的理論突破必去的共識之前,不能進行全局性地輕舉妄動。那麼是不是就只能無所作為呢?我認為不是。我們可以努力實現清廉政治,加強黨群聯繫、密切黨群關係。這就需要我們拿出切實的制度和行動確保官員財產受到有效監督,使官民之間的互信程度不斷提高,使官員真正為群眾謀利益、成為百姓的貼心人。唯有如此,才能我們黨立於不敗之地。
重慶的實踐和探索,贏得了廣泛的支持和擁護,使中國共產黨重新贏得了民心,從而大大拓展了黨在政治改革上的戰略主動權和話語權。這正是海外反華反共勢力所嫉恨的,所以我就成了他們眼裡的顏色革命和茉莉花革命的絆腳石,所以要麼策反我,做不到就毀了我。
重慶的一切成績和經驗,都是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取得的,只要是真正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有什麼不能見容的呢?新一代領導人即將產生,只要以開放的心態,民主的精神,尊重首創,珍惜經驗,重慶的小流怎麼就不能融於全國的大河呢?
封建殘餘和文革遺風,到底盛行於什麼人的大腦呢?
三月的北京,竟然春寒徹骨!
在涼透心寒徹骨的日子裡,我知道,捍衛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會遭到帝國主義反華反共勢力堅決反擊;捍衛中國人民的共同財產,會遭到國內瓜分國有資產的權貴勢力堅決反擊;堅決捍衛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會遭到黑惡勢力的後台的堅決反擊;堅決捍衛重慶人民的居住權,搞公租房和房產稅,迫使中央出台真正的房產調控政策,更會遭到全國所有投資房地產的權貴們的堅決反擊。
我知道,共同富裕的承諾已經是當權者的忌諱;我知道,民心已經是我最大的罪狀;我知道,平庸和低調早已是上位的必備條件;我知道,我已經被視為接班人順利接班的重大障礙;我知道,我已經是中國“民主革命道路”上的絆腳石。
不是沒有預感到過結局,但是我只能義無反顧地踐行。因為我的使命,就是要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努力,指出前進的方向。我註定被擺上祭壇,讓更多的愛國者知道祖國的未來,鋪墊出那些反動勢力的末路。
想個清楚,走個明白,心中坦然,了無掛礙,正所謂:
愁聞劍戟扶危主,夢聽笙歌聒醉人。
留下一些多餘的話,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任務!將來奇刑之下,塵埃之中,不見天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何以自明於天下?
他們嘲笑我:你不是獲得很多人的支持擁護嗎?他們不是喊着要你當總理嗎?甚至把你奉為“總書記”嗎?“薄總書記”,你還要在我們面前謙虛自己德才不配嗎?
我要聲明,我從來沒有做出過背叛組織原則的事情,問心無愧。但是,我還要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如果,總書記是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甘人後,那麼我是;
如果,總書記是指願意為捍衛人民的根本利益殫精竭慮、仗義死節,那麼我是;
如果,總書記是指在理論和實踐上不懈追求,為黨、人民和國家探索未來的道路,那麼我是;
如果,總書記是指竭盡全力密切聯繫群眾,想方設法贏得人民支持,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建立在磐石之上,那麼我是!
從我內心來講,我當然願意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為黨挑更重的擔子。不過,我尊重現有的體制,珍惜團結安定的大局。我的政治生命,並不完全取決與我的努力和成績,更多的是取決於上級。
親愛的重慶人民,尊敬的全國愛國者,等我被七手八腳地摁倒於塵埃之中的時候,一定會有人嘲笑你們:你們不是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專制、抵制西方民主制度嗎?現在體會到沒有選票的悲哀了吧?沒有選票,你們都不能直接支持你們的領袖、把他推上高位!
那麼,你們應該怎麼看待發展民主和政治改革的問題呢?
