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之死仍是谜：苏联人带走尸骸受质疑
希特勒之死是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标志着纳粹德国的彻底灭亡。但由于希特勒一直“死未见尸”，所以长期以来，就其死亡时间、死亡方式、尸骸去向等问题，产生出种种虚妄的猜测、荒诞的故事和离奇的传说。事实上，国际史学界从未停止对希特勒之死的严肃研究，现对西方相关实证史学研究做一简单的梳理、回顾，有助于我们澄清认识，进一步了解事实的真相。
西方实证史学对希特勒之死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二战结束至上世纪6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对希特勒之死的记载多采信英国学者罗珀的研究成果。罗珀认为，在纳粹帝国末日降临的时刻，希特勒向嘴部开枪自杀身亡，其尸体被焚烧殆尽，所剩骸骨无迹可寻。
H·R·特雷弗·罗珀，二战前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青年历史讲师；二战期间，在英国的秘密情报部门服役。二战后，他受到英国情报部门的委托，赶赴柏林调查希特勒死亡的真相。罗珀走访、讯问了不少当事人，主要包括那些在帝国末日来临之际，和希特勒一起在帝国总理府地堡中生活过的政治家、军人、秘书以及勤杂人员等。1947年3月，罗珀出版了《希特勒末日记》一书。根据该书记载，1945年4月30日下午3点30分，当希特勒的侍从林格打开房门的时候，发现希特勒已向嘴部开枪自杀身亡，其妻埃娃·布劳恩吞服了氰化物毒药，也已经死去。随后，希特勒的副官京舍、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阿克斯曼等人进入房间。根据希特勒临死前的嘱托，他们搬出希特勒夫妇二人的尸体，在地堡出口附近的空地上浇上汽油加以焚烧。罗珀认为，焚尸灭迹的工作做得相当成功，“已经没有被人发现的危险了”。罗珀的叙事、结论是以实地调研为基础的，无疑具有很强的可信性和权威性，因此，该书一经面世就大受欢迎，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直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罗珀的说法在西方都是一枝独秀，无人能够撼动。
上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末是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苏联的某些调查结果渐渐浮出水面，这些结果显示，经确认的希特勒尸体有服毒迹象。对此，西方学者的反应不一，有的表示强烈质疑，仍维护罗珀的观点，有的干脆摆出分歧，回避激烈的争论，还有的学者综合了东西方的两种认识，试图给出第三种解释。
1968年，苏联记者列夫·别西缅斯基在西德出版了《阿道夫·希特勒之死》一书，书中透露了迄今为止西方知晓不多的、苏联政府和军队在战后调查希特勒之死的某些情况。根据他的记载，1945年5月5日，在帝国总理府花园内地堡出口附近的弹坑内，苏军发现了两具尸体残骸，认为是希特勒及布劳恩的尸体。苏联人找到了尸体颅骨中的牙齿，由此确认了这两具尸骸的身份。苏军验尸专家还对尸体进行了解剖，根据男尸颅腔内发现的安瓿碎片，及尸体散发出来的苦杏仁味道，他们认为，死者因氰化物中毒而死。报告还提到，男尸的部分头盖骨失踪了，但在现存的尸骸中，找不到中弹的痕迹。以上结论一经传入西方社会，就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针对别西缅斯基的颠覆性说法，德国历史学家维尔讷·马泽尔提出了强烈的质疑。首先，他认为，当年希特勒自杀后，尸体被焚烧得非常厉害，脸部根本就烧光了，残余的头部及身体其他各部也高度碳化。在焚毁加掩埋后，再从尸骸嘴中发现安瓿薄壁玻璃碎片是不可能的。其次，马泽尔指出，1971年10月，当年帮着苏联红军鉴别希特勒牙齿的牙科技师埃希特曼翻供，说他不能肯定那就是希特勒的牙齿。最后，尸骸检测报告显示，该男尸缺左侧睾丸，而马泽尔出示了希特勒1944年的外科体检报告，报告显示，希特勒的身体各项器官未见异常。根据上述质疑，马泽尔断言，苏联人找到的所谓希特勒遗骸，根本不是希特勒本人。有关希特勒的自杀方式，马泽尔还补充道，他不排除子弹打在太阳穴上的可能。
与马泽尔的全盘否定不同，另一位西德学者约阿希姆·费斯特对别西缅斯基的说法持谨慎的态度。在研究中，他干脆摆出上述分歧，不予评论。还有的研究者，如美国人詹姆斯·奥唐奈，试图将枪杀说和服毒说糅合在一起，对希特勒之死做出第三种解释。这些说法都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未能平息学界的争论。要想打破僵局，形成新的研究局面，也只有等待新材料、新证据的出现了。
