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近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鴉片戰爭後，守舊僵化派們大講孔孟、董仲舒、韓愈的《原道》、程朱，強調君本綱常、夷夏之防，而洋務維新派則往往用三代、《周禮》做擋箭牌。那麼魯儒孔學傳統或稱孔儒傳統與三代、《周禮》為代表的古儒傳統有什麼區別呢？大體可以說有四點區別：

1. 孔儒傳統主張君本，將君臣關係等同於父子關係，教導人們克己敬上、畏懼權威。而古儒傳統主張民本，強調“為民而立君”。他們認為“天生烝民”，就是說每個人都是上天的子民，而天子是被賦予特殊使命的兒子，這就意味着：天子和百姓是兄弟關係。天子是替上天“打工”的，任務是照管好上天這些子民。照管得好，上天就繼續用你；照管得不好，“天命”就會轉移給別人。

2. 孔儒這一傳統是“儒者不言利”、“儒者不談兵”、尊尊親親高於法制、科學技術是奇技淫巧。而古儒傳統則是講經濟、講軍事、講法制、講科技。

    3. 孔儒傳統過分誇大了禮樂的作用，並將禮樂視為中華文明的標誌和象徵。古儒傳統雖然也很注視禮樂、並有非常完備的禮樂制度，但只把禮樂視為與經濟、軍事、法制、科技並列的政務之一。而且上古時代的禮儀崇尚“寬簡”，與魯儒孔學的繁文縟禮完全不是一個風格。

4. 大約是因為過分重視禮樂、並將禮樂視為中華文明標誌和象徵的緣故，孔儒傳統非常強調“夷夏之防”，講“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這就必然導致盲目自大、封閉排外。而古儒傳統則是講“協和萬邦”，與戎狄往來、通婚是很平常的事。

一般認為，《周禮》成書於戰國時期，但保留了較多的上古傳統和觀念；儘管也體現出一定禮教思想，但尊卑等級觀念相對較輕。曾讀北大閻步克教授有關中國歷史上冕服制度變遷的著作，獲益甚多。根據《周禮》，天子只是在各種祭祀時才有特殊的冕服；平時上朝時，從天子到卿大夫、士們都穿一樣的“皮弁”，這有些像古希臘羅馬時貴族平民都穿白色長袍、今天國家領導人和普通人都穿西服夾克一樣。但這種相對平等的古風在之後漫長的中國歷史上連影子也找不到了。後來凡是按《周禮》制定的服輿禮儀制度等級差別就相對小、相對隨意一些，而要制定尊卑等級嚴格鮮明的服輿禮儀制度就都到孔學氣息濃厚的《禮記》中尋找根據。

當然，《周禮》中的一些具體制度，如井田制、分封制等，不再適應春秋以後的社會環境，後來王莽逐字逐句地照抄照搬引起了極大的混亂。但《周禮》對後世的主要價值之一是它正視經濟問題，嚴肅地探討國家財政和為國理財，如後來王安石所講：“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可以說是我國古代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與孔學傳統的只講“正人心”而不言利、少作為的政經理念迥異。 

《周禮》中體現的是一種有為政府、強政府理念，講“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周禮》承認私有制，肯定私人工商業活動，講“安富”（讓合法富有者安全、安心），但主張政府監管、調節市場，用經濟手段保持物價穩定。《周禮》中非常注重“均節財用”、“以均萬民”，講負擔均平、利益均平。要提起注意的是，《周禮》中所講的“均”，不等於孔子所講那種“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貧社會主義”理念，而是講在發展經濟基礎上的公平性、公正性。

《周禮》中非常注重稅收，好像是不遺餘力地在搜刮民財，但這同墨子的主張一樣，實際上是一種縮小貧富差距、分流經濟發展成果的必要措施。現代越是發達國家稅收制度越完備、稅收比例也較高，也是同一道理。稅收上來的財富作什麼用呢？除軍事費用、行政費用外，《周禮》中引人注目地講政府負擔全體國人的“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寬疾”。 

“幸福經濟學”或稱“快樂經濟學”的奠基人伊斯特林曾講：“單純的經濟增長不會帶來幸福感，社會保障的安全感才會真正帶來滿意度。”現在一般認為，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起源是1601年英國女王頒行了世界上第一部《濟貧法》，第一個建立社會保險制度的國家是俾斯麥時期的德國。但如果人們知道世界上還有《周禮》這部典籍，就不會再這樣講了。看來是在《周禮》的影響下，中國歷史上一直程度不等地存在有社會保障制度，大約以宋代程度最高，直到明清，也還有關於慈幼局（收養棄兒）、養濟院（收養孤老）、安濟坊（收養病殘）、漏澤園（收葬棄屍）等機構的記載。

