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精神控制的机理

　　1．精神控制的本质

　　俗话说得好，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心理弱点和生理缺陷，精神控制实际上是邪教抓住了人的心理弱点和生理缺陷，利用人们向善的愿望，通过不断强化人的心理弱势，或许诺能医治人身体的生理疾病，摧毁教徒正常的意识，使教徒在不知不觉中误入偏执、迷信、自大、癫狂之途，使人的精神产生极大的扭曲，完全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并随着控制者的心理、感情的变化而变化，对教主是言听计从，顶礼膜拜，最终导致自我毁灭。所以，精神控制的本质就是通过控制人的心理弱点和生理缺陷来控制人的精神，使人成为教主的精神奴隶，为教主实现和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达到自己的各种目的服务。

　　为了达到控制信徒精神的目的，邪教教主都大言不惭地自封为“神”，要求教徒对其顶礼膜拜，绝对服从。他们利用人们难以把握自我命运的自卑感、渺小感、无能感的脆弱心理，将自己吹嘘成法力无边的“上帝”、具有超能的“神”，使教徒丧失理智与自我，成为自己随意支配的精神奴隶，成为其达到险恶目的的工具。

　　如美国“人民圣殿教”教主吉姆·琼斯自称“上帝”，是全体教徒的“父”和“主”；“大卫教派”教主弗农·豪威尔将自己改名为“大卫·考雷什”，声称自己不仅是复活的耶稣，而且地位比耶稣还高，是解放人类的象征；“上帝的儿女”教主伯格自称是“上帝拣选的王”；“太阳圣殿教”教主儒雷称自己是人类“新的救世主”；“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称自己具有“空中浮游、冥想透视、精神感应、掌握预言”的超常能力，是“本世纪最大的济众者”，是全人类的“救世主”。

　　与这些邪教头子相比，中国“法轮功”邪教头目李洪志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方面，他通过篡改自己的出生日期，暗示自己“与佛祖同日诞生”，是“佛祖转世”；另一方面，他又吹嘘自己是比释迦牟尼、孔子、老子、耶稣还要高明的“唯一的”救世主，具有“四大超能力”，可以“把整个人类超度到光明世界中”；他甚至称自己是地球上的第一人，连他的亲生父母都是他“创造”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真是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

　　2．精神控制的目的

　　邪教教主为什么要对信徒实施精神控制？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欲望。性欲、物欲、权势欲是邪教教主神秘面纱背后的精神动力，也是其实施精神控制的最终目的。综观世界各国邪教组织，无不具有这样的目的。

　　聚财敛钱：许多邪教教主都有着强烈的物欲。虽然各种邪教教主玩弄的骗术不尽相同，但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聚财敛钱，尽可能地把信徒的钱财装进自己的腰包里来。许多邪教要求“成员要完全奉献，来满足教主的旨意”，宣扬“奉献”得越多，得到的“平安”、“恩典”就越多。

　　如“太阳圣殿教”从不随便吸纳信徒，只选择一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富有的、有教养的社会中上层人士。教主朱利特要求信徒定期交纳一定的会费，以表达他们的忠心。有的教徒出于狂热，甚至变卖自己所有的家产，全部交给教会。教会还通过讲课、出售经书和录像带敛取信徒的金钱。通过各种手段，教会搜刮了大量的财物，这些财物被教主大肆侵吞，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住着豪华的别墅，别墅里边摆设着各种各样的金制品。朱利特平时还经常和随员、亲信等外出旅游，费用都由他来支付。

　　“奥姆真理教”则把向信徒索取“布施”作为主要的敛财手段。教主麻原彰晃要信徒将财产从不动产到现金，全部“布施”给教会，而且还要写进遗嘱。如果教徒不向教会“布施”或想退教，则会遭到监禁。另外，教会还通过举办学习班收取信徒的“讲习费”，听麻原彰晃说教的录音带，要交10万日元。