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所藏希特勒之死档案随之开放。这些档案显示，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史家们对别西缅斯基的揭秘式研究的质疑是颇有道理的。苏联现存档案中证据不足，不少证据前后矛盾，不足以支持希特勒服毒自杀说和希特勒尸骸发现说。在诸种口供、证据中，能够令人信服的是，希特勒向右侧太阳穴开枪自杀身亡。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第三阶段的研究多采信了这一点。
战后，苏联方面为了找到、确认希特勒的尸体，为了证实希特勒确已死亡，做了大量的秘密调查、审查工作。在苏联政府档案开放前，学界根本无从知晓调查过程的全貌，即便是别西缅斯基对此也只略知一二。事情的开始正如别西缅斯基所描述的，战后苏军找到了被认为是希特勒和布劳恩的尸骸，通过解剖判断，二人系服毒自杀。但在随后进行的尸体器官组织提取物化验显示，这两具尸体均未含有氰化物。档案中的这一点，不仅推翻了希特勒服毒自杀说，更让人怀疑这两具尸体的真实身份。为了确认希特勒已经死亡，苏联方面不仅做出了寻尸、解剖、化验的努力，还完成了一系列的审讯、现场指认、刑事鉴定工作。上述调查结果都支持希特勒开枪自杀的说法，苏联方面的结论是，希特勒向右侧太阳穴开枪自杀，他的妻子埃娃·布劳恩服毒自杀。
鉴于苏联档案在希特勒之死问题上暴露出来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西方史家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多不采信服毒自杀说和尸骸发现说，而是对罗珀的学说稍加修正，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提法。例如，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现代史教授克肖在其力作《希特勒》一书中，采用了最保险的说法，即德国巴伐利亚州贝希特斯加登地方法院于1956年做出的结论：1945年4月30日下午，约3点30分，希特勒向右侧太阳穴开枪自杀身亡。这个结论与苏联方面进行的现场刑事鉴定结果一致。至于尸骸的去处，克肖采用了现场目击证人的供述，尸骸被长时间焚烧，烧毁的程度“令人吃惊”，“用脚轻轻一碰，就散了架”，而且根据京舍的猜测，在苏军重炮的轰击下，总理府花园内的尸体残骸早已化为齑粉，不知所踪了。苏联人将希特勒尸骸带走的说法受到西方学界的质疑。
(李维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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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背后推手也许是神秘的外星人
作者：苏言 徐刚
英国文豪莎士比亚曾在名剧《哈姆雷特》中借哈姆雷特之口对人类发出了一连串由衷的赞叹，然而直到今天，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尤其那蕴藏着无穷潜能的脑内空间依然知之甚少。有人试图通过研究爱因斯坦的大脑，揭开人类智力的谜团，但结果令人惊讶：是谁赋予了我们惊人的思维能力？又是什么在暗中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原来我们并不了解自己，从远古时代流传至今的神也许真的存在，只是他的真容并非我们一贯想象的那样。
扪心自问，我们人类究竟是谁？我们从何处借来了发达的大脑和智慧，拓展了这颗生存的星球？在从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把自己尊为宇宙里的超级生命，只有一个虚无的神支持着信仰。但是当人类所有的知识越发无法解释我们自身隐藏的矛盾和秘密时，那个“神”便从虚无走向了具体。
我们的祖先在很早的时候就见过他们，但是现在我们才了解，他们并非来自天国，而是外星。
天才们的背后
195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美国普林斯顿与世长辞。有人认为他是自艾萨克？牛顿以来最伟大的学者：他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他对理论科学的认识远远超越了他所在的年代；他在1905年提出的著名质能方程式E=mc2，直到100多年以后才被德国、法国和匈牙利的科学家们证实为出奇地正确；他同时也是一位出众的哲学家。
就在这位科学天才逝世后不久，一位名叫托马斯？哈维的病理医生未经任何人许可，就在验尸过程中私自取下了他的大脑。哈维希望将这颗大脑保存下来，以便未来人们通过研究找出爱因斯坦如此聪明的原因。