現已基本公認，《管子》一書成書於戰國至秦漢時期。由於是文集性質，所以也參雜了一些孔儒學派、商韓學派、黃老學派的章節，但主要部分還是體現了齊桓公和管仲的思想觀念。《管子》完全繼承了上述以三代、《周禮》為代表的古儒傳統的四個主要特點，並且有齊文化自己的特色。

《管子》的基本經濟指導思想是“務本飭末則富”，就是說：重視農業、管理工商業，國家才能富。這與孔學的罕言利、少作為和商韓的重農抑商主張都形成鮮明對照。這一“務本飭末”思想即使在今天也可以說是很經典的。

同《周禮》一樣，《管子》中體現的也是一種有為政府、強政府理念，主張政府在整個政治經濟活動中起主導、掌控作用。但與《周禮》中主要重視稅收不同，《管子》並不主張稅收太多太重。《管子》中講：如果徵收牲畜稅人們就會殺牲畜，收樹木稅人們就會毀樹，收人頭稅人們就會減少生育。因此《管子》特別主張用鹽鐵專賣、公私合營開礦等方法籌集國用，即後來所講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管子》中的這種主張與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愛德華•米德的“自由社會主義”不謀而合。米德認為，公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可以降低政府對稅收、國債的過度依賴，提高經濟的整體效率。國家如果不能依賴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則只能依賴稅收。但稅率過高會降低個人和企業工作和創新的積極性。

“鹽鐵專賣”這是齊文化的創建，據認為源自太公，如《鹽鐵論》中就講“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如前面所講，鹽鐵這類行業對進入者資金要求較高，開放民營只能使少數權貴豪民富上加富，國家和百姓都得不到好處。鹽鐵專賣和礦山資源國有化等措施把那些不然會被權貴豪民攫取走的利潤收歸國有，以使國家有足夠的資金來富國強軍、備戰備荒、並惠及普通百姓。

有人會根據《鹽鐵論》指出：漢武帝時鹽鐵官營質量次、價格高、不合用。的確有這種狀況。但即使在《鹽鐵論》中，反對者也不能否認，在鐵的冶煉這一上游環節，官府冶煉規模大、技術精、效果好。在我國長期的經濟實踐中表明：由政府控制產業上游或關鍵環節，而把其餘部分開放給私人，於國於民都效果最好。而且官營效果好壞與經營管理直接相關，之後的昭宣時期，官營企事業普遍都很好。後來的宋瓷五大窯中，有官窯也有民窯，相互促進，效果一樣好，似乎官窯還略勝一些，而宋瓷也是我國陶瓷發展的巔峰時期。

正是實行了上述方針政策，齊國成為春秋戰國時期經濟最發達繁榮的國家。有人會問：既然齊國經濟那麼發達，為什麼統一天下的是秦國而不是齊國？國富當然是強軍的基礎，但國富並不自動等於國強，要成為軍事強國，君主得是那方面人才。在桓公管仲時期，眾所周知齊國是天下霸主；到威宣時期，齊國也“兵強於天下”。但後來的齊國君主多比較平庸。而秦國幾乎是連續出了幾位傑出君主，所以最後是秦統一了天下。但直到漢代，原齊國地區仍是全國最富庶的地方。

《管子》還有一點與《周禮》不同。當遇到荒年時，《周禮》講是用“散利”、“薄征”等順市場行為；而《管子》則主張用類似於凱恩斯的逆市場行為。《管子•乘馬數》中講：國家每十年要有三年積蓄，遇到水澇荒年，就把積蓄拿出來修“宮室台榭”，雇那些連豬狗都養不起的赤貧戶來幹活，讓他們有飯吃。這是不是原初的凱恩斯抗衰退思想？

有人會說用兩千多年前的思想來與現代觀念類比，是不是有些搞笑？恐怕不是。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並不神秘，自原始社會末期就有了，此後時起時伏，直到近代才井噴式爆發。我國春秋戰國時期和西方古希臘羅馬時期都是所謂的“軸心時期”，是古代商品市場經濟發達和思想智慧繁榮時期。古希臘羅馬文化激勵和啟示了文藝復興時代的西方社會，近現代西方社會的很多政經思想都可以從古希臘羅馬文化那裡找到思想來源。同樣，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很多思想也會給我國現代思想觀念以激勵和啟示。

《管子》中還主張，國家應該掌握貨幣和糧食這兩件特殊商品來對國家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管子》中稱之為“輕重”之術。聯想到直到今天，包括美國在內不少國家的中央銀行還是實質性地由幾家大私人銀行所操縱、以及這種操縱給美國和世界帶來的麻煩，我們只能說，我們中國人本來是有思想能力和經濟頭腦的，只不過長期受禮教道學的壓抑束縛，有些退化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