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年來投入美國股東大會的戰場，注意到除了我這樣的極小股東個人、環境組織和信仰團體外，一些工會[1]組織通過它們控制的退休基金不時也提交一些圍繞醫療保險和收入差距的提案。今年，當我得知擁有550萬工會成員的Chang to Win (CtW)[2] 的投資基金也與我同樣，克服了公司阻力將提案付諸高盛集團和惠普公司的股東大會表決時，馬上通過其律師聯繫到CtW負責股東提案的專職研究員，希望合作。

我解釋說：股東大會賦予大小股東同樣的提案權，我這樣的獨立小股東提案靈活，除了追求共同的社會經濟正義外，可以幫助美國工會提交原則性、戰鬥性很強的內容，以第三者的角度保護工會的廣大成員的實際利益。我人在硅谷，還可以在宣讀我自己的提案的同時，代表在首都華盛頓的他們出席股東大會或與公司交涉。納悶的是，CtW總是迴避我，不肯回答實質問題。後來，我吃驚地從華爾街日報上讀到：CtW撤銷了自己的提案，去附和量子基金等大資本股份要湊熱鬧選掉某些董事會成員，陷入“一股一票”的資本遊戲，把550萬成員之眾的意志用於與少數握有更雄厚資本的大股東的幕後交易。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CtW下屬的在硅谷比較活躍的SEIU工會當地分支自行在蘋果公司的股東大會外組織抗議[3]，就直接聯繫他們以後在谷歌、雅虎等股東大會時內外呼應。遺憾的是，他們也沒有回應我的建議，卻只把我的電郵加入他們的宣傳名單。從這些細節中，多少可以看出美國工會與外部社會脫節、連年衰落（目前在私營企業中只有8%的雇員加入工會）的運作實情。不由得使人想起德國社會學者Michels研究德國工會得出的著名iron law of oligarchy（寡頭製鐵則）：“誰在講組織，誰就是在講寡頭制”。

好在我對美國勞工運動的認知超越了這些具體接觸中的缺欠。在反戰運動期間，我作為勞工黨成員，曾經與San Jose Labor Council聖何西勞工議會的專職人員深入硅谷的一些工會支部動員抗戰、接待伊拉克獨立工會代表團等。我去舊金山查詢過主要是關於美國勞工運動的書店Bolerium Books（有6千多種書籍和歷史文物），也從社會學專業的角度讀到美國知名的社會學者Lipset、Bell等人對美國勞工的分析。當然，我切入的視角是安那祺-工聯主義評論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推崇的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 或稱Wobbly的勞工史觀。正是從這裡，我注意到美國勞工史上IWW海上運輸工會MTW費城碼頭的第8支部（Local 8）的經典工聯主義個案。幸運的是，我終於找到一本社會學者的以第8支部和紐約餐飲業工會為中心的工聯主義專論[4]。

從1913年由3千名碼頭裝卸工成立到1926年被IWW的對手AFL支部吸收為止，第8支部的普通工人成員通過實踐為美國勞工展示了工聯主義的精髓：勞工階級的團結（不分種族、移民身份、技能程度。例如，黑人成員和領導職位都占一半，比馬丁·路德·金的夢想提前半個世紀付諸實踐）、社會運動（當地黑人教會的動員）、義無反顧的直接行動（不看老闆眼色、不怕政府鎮壓）等。在這可歌可泣的13年間，第8支部還經歷了美國甚至世界勞工運動的寶貴教訓：政府“調解”勞資關係的機構Shipping Board總是站在資方或是與資方合作的AFL支部；世界大戰期間軍方、聯邦調查局和法庭的迫害導致它的4名最出色的領導人在1917-18年被以“國家安全”罪名逮捕並被判10年以上徒刑，等。更為離奇的是：實際上作為IWW所有基層組織中最有戰鬥力的第8支部竟然兩次被IWW領導層錯誤地停止工會成員資格！第一次發生在1920年8月5日，在紐約的蘇俄大使館得到收到來自費城的IWW的對手AFL的來歷不明的情報，說費城碼頭停靠的一艘美國商船運載的是送往克里米亞俄國白衛軍的軍火。蘇俄大使館聯繫IWW負責人Scott，威脅要暴露IWW的“出賣”國際社會主義事業的行為。其實，在IWW內部對蘇俄的態度也有分歧，但Scott沒有調查真相，就命令第8支部拒絕裝卸，沒有得到並不關心國際意識形態糾紛的一般碼頭工人的理解和全面執行。IWW領導層聽不進第8支部的聲辯就停止了他們的資格。