虽然做得隐秘，但哈维的偷窃行动没多久就被美国政府得知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受到干预。随后，哈维对爱因斯坦的大脑进行了测量和拍照，并把它切成240块，装在显微镜载片上送给各个领域的科研人员进行分析，而他自己由于经常搬家，也时常带着大脑切片以及许多相关的资料来往于美国各地。然而哈维不知道，这一切其实都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之下。在他第一次将大脑带出实验室，准备横贯美洲大陆送往西海岸的科研机构时，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竟然秘密跟踪了他4000公里。直到1998年，爱因斯坦的大脑才终于回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医疗中心，一直保存至今。哈维于2007年去世。
在爱因斯坦逝世的时候，遵照他的遗嘱，没有举行葬礼，没有建立墓地和墓碑，并把骨灰撒在了永远保密的地点，以免让他的埋葬处成为无数崇拜者的圣地；可惜事与愿违，哈维破坏了爱因斯坦的全部打算，尽管肉身已成灰烬，最终他的大脑还是被供奉在了实验室最重要的位置，令无数科学界的景仰者以研究的名义继续着无上的膜拜。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爱因斯坦大脑的兴趣反映了人们对高智能的尊崇。1905年，只是瑞士专利局一个普通技术员的爱因斯坦发表了五篇跨时代的论文，一举开启了相对论、量子理论和布朗运动理论三个新领域的大门，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为科学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纪元。然而在当时，原子和分子的真实性都不明确，相对论更是无人能懂，谁能想到一个人的思维可以领先一个时代这么多？也难怪100年以后的2005年被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盟定为世界物理年，以纪念爱因斯坦里程碑式的发现；更难怪很多人像迷信上帝般相信，爱因斯坦是整个20世纪唯一的天才。
一直以来，人类都无法忽视我们自身在智力方面的差异。每一个时代，仿佛上天注定一般，总会有一些“天才”横空出世，将整个人类文明带往更高的境界——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所谓的天才究竟来源于什么？
对爱因斯坦大脑的研究便是基于这样一个疑问，但是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结果并未带来什么具有说服力的发现。这颗大脑与常人并无明显差异，除了相对更加健康，甚至重量还要稍小一些。也就是说，从大脑的构造中，并不能有效地说明天才的成功之处究竟为何。
而联系到常常被用来和爱因斯坦比较的17世纪另一位伟大物理学先驱艾萨克•牛顿爵士，科研人员倒是发现了他们身上的一些共同之处：这两位著名的学者竟然都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这种精神病症导致他们的思维和理解模式异于普通人，以至于难以和人进行沟通。他们不能理解我们所表达的意思，当然我们也无法进入他们的世界。但是在另一些旁人看来极为高深的领域，譬如高级数列组合、化学分子结构，他们却玩得游刃有余，并乐在其中，让别人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天才总是寂寞的，但你不能把他们都归入精神病的范畴，虽然历史上大多数伟大的人物都或多或少地精神不太正常，例如拿破仑、亚历山大、陀斯妥夫斯基……那又该如何为之定义？
托马斯•爱迪生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天才是百分之一的天分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但这句话或许只对他自己适用。如果真的没有那百分之一的天分，剩下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只是无用功；而对天才而言，勤奋应该是生活的另一种乐趣。
从上世纪中期开始发展壮大的基因理论似乎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把所有的差异归结到基因上，但仍然没有直接点明天才的成因，因而也就不能缓解人们内心深处的担忧：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不再有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出现，人类的文明是否也就走到尽头了？