　　教主还声称自身有“特殊基因”，他的洗澡水、头发、胡须、吃剩的饭菜都有灵验，“秘仪传授给信徒，可以转移能量”，但必须是在“有偿布施”后方可获得。喝掺有麻原彰晃洗澡水的白开水要交5万日元，所以，他的洗澡水、头发、胡须、吃剩的饭菜等都成为他骗取钱财的取之不尽的“资本”。他“发明”的戴在头上的“电机修行帽”，租用要100万日元，购买要1000万日元。据有关资料统计，从“奥姆真理教”成立到覆灭的6年间，麻原共积聚了1000亿日元（约11.5亿美元）的资财。他不仅拥有高级轿车、私人飞机，而且还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邪教组织“上帝之子”的敛财方式更是独出心裁。教主贝克利用信徒的肉体作为其敛财的资本。如，他要求男女信徒采用“调情钓鱼法”勾引有钱的异性游客，在为游客提供性服务后，要求客人向其“募捐”。

　　“法轮功”邪教头目李洪志同样是物欲恶性膨胀，借办“法轮功”培训班、贩卖“法轮功”的书籍、音像制品、服装之机来欺骗群众，聚敛“法轮功”练习者的钱财来为自己购买豪华的住宅和高级的轿车。

　　骗色纵欲：绝大多数邪教首领都有强烈的色欲。如美国“大卫教派”首领考雷什宣扬禁欲主义，要求信徒男女分居，终身独立，而他自己却是一个十足的淫棍，他经常以传教为名，蹂躏妇女，为所欲为。他提出所谓“罪性耶稣”的说法，声称通过他本人的纵欲生活，能使他对人类的罪性明察秋毫，为满足自己的色欲寻找借口。他还宣称上帝已授权给他控制信徒的性生活，唯有他才有与任何女人发生性关系的权利，他是教内惟一能拥有妻室的人，而且应该有许多妻妾，于是他宣布所有教徒的婚姻无效，教徒的妻子全归他所有，他甚至扬言要与14.4万名童贞女结合。

　　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经常在大学生中发展信徒，并要求信徒毫无保留地向教神奉献性能力。同时，还招收10—15岁的少女，命名为“真理侍女”。“真理侍女”其实就是奥姆教头们发泄兽欲的雏妓。教主麻原彰晃及众头目，为了尽情享乐，还设立了裸体酒吧、脱衣舞厅、桑拿浴等等，这些场所日日夜夜灯红酒绿，到处是众教头淫乱的叫声。在侍奉教头们的少女信徒中，若有不顺从者，除了被轮奸外，更多的要遭受残酷的性虐待。

　　揽权专权：绝大多数邪教首领在创立的初期，只是为了敛财和满足自己强烈的色欲，但随着势力的扩大，对社会及政治影响力的不断增大，其欲望恶性膨胀，也就有了强烈的权势欲和政治野心。邪教首领都喜欢将自己扮成“救世主”，在狂热神秘的气氛中大搞教主崇拜，为妄图主宰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提供精神动力。

　　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被人们称为“国中之国”，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暗中从事政治活动，试图建立政治、神权一体化的奥姆帝国，不但声称要统治日本，还要统治整个世界。富士山下的上九一色村就是日本的国中之国——奥姆帝国。教主麻原彰晃在教内模仿日本政府机构，建立了奥姆帝国的“政府”。他自称是“神圣法皇”，任命了“法皇官房”长官、“法皇内厅”长官，还下设外务省、谍报省、防卫厅、建设厅、科技厅......等等，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俨然是一个机构健全的独立王国。