怪不得不明真相的外部人士把第8支部的最終“易幟”解釋為普遍的美國勞工運動向保守、妥協、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對手AFL的投降。不過，Kimeldorf的這本研究揭示道：至少在費城碼頭，這實際上是工聯主義的凱旋，因為在得不到IWW領導層支持[5]、鄰近的巴爾第摩和紐約港口工會早已被AFL控制、全美瘋狂壓制安那祺主義的恐怖形勢下[6]，能夠原封不動地保持從領導層到普通成員的所有人馬、毫不損傷的工聯主義的戰鬥精神和傳統、特別是對碼頭運轉的實際控制（主要是雇用權，即新雇用的工人必須加入工會，既保護了工人又加強了工會力量），是對AFL的改造，把工聯主義注入占工會人口80%的AFL的廣大成員中。

本文對同時期的分散的紐約餐飲業各工會的情況評述，不象費城第8支部那樣工聯主義旗幟鮮明。1913年新年，2千名受工聯主義影響的國際旅店工會IHWU成員罷工，在紐約的複雜政治背景下，由領導罷工的IWW成員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110頁），但成功地在普通勞工中撒下了工聯主義的種子。在後來的不同工會名義組織的罷工中，普通勞工成員實際上採取了可能他們自己並沒有明確意識到的工聯主義的策略和原則。而且，與完全由男性組成的碼頭工人不同，反而是紐約餐飲業的雇主為了對付罷工，促進了婦女的就業！這本社會學傑作令人信服地說明：與資方和政府妥協合作、拒絕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打着（相對於歐洲的）“美國獨特價值”的AFL（特別是後來AFL-CIO）的各工會支部正是因為廣泛地採取了工聯主義的一系列戰術（包括後來的直接占據公司行動）和精神才取得了支配地位，“毫無疑問，衡量美國勞工的真正標準就是它的工聯主義/性質的強度”（167頁）。

將近一個世紀以後，2011年11月下旬，中國巴士司機在新加坡的罷工，證明了上述歷史教訓。據《華爾街日報中文版》介紹：“在外來工所進入的新加坡就業環境中，公開的不滿表達遭到壓制，勞工抗議活動幾乎聞所未聞。從1959年掌權以來，人民行動黨對公開集會進行了嚴格控制，限制工會權利，並朝有利於雇主的方向重寫勞動法。當初的工會遭到毀滅性打擊，留下來的工會大多歸屬於全國職工總會，而全國職工總會常常由某個內閣部長來領導。/根據新加坡法律，工會只有在通過秘密投票獲得大部分成員同意之後才能舉行罷工。簽訂固定期限合同的外來工不能成為工會的正式成員。/根據法律，如果參與者的訴求超過具體的勞資糾紛，…那麼罷工就有可能被視為非法。/提供‘核心服務’──包括醫療、消防和公共交通等──的勞動者必須在罷工之前14天告知。水、電等公用事業單位的員工完全沒有罷工權利。”[7]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司機的命運（被監禁、驅趕出境）可想而知。如果全世界的勞工們有一點工聯主義的知識和傳統，雇主和政府就會老實多了。

今天，在人們慶祝半個世紀前馬丁·路德·金的夢想演說之際，快餐店的工人們在全美六十多個城市罷工，要求把最低工資從每小時7.25美元提高到15美元[8]。由資本控制的御用經濟學家們很喜歡用“就業機會稀少”來威脅，這實際上把問題帶回到安那祺-工聯主義的另一個傳統方案：4小時工作制！[9]這對多數不屬於最低工資階層、沒有加入任何工會、也不屬於（傳統）勞工階級的享受了一個多世紀的“8小時工作制”（這也主要是安那祺-工聯主義的成果）普通人來說，也是一個挑戰。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3年8月29-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