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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魯鄭：薄案如此透明，出乎誰的意外？ |
| | 自從中國官方宣布8月22日在山東濟南開庭審理薄熙來案，立即引發全球高度關注。今天的中國，只要稍有風吹草動，就能立即登上西方各大媒體的頭條。比如一名卸任村長的車禍死亡，一名生活在農村的盲人律師----不過這名並未受過什麼教育的盲人竟然可以成為紐約大學的訪問學者，足見中國人面子之大，也足見西方高等教育體系之靈活（或者說學術為政治服務，大學淪為工具）。
中國被高度關注，自然和它在全球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巨大影響力有關。只是奇怪的是，西方對中國風吹草動的解讀則似乎是在這種地位、影響力的對立面。因為它們的結論無一例的都是中國的落後、倒退和黑暗。以薄熙來案為例，
在開庭前，輿論一邊倒的認為中國是沒有法治的國家，是政治決定一切。這一次審判會被嚴密控制，未審先判，完全是走過場，一切都已經安排好。審理過程既不會透明，更不可能出現什麼意外情況。比如翻供，不認罪。為此還諷刺挖苦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提出的“三個自信”是根本沒有自信。
比如一向以關注國際新聞著稱、全球頗有公信力的法國《世界報》就刊登了轟動一時、曾因參與重慶“打黑”案件辯護而身陷囹圄的律師李莊的觀點：對這一案件不要期待有什麼意外，看看此前的幾個重大政治案件就知道，審判之前當事人就已經被擺平。曾經擔任薄家勤務員張曉軍辯護人的李肖霖律師對《世界報》表示，在律師界內部，大家都把這場審判稱之為一場“戲”。法國第一大日報《費加羅》乾脆聲稱將會“關門審理”----這和《紐約時報》如出一轍。它還引用人權觀察組織在香港的負責人尼古拉•貝克林的評論說：薄熙來肯定已經同中國高層達成了如何結案的協議，他在法庭上只不過是走過場而已。左派第一大報《解放報》在開庭審理前五天以長版登出這樣的文章：《在中國“即使你沒犯罪你也有罪”》（享受到這樣待遇的一位農民被冤及被平反的事件）。
然而，8月22日的開庭卻令所有這些潑向中國的污水頓消於無形。庭審高度透明----第一次採用微博現場直播，控辯雙方激烈交鋒，被告人也完全否定所有指控。中國展現在全球面前的是與西方媒體塑造的完全不同的形象！更由此顯示了中國的自信：對法治的自信、對事實的自信、對民眾辨別是非能力的自信。正如前文匯報駐大連特約記者，現旅居加拿大的資深媒體人姜維平先生在接受法廣採訪時所不得不承認的：“雖然沒有電視直播，但是文字微博出乎意料的同步展示，這是劃時代的、異乎尋常的，這一點在一些西方國家都做不到”。
面對此情此景，我們仿佛都可以聽到西方各大媒體公信力崩潰時的巨大轟響。（不過西方媒體之沒有底線已經超出想像，當它們的預測完全落空之後，不但沒有絲毫的反思和自悔，比如法新社，竟然說這種透明是中共宣傳的一部分，再如何也不會改變審判結果。還聲稱中國想給外界留下一個公正審判的努力已經失敗。）
中國在法治上的進步，從常理上講，中國的自由派人士應該是歡欣鼓舞的。畢竟這是他們的理念，也是一直在竭力鼓吹的。然而事實卻再一次令人大跌眼鏡。著名的自由派人士笑蜀在接受法國廣播電台中文部採訪時，雖然承認“程序及公開方面有進步，超出預料。某種程度上顯示了未來司法改革的方向。”但認為審判內容避重就輕，其結論是“這種‘公審’徒然為對方陣營製造圖騰，於未來遺患無窮，戰略上愚不可及。”他在最後甚至還這樣主張：“無霹靂手段，如何對付此等梟雄？”
我們真搞不懂自由派究竟主張什麼。如果中國不進步，就是法治不彰，有進步就是“戰略上愚不可及”，難道他們也主張“黑打”採取“霹靂手段”才是“戰略高明”嗎？難道自由派也要因人用法而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要用“戰略”代替法律嗎？
其實說白了，自由派群體恐怕並不真的希望中國進步。中國進步了，他們也就沒有了市場，沒有了舞台，只有中國總走錯步，他們才有機會。所以當另一位著名的自由派人士章立凡說出這樣的話：“我非常希望薄熙來能夠翻供”，我們並不覺的意外。眾所周知，自由派對薄熙來深惡痛絕，絕不希望他東山再起。此時的章立凡卻說出這樣的話來，不是很詭異的嗎？不過，真相也並不複雜，章立凡先生絕不是從法律的角度希望薄熙來翻身，而是希望中國現行體制受到衝擊，甚至因此而倒翻在地才為之以快。這倒是值的中國除了自由派之外的群體和民眾所警惕，所深思。