尽管现在这听上去好像是杞人忧天，但回顾玛雅文明的例子，也有人认为是那个社会中拥有高智商的文化阶层的没落直接导致了文明的整体衰落，而这样的事发生在如今这个时代也并非全然没有可能。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当今全球的每一个国家都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视基础教育，为了提升全民素质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罢了，教育的真正意义在于发现和培养天才，从而通过他们赋予文明不断进步的动力。虽然科技总能让这一代的傻瓜超越上一代的精英，但如果某一代只剩傻瓜了的话，那么世界离重归原始也就不远了——英雄造时势，总是不变的真理。
可惜的是，对爱因斯坦大脑研究的失败告诉人们，天才终究无法被复制，他们的形成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究竟是什么在背后控制这一切我们却不得而知。
于是另一些科学家把疑问投向了地球以外的空间：如果一些假设表明，人类的出现或许与地外文明相关，那么是否有可能是外星人在用这种方式——选择性地将一些才能出众的人投放到地球——引导和操纵我们的文明进程？
即使艾萨克•牛顿这样卓越的物理学家，晚年同样从理性的实验中回归到对上帝的信仰，但从他的笔记中人们可以读出，他相信一个理性的世界，但必须以主动的理性去理解，可这“主动的理性”究竟为何？它所指向的大概未必是世人眼中的上帝。爱因斯坦虽然表示他不信奉宗教，却又有些矛盾地说：“有一个无限的高级智慧通过我们脆弱无力的思维可以感受的细节来显示他自己，对此谦卑的赞美构成了我的宗教信仰。”这些伟大的学者们虔诚的话语中所指的，是否是那个隐藏在人类视线以外的高等外星文明呢？
有研究显示，在西伯利亚的某个不知名的小镇，俄罗斯政府一直在秘密训练一些具有特殊能力的儿童，一方面基于培养未来社会精英的考虑，另一方面也试图和那些孩子们背后的神秘力量取得联系。没有人知道俄国政府从这个实验中收获到了什么，但大多数知情者肯定了这种力量的存在。
于是一些人相信，天才的诞生绝非偶然，而是外星人通过无法想象的手段将他们的智慧借助这些杰出的大脑植入人类社会，虽然这些大脑看上去和我们并无二致。这些才能卓著的人为整个社会创造出巨大的价值，也自然成为世界的精英步入领导者的行列。利用他们的能力和影响力来遥控人类文明的走向，是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对人类来说，可能也是一种双赢。在工业发展导致地球生态平衡被打破、环境遭受重创的时候，总会有精英分子率先将环保理念遍布全球，尽管大多数人或许还未意识到这一点。但这些精英们真的仅仅是从人类的角度出发吗？克制强烈的利己主义、无限的欲望和贪婪，把地球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似乎不像是人类的觉悟，那么一定有谁在背后指导着这一切，地球生态的平衡也必然和他们息息相关。
尽管这种假设无法完全以理性的证据来解释，但也同样无法否认，在文明的更高处，难免有一双眼睛从亚特兰蒂斯和玛雅时代起就一直在注视着我们，注视着这星球上的一切。
暗中的拯救者
1908年6月30日，俄罗斯西伯利亚埃文基自治区。
这一天早晨，几个正在贝加尔湖北岸的当地人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壮观景象：一个巨大的火球划过天空，亮度超过初升的太阳；几分钟以后，一道强光照亮了整个天空，随即便是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爆炸的气浪席卷了几百公里的范围，一些当地居民的窗户玻璃被震得粉碎，甚至有人看到在很远的地方有一朵灿烂的蘑菇云在天空中升起。他们惊恐万分，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以为世界末日已然降临。
爆炸立刻被欧亚大陆地震站所记录，而远在英国刚刚发明安装的气压自动记录仪也侦测到了极其不稳定的气压，证明是由这场爆炸引起的。随后的几个星期，俄国西部乃至整个欧洲的夜晚亮如白昼，甚至深夜里读书都不必开灯；同时，美国的威尔逊山天文台也观测到大气透明度连续降低了好几个月。
然而在那个年代，由于爆炸发生的地点太过偏远，再加上欧洲政局风雨飘摇，所以并没有引起多少人关心。直到1927年，俄罗斯科学院的矿物学家库列克才深入西伯利亚调查这起事件。由于爆炸发生在通古斯河附近，所以以后的科学家们将之命名为“通古斯大爆炸”。