　　邪教组织“上帝之子”也如同一个地下王国，教会的最高领导机构为“皇室”，对外则称“世界服务中心”。有一个由60人组成的总部机关，总部设有财政部、音乐部、无线电广播部、计算机部、外国文学部、国际录像部、传教部等。教主贝克自封为“国皇”，“国皇”通过总部向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家”（该教派的基本单位）发号施令。组织内部有自己的刊物《最新好消息》，在有的国家甚至还设立了“国家服务中心”，负责该组织对这个国家的渗透活动，其势力遍及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法轮功”邪教头目李洪志利用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一些人的叛逆性格，建立了自己的地下王国，其政治野心暴露无余。他在“法轮功”内部实行专制统治，暗中鼓动和策划信徒上访滋事，围攻中南海；他还在共产党队伍、国家公务员队伍里物色一批政治“精英”充当其高参和骨干，并在外国寻找靠山，一方面为自己留后路，一方面为自己长期对抗政府创造条件，以达到最后称王称霸、推翻政府的政治目的，满足其不可告人的权势欲。

　　3．精神控制的方式

　　邪教教主们是如何实现其对信徒的精神控制的呢？总的来说，为了使教徒对自己绝对忠诚，邪教教主采用的作法通常有以下几种：

　　鼓吹歪理邪说，对痴迷者实行精神控制：现实社会是残酷的，不如意者十有八九。邪教教主常常以批判现实社会的姿态出现，以末世论的说教和建立一个更好的新的理想社会来赢得人们的好感和信任。

　　在美国，受“人民圣殿教”歪理邪说的毒害，1993年在德克萨斯州的卡尔梅山庄发生了“人民圣殿教”信徒集体自焚惨案，一位女信徒被消防人员从火海中救出后，仍挣扎着要返回被烈火吞噬的大楼内，抢救人员费了好大的劲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在中国，李洪志大肆散布“末世论”、“宿命论”、“开天目”、“放弃对生命的执着”、“求圆满”、“上天国”等谬论，使许多练习者上当受骗，走火入魔。如某地“法轮功”练习者王某，练功后精神错乱，产生幻觉，认为妻子是魔鬼，就用羊角锤把妻子活活打死。某地一姓马的邪教成员在参加聚会时，听邪教头目说天下要大乱，每个人必须把自己的子女杀死，杀一个可以救活一家。他回家后，竟残忍地用铁锤将自己年仅3岁的女儿和1岁的儿子杀害。长期受到李洪志歪理邪说的毒害，2001年1月23日(农历除夕)，正当人们准备喜迎蛇年春节的时候，7名来自河南省开封市的“法轮功”痴迷者却在李洪志妖言的蛊惑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点火自焚，其中两人被及时发现制止，一人当场被烧死，4人严重烧伤，面目全非，年龄最小的刘思影才仅仅12岁。失去了正常人的理智，不顾亲情，不顾家庭，不顾学业，这些都是邪教组织通过歪理邪说，对人实施精神控制，害人夺命的罪恶例证。

　　散布弥天大谎，对信徒实施精神控制：由于科学尚未解答所有宇宙问题，也未能解决人类所有难题，邪教便乘虚而入。邪教教主通常利用人们的崇拜心理，声称自己得到了神的启示，可以直接和神相通、对话，并自称具有超凡的力量，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足以应付各类人间悲剧、疾病、饥荒和其他天灾，能够彻底改变人的精神，使人达到绝对完美自由的境界。这样的弥天大谎对于那些遇到困难和挫折、或身染疾病无钱医治、或根本无法治愈的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因为它满足了这一部分人的精神需求，而这一部分人因此也将“教主”视若神明。如果有人发现“神”的“理论”存在什么漏洞和缺陷，对他稍有怀疑，他就会拿起“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的看家本领，指责你“心不诚”，诱你从自身去找原因，不断地“反省”、“检讨”和“洗脑”，最后，使你死心踏地相信他的歪理邪说。这种精神控制使邪教教主的追随者逐渐丧失人的理智，丧失人的尊严，丧失判断是非的能力，丧失做人的起码道德，最终了丧失自我，陷入一种“渴望解脱”的痴迷状态，从而导致精神迷茫，甚至精神失常、分裂，甚至彻底崩溃。许多“法轮功”练习者自残、自杀、杀害他人、违法乱纪等行为，正是这种精神控制的结果。

