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的傳統中一向有“不與民爭利”的理念和主張。這一理念主張應該說是源自孔子。春秋時期，魯國的季康子主張改革農田制度，承認私人可以擁有土地，並按畝徵稅。他的宰臣冉求是孔子的學生，就讓冉求去徵詢孔子的意見。孔子認為這是“不度於禮”、“貪冒無厭”，並且不合“周公之典”。（見《左傳•哀公十一年》）但冉求還是支持並參與了季康子的改革，孔子就指斥冉求“聚斂”，並宣稱“（冉求）非吾徒也”，號召弟子們“鳴鼓而攻之”。（見《論語•先進》）後來的王安石、張居正等都曾被道學家們指責為“聚斂之臣”、“小人”。“聚斂之臣”這一指責即出自上述《論語•先進》，而“小人”這一指責則出自《大學》中的“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不與民爭利”最早明確見之於文字，應該說是產生於西漢中期的《鹽鐵論》，其中持孔儒觀念的賢良文學指責：“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鹽鐵論》中辯論雙方可以說各有一部分道理，此處不作分析。）稍後，在偏好孔儒的元帝時期，“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元帝）從其議，皆罷之。”（見《漢書•食貨志上》）

這一“不與民爭利”的理念主張如果是用來對抗統治者橫徵暴斂、驕奢淫逸，顯然是有正面作用的；但如果片面誇大、絕對化，也會是一個相當迂腐、虛偽的觀念。因為它混淆了“小民”與“豪民”的區別，客觀上放縱了權貴豪民的膨脹和兼併。如果過多的財富流落在民間，由于越有權、越有錢的人賺錢越容易，所以這些財富會迅速向少數權貴豪民手裡集中，形成“國窮民窮豪強富”，導致社會不穩定乃至動亂甚至革命。

舉個例子。

我國東漢時鑑於王莽的過度壟斷和亂折騰，採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結果導致權貴豪強膨脹兼併越來越厲害。東漢末年著名學者荀悅概括當時的社會情況是：“公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泰。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就是說，朝廷的政策比理想的三代時期還優惠，而豪強的欺壓比最暴虐的秦代還殘酷。朝廷的好處百姓得不到，都被豪強們截留了，豪強們的“威福”越來越大。

東漢長期實行“三十稅一”的輕稅政策，這反而大大降低了大地主們持有大量土地的成本。東漢前期斷續實行過國家鹽鐵專營，第四位皇帝和帝剛即位，就下詔“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此後再沒有國營。由於鹽鐵這類行業對進入者資金要求較高，所以開放鹽鐵民營普通百姓得不到好處，只能使國家財政收入減少、使一些權貴豪民們富上加富。隨着權貴豪民實力的進一步增強，其兼併能力和離心傾向也進一步增強，對國家和百姓的損害能力也進一步加大。

國家總是要用錢用人力的，如軍費、行政費用、國防工程、水利道路等公共工程、賑災救助等。東漢既然長期實行輕稅讓利政策，相應地人頭稅和勞役就較重。在賦役和豪強的雙重壓迫下，大批自耕農破產，不是流亡就是投靠豪強做佃戶，這使得朝廷財政來源進一步枯竭。隨着朝廷實力下降和豪強割據分離勢力的增強，原本相當發達的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也出現萎縮退化，以至於東漢中後期有大臣建議不再徵收貨幣稅而改收實物稅。

到東漢末期，“倉庫空虛，國無畜積”、“官負人責（債）數十億萬”，國家財政已完全破產，對社會已基本失控。這時再遇天災瘟疫，朝廷既沒有力量賑濟也沒有力量控制，於是爆發了黃巾大起義。從財政上講，南宋末、明末也都可以說是因為片面講“不與民爭利”而導致的“國窮民窮豪強富”，既不能消弭內亂也不能抵禦外患，因而亡國的。

    現代新自由主義者們都奉亞當•斯密為理論始祖和精神導師。但亞當•斯密在不那麼理想化的時候，也說過不少另外角度的話。在《道德情操論》一書中，亞當•斯密就講：“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他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是有風險的，因為它註定要威脅社會穩定。”

怎樣將經濟發展成果分流到大眾手中？僅靠權貴豪民自覺自愿、發善心其效果是有限的、靠不住的，只有通過政府行為、法制化來實現。因此，政府與小民爭利自屬天理難容，但與權貴豪民爭利則是天經地義。政府只有能與權貴豪民爭利、能適度分流社會財富，才能維護社會穩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

政府怎樣與權貴豪民爭利？基本途徑有兩個，一是通過稅收，二是某些產業國有化。 

與孔子不同，我國古代墨子主張通過稅收適度聚財於官。《墨子•尚賢中》講：“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而“官府實則萬民富”，前提是“國家治而刑法正”。一般認為，墨子較多地代表了平民階層的立場和利益。墨子主張適度聚財於官，反映出這對平民有利。因為從理論上講，聚於官的財可以用來改善社會環境和公共生活條件，也可以直接補貼平民或間接減少平民的支出花費，當然這是要有政治前提的。

有人會說：秦始皇父子、隋煬帝也聚財於官，不是禍國殃民嗎？的確，在缺乏公眾監督制衡的條件下，不能自動保證“國家治而刑法正”這一前提，因此聚財於官只能說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對平民百姓有利。但如果片面講“不與民爭利”，那財富會迅速向少數權貴豪民手裡集中，百分之百對平民百姓不利。

現代新自由主義者們宣揚一種“滴漏”理論，意思是說，富人手裡錢多了，就可以多投資消費，這樣“滴漏”下來的一些殘湯剩水也能讓窮人獲益。我們先不要講這一“滴漏”理論是否公正，是否是對平民百姓的侮辱，單就實際效果來講：

在經濟景氣繁榮的時候，由於盈利的可能性較大，富人的確會踴躍投資消費，促進經濟發展。但越是在經濟蕭條衰退的時候，由於盈利前景不明朗，人們就越不敢投資。用經濟學家的話講，就是投資信心不足。這時無論怎樣減稅優惠也沒有用，私人手裡錢再多也會持幣觀望。這與道德無關，換了你我也是一樣。我手裡再有錢，沒有六七成獲利可能我敢出手嗎？除非整體宏觀經濟好轉，才能有較大贏利可能，也才會有投資信心。但沒人敢出手，整體宏觀經濟怎麼能好轉？這樣惡性循環耗下去，只能是窮人先死富人後死。最後還得政府用公眾的錢或公眾未來的錢，來投資打破困境，帶動經濟復甦和發展。那麼，儘量使富人富上加富、讓大量資本掌握在少數私人手裡，有合理性嗎？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