开始时库列克认为这可能是一次陨石撞击事件，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在周围发现任何陨石坑。一般来说，能造成如此巨大冲击力的陨石不可能在大气层中完全烧尽，但搜寻了良久，库列克始终没有找到期望中的陨石坑。
到了五六十年代，另一支调查队在这个地区发现了许多极细小的玻璃球，里面含有大量的镍和铱，从而断定他们来自地球以外。而根那迪•普列克哈洛夫的研究报告则证明，这里没有异常辐射，所以，这不是一次自然的核自爆现象。而1975年，以色列的科学家分析了地震波的资料，确信这场爆炸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000枚广岛原子弹。究竟是什么引发了这样一场惊天动地的爆炸呢？100多年来，这个疑问始终没有很好的解释，科学界普遍的看法是：一颗彗星在通古斯河上空5～10公里处的爆炸导致了此事。
然而有一些科学家坚持认为通古斯爆炸不是彗星撞击。1945年，前苏联军事工程专家卡萨茨夫第一次表示，他确信这就是一场核爆，因为它与广岛原子弹爆炸时的种种迹象极其相似。然而人类的第一颗原子弹1945年才试验成功，几十年前，地球上不可能有这种超级武器，因此卡萨茨夫断定，这次核爆是由一艘访问地球的外星飞船引起的。
这个观点勾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尤其是俄罗斯科学家、通古斯空间现象基金会主席尤里•拉维博士。经过多年的研究，拉维反复验证了卡萨茨夫的观点，并做出了自己的猜测：这场核爆的确是由外星人引起的，而目的则是为了摧毁一颗撞向地球的陨星。
拉维博士提出了相关的证据：他在大爆炸现场找到了多块石英碎片，部分碎片上穿有小洞，就好像可以串成一线那样，上面还印有奇怪符号。拉维博士认为这些碎片是外星飞行器控制板残留物，如果将它们拼凑起来，便会成为一幅协助外星人在太空航行的地图。由此他相信，有可能他们使用飞船撞毁了这颗陨星。“以人类技术无法将这种符号印在晶体上。此外我们还找到铁硅酸盐(Ferrum Silicate)，(这种物质)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不能产生，除了太空。”拉维博士这样论证了他的观点。
尽管这个假设发表后愿意支持它的人并不多，但是UFO专家，曾于1991—1994年间领导英国UFO入侵防御部的尼克•波普则表现得非常谨慎。他说：“通古斯事件是世界上最大的谜团之一，之前人们都认为导致此事的原因是一颗在大气层中自然爆炸的彗星，一个微型黑洞或是一种反物质，所以(拉维博士的)说法总会令人觉得奇怪而不可思议，但我们还需要对现场发现的这些石英片做更多的调查才能证明(这种说法)是否可靠。”
虽然无法证实，但是通古斯爆炸确实给了人们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一些人甚至将它比作俄罗斯的罗斯威尔。耐人寻味的是，前苏联政府也并未对此事发表过明确的看法，因而通古斯的神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点也不逊色。
事实上，拉维博士的假设相当令人深思。如果成立，那么人们将有理由相信，在地球以外，外星智能生命不仅仅在关注着我们，而且有能力也完全有可能影响我们生存的星球。在危机到来的时候，也许人类已经不止一次被拯救，只是我们根本不知道罢了。
人类究竟是什么？这从来就是一个难解的命题。从柏拉图“两条腿而无羽毛的动物”的简单定义演化至今，我们却越来越不知道自己的归属。
我们曾相信自己是宇宙中存在的唯一高智能生命体，但如今这个信念也在一点点被模糊，因为了解越深，就越无法解释存在于我们身体和心灵中的各种矛盾。
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科学研究证明，人的大脑只有10%能被真正利用，而且只有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才做得到，一般人的应用率只在3%，达到5%你就已经相当聪明了。那剩下的90%呢？几乎完全处在被封闭的状态。
试想，如果人们可以充分开发脑内空间，那么我们文明增长的速度将是爆炸式的，而且再也不需要期待什么天才，但我们始终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大脑研究专家的实验结果令人沮丧。依照人类目前的身体状况，无法承受对大脑的过度开发，一旦开启那90%的区域便意味着生命的终结。除非我们的身体可以进化到与之相匹配的程度，否则那90%的脑内空间永远是一个智力的禁区。
