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想拿起笔来写写我父亲。倒不是学习鲁迅弃医从文，而是我始终未能摆脱父亲苍凉的一生在我心上刻下的痕迹。

父亲大概从来就没有体验过幸福，但他或许也道不出什么叫痛苦，否则他以红薯叶下面条就不会吃得那么津津有味了。如果一个人从心灵到肉体都彻底麻木了，还会有什么要求？还会为自己争什么基本人格和权利，做哪怕最低限度的挣扎？

据父亲的同学说，父亲在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学习成绩优异，才华出众。作为校学生会主席，他可以在千百人面前侃侃而谈。毕业后，他因工作出色而晋升为一小镇的小学的教导主任。但在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中，他因向上级提了意见，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从此开始了悲剧的一生。我这个生不逢时的“倒霉蛋”正是在这时来到了人间。从略为懂事开始，我就丝毫没有感觉到父亲曾经有驾驭命运、叱咤风云的能耐。我眼中的父亲懦弱、缺乏灵气，甚至没有思想。

我记得，父亲常带着一枚“反革命分子XXX”的徽章，白底黑字，从大街上过时，被人指着脊梁喝骂：“XX璋，不盖章！”或“打倒反革命！”这些嘲弄和叫骂对父亲来说可能只是皮毛浅痛，但对于年幼而自尊心很强的我来说，真是无法接受。我也像其他“反革命”的“狗崽子”一样抱怨过为什么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每当我路过父亲学校门前的那一段街区，受到别人的冷嘲热讽时，会止不住眼泪一个劲儿往外冒，又不得不硬吞进鼻腔、咽进肚里。

父亲忍气吞声、任劳任怨、勤劳质朴。我怎么也想像不出，像他这样唯唯喏喏、诚惶诚恐的人怎么会犯错误，还成了反革命！命运就是这样，可造就人，也可毁灭人。特殊的经历和环境磨掉了父亲的灵气、淬死了他的思想。在学校，他没有权利教育人，连临时工炊事员都可以对他吆三喝四。他和扁担、锄头和菜刀结下了缘份，担水挑柴、买米买菜、推磨推碾、打钟摇铃、刻印謄抄，早上五更必起，入夜人静才归。他是学校一呼即应、随叫随到的勤杂工。南方的盛夏，水贵如油，为师生们能有水喝，父亲要深夜排长队，下到井底一瓢一瓢把水舀出来。数十年如一日，两手老茧、两肩霜花。除了为学校的公事打杂外，他还得给老师、校长、甚至学生帮忙干私活，那都是些重活和累活，忙完后却连一声谢也捞不着，人们怕落下个兴（坏分子）划不清界线的罪名。

在外忍辱负重，在家也不平静。母亲秉性急躁，且[政治觉悟]高。当父亲刚戴上[帽子]时，她竟不许父亲进家门。直到多少年以后，风声不那么逼人了，气才渐消。父亲数月半载才能回家一次。每当这时，我都分外高兴。不是因为父子情（那时我也麻木了），而是父亲每次回来都能带回大量水果、蔬菜，或煤炭柴禾。我在家排行老大，洗衣涮碗、买米挑柴都是我的责任，父亲弄回煤和柴，可以省出我的麻烦。父亲每个月只有二十三元钱，他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除了给家里买些东西，全都如数交给母亲。母亲则因受外界压力而变得性格和心理扭曲，总是没有好脸给父亲看。我们兄妹亦狐假虎威，也不给父亲好言好语。我深记着一件事：一次父亲批评我，我耿耿于怀，竟满地写开打倒他的标语。今天只要一想起来，就不能原谅自己。尽管懂事之后，我一千遍地忏悔，也于事无补了。父亲在他的一生中，从亲骨肉那儿都不能得到一丝温暖、一丝谅解。虽然我也尝过人生的辛酸，我成绩优秀，却迟迟加入不了共青团，母亲是班主任，却不能让自己的儿子推荐上初中……但较之父亲绝望般悲凉的一生，实在是不值一提。

父亲一生既无建树、也无祈求，走完一生时，还不到六十岁。[四人帮]倒台后，他终于被平反，重新走上了讲台。然而他秉性难移，旧业不忘，仍然为学校刻写謄印，帮厨打杂；一直到肝癌把他逼到病床上，他还对前来探望的同事和领导道歉说，拖延了刻印学生的辅导材料，待病愈后一定加班加点补上。

父亲作古已有十年了。我常做恶梦，梦到他仍然未能超脱人生的苦难，醒来后我真想说那句我从未曾对他讲出过口的话：父亲，我好疼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