只有在公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人民實現共同富裕,更多的人成為中產階級的條件下,普選才有可能是真正的民主。說到底,民主選舉是工具理性,是實現價值的形式,並非價值本身。我們必須承認,歐美資產階級的民主選舉制度,極其成功地維護了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而且暫時似乎還要繼續維護下去。那麼,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能否採取適當的民主形式,有效地維護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過程中,在這個問題上探索得不夠充分。毛澤東做了偉大的嘗試,這就是文革。文革問題極多,也失敗了,但是至少留下了唯一一個不是靠警察和特務嚴密控制,卻保證了高度穩定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沒有文革,蘇東劇變的風潮已經把我們國家打倒在地。
鄧小平同志廢除了領導幹部終身制,最終建立了領導人有序交接班的制度,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目標是什麼呢?應該是實現人民能有效維護自己的根本利益,人民和政府之前的有效溝通,人民對政府的有效監督,最終,是人民能直接選舉國家最高領導人。
今天中國政治改革的難處,歸根結底,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人民民主選舉和實現黨的領導之間的矛盾。
我們目前的政治制度實質上還是小圈子裡的民主,領導人的產生靠的是長期的培養、選拔、接班機制。其優點不多贅述,其缺陷有四點,其一是最高領導人的產生過程事實上缺乏人民意志的表達。其二是一旦出現能力較強、雄心勃勃、願意在最高的位置上為黨和國家出力的人,就沒有制度上的出路,這必將導致我們國家會錯過很多有能力的領導人選;其三是黨和國家有被既得利益小圈子劫持的危險;其四是一旦既定接班人發生意外,倉促之間產生的替代者將缺乏足夠的權威。
有人說,我們可以發展黨內民主,然後由黨內帶動全民民主。我敢斷言,這是死路一條。黨內民主的最高形式是全黨直選總書記,而總書記是事實上的國家最高領導人,也就等於是全黨選舉了最高領導人。這樣一來,黨內黨外民主權力的巨大落差,立即使中國共產黨成為全民的敵人。
有人說,我們可以從基層發展民主,從村政府到鎮政府到縣政府最後到最高領導人。這將如何保證黨的領導地位?如何處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萬一將來選出的最高領導人不是黨的人怎麼辦呢?
提出這兩條路線的人,不是沒有腦子,就是別有用心。
我認為,積極可靠的制度,還是現有制度基礎上,實質上的最高領導人的產生過程——選舉總書記的過程,體現人民的意志,這樣能很好地實現人民民主和黨的領導的相容,實現直接選舉領導人和間接選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相容,實現中央培養選拔和個人雄心的相容。
假如,我們的黨有這樣的制度,今天重慶在組織紀律方面受到的猜忌就不會存在,重慶的探索和實踐就能被更好的正視與研究乃至推廣;國內外敵對勢力也將難以找到攻擊用間的縫隙。
假如,我們的黨有這樣的制度,我願意向全國黨代會闡述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和中央培養的接班人做和平理性的辯論,通過中央電視台的直播,由全國人民投票表達意願,勝出者出任總書記主持政治局會議並綜合各方面意見組成新的常委會。
有全國民意的支持,新的總書記具有天然的權威性。
歷史沒有如果,大勢已經造成。我足踏荊棘,已經走過艱難的路;這段行跡,已經足以昭示後人。為了我們的人民,為了我們的黨,為了我們的國家,我願意一個人踏上祭壇,承受歷史的代價。
任何時候,不要絕望!我想和大家分享昨晚接到的一個短信,很像是魏晉時期的四言小詩: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除有時;殺害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悲傷有時,歡樂有時;哀慟有時,舞蹈有時;同房有時,分房有時;親熱有時,冷落有時;尋找有時,遺失有時;保存有時,捨棄有時;撕裂有時,縫補有時;緘默有時,言談有時;愛有時,恨有時;戰爭有時,和平有時!
親愛的重慶人民,尊敬的全國愛國者,你們不必太久地為我悲傷,你們要為自己而戰。你們要捍衛屬於自己的共有財產,你們要捍衛社會主義國家。
等到那一天,他們會當眾打我的耳光,其實打在他們自己臉上;他們會向我吐唾沫,最終吐到自己臉上。
當我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他們一定在我的左邊釘個小偷,右邊釘個強盜,那時候,重慶人民和全國的愛國者啊,你們要是還認得我的本來面目,那麼,我的一隻眼睛流着受傷的鮮血,另外一隻眼睛一定流着感激的熱淚。
我願意回歸塵土,這片睡着先賢和烈士的土地是如此溫暖芬芳。
將來人們回顧歷史的時候,因我的存在,共產黨幹部遭受的恥辱要稍微減輕一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共重慶市委書記
薄熙來
2012年3月14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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