深入去想，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既然我们的大脑蕴藏着如此巨大的潜能，为什么却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身体来承载这种思维能力？难道说，是某种来自太空的力量控制了我们的身体？而这种控制的意义何在？是否是对人类的另一种救助，令我们免于由于获得无法控制的强大思想力量而导致的堕落和毁灭？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被骄傲自大蒙在鼓里，如今才似乎渐渐找回了自己的正确位置。但我们能够谦虚地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也许并非科技与社会的进步所带来的觉醒，而是因为外星智能生命已经决定从暗处现身，将他们的目的昭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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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祠：至今不知中央怎么决定逮捕江青
张耀祠说：“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我至今不知道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
10月6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并没有像传闻中所言“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所以，根据当事人张耀祠回忆，拘捕江青毫无戏剧性！
汪东兴布置另一批人马埋伏在中南海怀仁堂。当晚以在那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使前来开会的江青的同伙、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落网。
姚文元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据告要讨论的是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需要主管宣传的姚文元列席会议。姚文元来到怀仁堂时，也被拘捕。
这样，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在北京中南海，干脆利落地拘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
笔者再三问张耀祠：“汪东兴对你所说的‘中央决定’，粉碎‘四人帮’，这‘中央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是谁作出来的？”
张耀祠说：“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当时，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执行命令，拘捕江青。我不会也不可能向汪东兴问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当然，我去拘捕江青，除了执行中央的命令之外，我本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也早就看不惯江青的所作所为。所以，我执行中央的命令非常坚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也没有向汪东兴问过‘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向来遵守纪律，不该知道的事情从来不问。所以，我至今不知道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
依据张耀祠所说，汪东兴理所当然知道中共中央是怎样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定的。
1984年6月15日，汪东兴在医院里曾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这样说：
关于行动的情况是这样的：1976年10月6日下午8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一个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张春桥先到，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
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臂押到大厅里。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的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
