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儒道，儒对中国的历史影响最大，正负作用都是这样。体制宏观而言，在古代它是利大于弊，它的维稳功能卓越，历史的马拉松中，相较于其它民族，中国大多数时间在前面，道德契约塑造的稳定性功不可没。

理论的功效总是制约于大环境。大环境大前提变了，成功经验就会转换为落后原因，利多弊少就会成为利少弊多。这也是为什么儒家的秘方在现代失灵的原因。国学会有发展，但不是回到过去的陈规，而是新生，新国学才有生命力。

传统儒学的重心在整体，淡化压制个体。过去重整体的得大于轻个体的失，边际效益是正的，所以也可以说儒家是中华的核心相对竞争优势。但游戏规则变了，进入了知识的年代，个体的创造力成为核心相对竞争优势。这时候重个体的西方体制更有结构性优势，反之重整体的得小于轻个体的失，儒家的边际效益也就由正转负，这时候系统自然排斥失去效率的儒家，儒家被边缘化也是一种新陈代谢。换言，当个体的创造力成为主要竞争优势的大环境里，儒家显然利少弊多。调整比重才是杠杆所在。

体制角度，对动力源（driver）敏锐是对症下药的前提。自下而上的动力源是引擎的情况下，那么自上而下的任务是配合，做好配角。如果它自上而下脱离动力源，那么会是个反向作用。反之，它只是配角旨在进一步激活动力源，那么事半而功倍。换言，自上而下的儒家之教化与驯服只是负杠杆。

民生的流派就是以草民的个体为出发点，自下而上。思考问题若是自上而下去定义规范草民该如何被教化，那么结果自然与民生关系不大。当儒家失去普遍性代表性的时候，它脚下空空不能站稳，没落也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