　　借助科技手段，对信徒实施精神控制：邪教教主利用人们对科学的迷信，常常借助科技手段，表演自己超自然能力的“神奇功能”，来欺骗、蒙蔽信徒，许多人为它所迷惑，从而狂热地崇拜教主、追随教主，教主的神圣地位和绝对权威便由此确立。如，在我国东北某地，邪教利用“蚂蚁写字”事件欺骗群众，说这是“神”在显灵。其实，这只是邪教骗人所施的小小把戏。蚂蚁并不会写字，是有人故意在地上用糖水或蜂蜜写成字，而蚂蚁喜欢吃甜食，自然就聚集成字的样子。

　　在我国一些地方，邪教还利用“白纸显字”来欺骗群众加入邪教，这也是邪教利用科学手段欺骗群众的典型事例。其实，这里的白纸并非白纸，而是已经用姜黄（一种中药）作了处理的“白纸”，水也并非人们通常饮用的水，而是已经加进了碱的“水”，只不过人们用肉眼直接观察不出来。白纸显字就是利用姜黄等物质在遇到碱水时会变红的化学性质，用它在白纸上提前写上需要的字或图案。然后放到已经加了碱的水盆里，待白纸显出字或图案，就说是“神”显灵，等等。如果群众不知道这其中所包含的科学道理，自然就会被蒙骗，出于对“神”的崇拜，许多群众加入了邪教。

　　威逼恐吓，对信徒实施精神控制：邪教教主除了欺骗、鼓吹歪理邪说外，惯常使用的另一重要手段就是恐吓。他们利用人们不能正确认识社会的脆弱心理，极力渲染现行社会的种种黑暗面，称当今社会是“恶魔的世界”、“撒旦的社会”，“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地球就要爆炸”，“整个地球就像一个外表尚好但内里全都爬满蛆虫的烂苹果”，让信徒的思想整日处于极端的恐惧之中，处于敌视社会、敌视人类、敌视政府、敌视科学的绝望之中。在这种精神控制下，信徒们对社会的认识由怀疑到恐惧，由恐惧再到绝望，进而发展为敌视，最终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定教主走上反人类、反社会的邪路，而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选择。有许多教徒为实现“早日解脱”，避免“末日灾难”，听从教主一切命令，去杀人、投毒、纵火、自杀，真是无恶不作。

　　采用严密的组织形式，对信徒实施精神控制：世界上许多教派都组织了共同生活的社团，少则几十人，多则成百上千人共同生活。为了控制信徒，在组织内部都设立了严密的组织体系。凡参加社团的信徒，都被要求与原有家庭和亲朋好友断绝来往，加入到新的“大家庭”中来。同时，还要求信徒捐出个人财产，不能自由进出，以使他们与世隔绝。

　　如“奥姆真理教”要求信徒脱离家庭，完全献身于教会，将自己的身心及全部财产交给教主。教会内每日两餐，以素食为主，亲属间不能交往，只能过集体生活。信徒必须从事高强度的劳动，尤其是那些比较贫穷的信徒，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3小时，睡眠不得超过5小时，剩下的时间便用来诵经、修行，信徒的活动受到严密的监视，不能随意离开教团。教团内既没有电视广播，也没有报纸，更不许与家人通信会面，有的只是教主日复一日的说教：“世界是邪恶的”、“世界充满了魔鬼”、“只有这里的生活才是神圣和美好的”等等。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面对连续不断的“洗脑”，又失去了社会价值观的参照，很容易使人丧失独立分析思考的能力，彻底抛弃了自我，完全受制于教主，成为教主随意摆布的精神奴隶。如果有的信徒想要退教，就会遭到恐吓和惩罚，甚至有些人会莫名其妙地失踪。