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里解决。结果，姚文元也来了。我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帅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他听完后好像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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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并非上吊自杀身亡
——秦城监管“两案”主犯内幕
生活上的优待没有了
1976年，何殿奎是秦城监狱管教科科长。据他介绍，这个职务主要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大家都在一线，6个监区(编号从201到206)各有负责人。他负责的204监区，当时主要关押的是林彪集团嫌犯。
林彪的“四大金刚”，是1976年12月29日被送进秦城监狱的。
几天前，监狱已经开会做了周密布置，宣布了几条规定，包括：犯人不准抽烟，可以吃水果；犯人看病在复兴医院和北京医院；犯人到时要把他们的领章帽徽全部摘下来。
29日当天上午，何殿奎的工作是给警卫讲课。看守204的是一个中队的战士，约有八九十人，何殿奎跟他们没有上下级关系，主要是业务指导。他教育这些对政治一无所知的年轻战士，要跟犯人划清界限，谨防被拉下水；不要跟犯人聊天，但犯人有什么言行和活动要记录下来。
当晚7点30分，204监区迎来了押送黄永胜的车队。8点30分，李作鹏被押送到。
晚些时候，吴法宪和邱会作也先后押到，但关押地是201监区。
黄吴李邱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人民大会堂被捕的，分别被关在北京卫戍区的不同地点，接受隔离审查。“四人帮”倒台后，他们以为自己的问题应该解决了，所以对入狱都毫无思想准备。
吴法宪后来向何殿奎透露了当时的心情：“来前他们说是中央首长找我谈话，我当时心情特别激动，误认为是要解决我的问题，结果相反，把我关进了监狱。我有罪这是事实，但不应该骗我嘛。”
大约几个月后，监狱做了调整，把林彪集团的嫌犯都集中到204，吴法宪和邱会作此时才迁出了201，搬到了条件较好的204，房间大了一倍。江青集团的则集中到203。
204是一座三层的青砖楼房，呈倒U字型，每层有监房15间。26名主要嫌犯住在二、三楼，其他的住在一楼。
黄永胜的编号是7601，住二楼中；吴法宪7602，住二楼西；李作鹏7603，住二楼东；邱会作7604，住三楼西。
彼时的204监区，跟“文革”前不同，生活上的特别优待没有了。
房间的地毯没了，裸露着水泥地。沙发床换成了低矮的单人木板床。海参、鱼翅等“特供”伙食更没有了。不再发柠檬茶和方糖，喝白开水。
邱会作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在秦城五年，过的是真正的饥寒交迫的囚徒生活。吃的是冷食、粗食，很少见肉。大冬天连袜子都没有。吴法宪也回忆，冬天暖气不足，冻得不行；夏天屋里温度则达到40度。
然而，何殿奎却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犯人的伙食标准为每人每个月30块钱，所有人都一样。通常，早餐是稀饭馒头就咸菜，偶尔吃一次油条。中餐和晚餐一般为两个菜，一荤一素。每次由三个值班员推着餐车在三个楼层中同时送餐，为的就是怕饭菜变凉。
冬天，因为屋子背阴，秦城监狱里一般早于市政开始供暖，一直要到4月里。夏天，也不是太热。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建筑质量很好，房顶之上盖有一层很厚的隔热瓦，跟天花板之间的空间大到一个人可以猫腰走过。顶上还安装有巨大的抽风机，用于通风。
监狱夏天统一给犯人发白布裤、短裤和汗衫，冬天发棉衣裤、棉鞋，可把夏天的单衣单裤穿在里头，至于毛衣和秋衣裤，那确实没有。鞋袜穿坏了就发新的。
放风和看病
黄、吴、李、邱唯一享受的特殊待遇，要算放风。
天气好的时候(周末除外)，犯人每天都要放风。监区里有专门的放风场，但这4个人不在狭小的风场里放，而是在院子里的小路上放。
按习惯，黄永胜在楼东边的小路上，李作鹏在西边小路上，吴法宪则在中间来回走。邱会作不爱出来放风，他有胃病，“老嚷不舒服”。
放风的时间也是错开的，犯人绝不能互相照面。但具体时间和长短，一般不加限制。冬天一般在太阳好的上午，夏天则在凉快的晚饭之后。通常，何殿奎先安排黄永胜放风，然后是吴法宪，再是李作鹏，最后是邱会作。
在长期的相处中，何殿奎逐渐摸熟了这几个人的脾气。