世人不知道西方究竟怎樣為自己不遺餘力的抹黑尋找解脫之道，但我還是很想善意地提醒“兩下”西方，一是亡羊補牢，吃一塹長一智，不要再在同一條河流里跌倒兩次。二是在抹黑別人，或者哪怕不是抹黑，是實事求是，也一定要先用鏡子照照自己。
就在薄熙來案按照法治的原則進行審理之時，英國卻上演了一場毫無法治的鬧劇，醜劇。
本月18日，巴西籍男子、28歲的米蘭達在過境倫敦希斯羅機場時，遭英國警方拘留。米蘭達被拘留的根源在於他是報道斯諾登揭秘美國監控事件的英國《衛報》記者格林沃爾德的同性伴侶。
米蘭達搭乘的英國航空班機一落地，機上廣播要求所有乘客出示護照（不知道世界上哪一條法律有這樣的規定，公知群體不少是法律人士，希望提供法律支援），一下機就被帶到小房間內，被要求留指紋，手提行李被搜，手提電腦、外接硬碟、電話等物品全部被沒收。
米蘭達被拘留時間長達9小時，在扣留期間英國警方不淮他打電話給有美國律師執照的格林沃爾德，由於語言不同，警方原本同意安排翻譯人員，但最後食言。不僅如此，他在被英國警方在扣留期間，輪番被7名警員拷問，並不斷威脅他，如果不好好合作，將讓他入獄，對待他如同罪犯或是將攻擊英國的恐怖份子。
事後米蘭達說，他原本計劃到英國探視友人，但現在完全沒有這種計畫，“你不能去一個濫用法律、無緣無故剝奪人民自由的國家”。
此事也激怒了米蘭達的伴侶格林沃爾德。他強調將會繼續爆料：“從現在起，我會更激進地報道。我將刊登更多資料，包括英國的資料。我掌握不少英國間諜系統的資料，相信他們會後悔自己的舉動。”由於刊登斯諾登解密文化而聲名大噪的《衛報》19日表示，對米蘭達被扣留感到“震驚”，將敦促英國當局作出澄清。
自己的公民無端被扣留、被威脅、沒收部分財產（這算不算侵犯私人財產權），巴西政府自然不能無動於衷，聲明這種舉動無法接受，表示強烈關注。儘管面對媒體和巴西政府的外交壓力，英國警方卻表示，根據反恐怖法，對格林沃爾德伴侶採取拘留措施“符合法律規定”。也就是說，上述一切荒唐的行為都是合法，合憲的。也難怪米蘭達把英國認定為這是“一個濫用法律、無緣無故剝奪人民自由的國家”。因為這就是英國的法律！
雖然《衛報》對英國警方的行為表示震驚，其實它自身也是泥菩薩過河。主編艾倫•拉斯布里傑在《衛報》官網發表一篇文章說，英國情報機構政府通信總部兩名“安全官員”某日到訪《衛報》倫敦辦公室，並在地下室監督他銷毀存儲機密資料的電腦硬盤。拉斯布里傑說，《衛報》根據斯諾登提供的資料發布報道後不久，一名高級政府官員同他接觸，稱首相戴維•卡梅倫要求返還或銷毀斯諾登的資料。最後一次，兩名安全官員威脅將訴諸法律，拉斯布里傑隨後帶他們進入地下室並銷毀資料。
這就是西方自我感覺非常良好、也非常自豪的新聞自由。別說媒體損害到本國利益，就是損害到美國的利益都會有這樣的下場。所以巴西人米蘭達僅僅是由於《衛報》記者的同性伴侶就有如此境遇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樣水準的法治國家還有什麼資格來批評他國，更別說搞什麼刻意抹黑了。
當然，許多人會認為這只是西方的個案，並不能說明整個西方的法治狀況。哪麼，大家可能還記得關塔拿摩，還記得奧巴馬一上台就承諾要將之關閉，結果都到了第二個任期，關塔拿摩依然巋然聳立。大家可能還記得曼寧，一名普通的美國士兵，只是出於自己的良心，揭發了美軍屠殺阿富汗平民的機密，結果竟被判處35年徒刑。儘管在此一刻，全球各地都在簽名為之申請諾貝爾和平獎----假如挪威順應民心民意將2013年的諾獎授與曼寧，包括中國人都會相信它的公正。只是，諾貝爾獎的發源地瑞典現在還和英國、美國一起謀求抓捕阿桑奇，我們怎能奢望出現奇蹟呢？（CNN公布的民調顯示，英國有44%受訪者認為，瑞典針對阿桑奇的性侵害指控只是個藉口，好讓美國政府能夠起訴他揭露秘密電文。另有13%的人對此持反對意見，43%未的人表態。）
斯諾登事件後，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1984》立即在西方再度熱銷。很多人認為這本書是針對共產國家的。其實不然，否則奧威爾也不會把虛構的故事放到英國。根據2007年9月4日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的資料，因被懷疑是共產主義者的關係，奧威爾被軍情五處和倫敦警察廳特別科自1929年起一直嚴密監視至1950年逝世。恐怕他寫作的靈感就來自英國的現實。只是奧威爾去世已經半個多世紀了，以米蘭達的經歷來看，英國改變了嗎？但是從薄熙來受到公正的法律。
對待來看，都會得出這個結論：中國確實已經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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