在他眼里，黄永胜爱摆“老革命”的资格，有机会就要向工作人员发泄不满，而且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所以，他告诫下属，要“知而不理”，如实向上级反映就行了。他印象中，黄在生活上“比较讲究”，经常挑剔伙食，对不爱吃的东西不仅不吃，还说什么“不让人活下去”，甚至绝食过。
李作鹏则很“沉闷”，不爱跟工作人员说话，但是很服从管理。放风时让他停就停，让他走就走；一日三餐，给多少就吃多少，如果问他够不够，他的回答就一个字“行”，就好像“没有任何意见的机器人”一样。
实际上，这个看似没有意见的人，却在自己的回忆中透露，他悄悄在床底下藏了一件白汗衫，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诗和回答审问的提纲(发给犯人的纸都是编号的，必须全部收回)。
但对此，何殿奎却认为没有可能。他说，监狱一周要对监房进行两三次检查，一般在犯人放风时查，怎么可能藏得了写满字的汗衫？
在何殿奎看来，4个人中最不爱说话的是邱会作。他永远只说，“我今天胃不舒服了”，或是，“我要吃软一点的食品”。
其实，邱会作远非无话可说。多年后，他在自己的回忆中用了很多狠话来形容这里的生活，同时也记录下了别人对他的好处。比如，为了解决他冬天不吃冷食的问题，监狱专门设有电炉子给他加热食物。而且，有的监管员不仅将饭菜加得很热，还是跑步送来的。
但何殿奎认为，好话也不是事实——没有电炉子加热之事。
江青之死
在秦城监狱度过4个寒暑之后，1980年11月，“两案”（“文革”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公审在即。
11月19日晚，10名被告——林彪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和江青集团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吃过了晚饭，换下了黑色囚服，换上了一套新发的灰色衣裤。
天黑之后，一个由30多辆车组成的车队，从秦城监狱浩浩荡荡出发了。每个被告乘坐一辆车，前后各有一辆备用车，以备车坏时替换。沿途早已戒严。
何殿奎坐在黄永胜所在的车上，处于车队的前方。驶到小汤山西边的白山时，要经过一个大转弯。他回头望去，只见车灯闪耀成一条长龙，望不到尾。
车队过小汤山，西拐到沙河，过沙河大桥，到北太平庄，往东进安定门，过美术馆，走南池子，抵达了位于正义路7号的公安部。
10名被告被安置在公安部北大楼一楼由办公室临时改成的10间宿舍里，离公审的大礼堂只有50来米远。
何殿奎是这次看管被告的两个总负责人之一，负责值后半夜的班。12点交班时，他发现江青还没有睡觉，在屋里来回走动。他担心她第二天会以有病为由抗拒出庭，要求她必须睡觉。他告诫说：“如果你到时候耍赖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抬也得把你抬到法庭上去，好让全国人民看看你的表演。”江青回答说，确实睡不着。何殿奎让医生给她吃了安眠药，不久她就睡着了。
第二天，特别法庭开庭。经过近两个月的审理，于1981年1月25日进行了宣判。黄永胜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李作鹏、吴法宪被判处17年，邱会作被判处16年。
从1971年被捕，到1981年判刑，4人已被关押10年，均已超过刑期的二分之一，因此，宣判当年就被保外就医，于八、九月间出狱。黄永胜被安排到青岛，吴法宪到济南，李作鹏到太原，邱会作到西安。
江青则于1984年保外就医，但没有离开秦城监狱，只是在监狱内换了一个地方。“出去的话，谁能管得了她啊?”何殿奎说。
监狱二门里，有一个独立的小院，原来是战犯洗衣房，有100平方米左右，战犯全部释放后一直空置着。此时经过装修，被隔成了三间屋子，用以安置江青。最东边是活动室，有电视，中间是工作人员的值班室，最西边是江青卧室，带卫生间。卧室和值班室之间的隔墙一米以上全是玻璃，江青的所有活动都看得清清楚楚。一个4人小组24小时值班，看护江青。
何殿奎虽然没有直接看管过江青，但是他是参加监狱办公会议的成员之一，对她的情况多有所知。
江青搬到“战犯洗衣房”后，每天要吃三根新鲜黄瓜，据说是为了美容，保持脸部有光亮。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到监狱菜地里去现摘，问何殿奎收不收钱，他说“算了吧”。菜地是由外面调来的劳改人员栽种的，他负责管理这部分劳改人员。
1991年5月13日晚，江青照常上床睡觉，却再也没有醒来。值班人员早晨发现她时，她的身体已经变硬。她经过精心准备，攒下安眠药自杀了。
江青去世后不久，新华社于6月4日发布了她的死讯：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旧闻新读》2012.1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