　　邪教“法轮功”头目李洪志虽一再宣称“你想来你就来，你想走你就走”，但只要进来被戴上这种精神枷锁，就只有进得来而出不去了。

　　4．精神控制的根源

　　邪教是利用人的崇拜心理，借用宗教、气功或其他名义建立的非法组织。其首要分子通过编造迷信，散布歪理邪说，蛊惑、蒙蔽他人，控制成员，危害社会。如有的邪教头目把自己吹成“活佛”、“先知”、“第二个基督”等，能知道过去，预知现在，前瞻未来，拥有绝对的权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有的邪教头目自称是神的“仆人”、“神的儿子”、“基督的肉体”等等，能包治百病，使死人复活。更有甚者，有的自吹是“救世主”，是来“拯救”全人类的等等，使出了浑身的招数吹嘘自己，欺骗信徒，以达到控制信徒精神的目的。

　　邪教利用人类的非理性崇拜实施精神控制：崇拜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产物，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心理因素，它体现了人类对自我和环境的理解和体验。非理性崇拜在心理机制上，具体地表现为情感失控、情绪狂热、缺乏正常的独立自主精神，片面强调崇拜对象的作用并加以神化。邪教教主正是利用人的非理性崇拜心理对信徒实施精神控制的。因此，我们说邪教的盛行与作为个体的非理性崇拜有直接的关系。

　　选择性解释心理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处理所面临的事情时，总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指导将来的行为，这就是选择性解释心理。众所周知，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情况：一类是必然的因果关系，一类是偶然的概率联系。事物与现象之间的偶然联系在社会生活中就是人们所说的巧合现象。比如有人祈雨时恰好下了场大雨。其实，这同大家都听说过的“守株待兔”的成语一样，是一个巧合事件，而有的人（那些具有非理性崇拜心理的人）却不这样认为，以为是神显灵了，这样就对神的真实性深信不疑。在以后的生活中，如果遇见什么天灾人祸，这些人就会再去祈求他们心中的“神灵”，这是选择性解释心理，邪教教主很会利用人的这种心理，来欺骗信徒，以达到控制信徒精神的目的。

　　横行于非洲南部的“神授教”与非洲连年的干旱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非洲经常出现旱灾，几乎每年都有许多国家闹饥荒，数百万人因饥饿或营养不良而死去。邪教“神授教”以救世主的面目粉墨登场，为人们祈求雨水，恰巧有一次在祈求雨水时，天公作美，下起了雨，从此，人们对“神授教”深信不疑，崇拜不已，于是“神授教”的权威地位由此确立。“神授教”也以此为资本欺骗群众，巧设名目，大肆敛财，谋财害命。其祭祀的仪式最为恐怖和血腥，称为“血餐”，“血餐”就是用男人的尸体和女人的血做成饼分赠给信徒。举行仪式时，被选中为“祭品”的男女儿童，只要家人肯献出全部财产，可免于一死。邪教为了聚敛钱财真是不择手段，数以百计的小孩惨死于“神授教”祈雨的仪式之中。

　　在中国，由于一个时期以来，人们看病难，穷人看病更难。于是人们就相信“练功可以治病”这类传闻，有些人真是“稀里糊涂入教，稀里糊涂违法被劳教”。“法轮功”头目李洪志宣称，只要修炼“法轮功”就不会生病，即使有病了，只要练“法轮功”，不吃药、不打针照样也可以治好。如果有的人恰巧练功后病情减轻了，或完全治愈了，就会对“练功可以治病”深信不疑，李洪志也会以此为例大肆吹嘘；如果有的人正巧练功后死了，他可以有几种解释：说你修炼得不好，没修心性；说你前世的“业力”太重，死亡是你早晚都要得到的报应；说你已经修炼得道，死亡只是你脱离俗世的一种方式，你的灵魂已经在别的空间得到了“圆满”等。如果还有问题他解释不出来，就要求你自己去“悟”，如果还悟不出来，只能拿“说明你心不诚或与‘法轮功’无缘”等等之类的话语来搪塞。

　　随机强化心理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常见的现象往往熟视无睹，而对罕见现象则极为敏感、关注，关注的结果，就是给当事人和旁观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就是随机强化心理。强化是在行为之后出现的有利结果对当事人的心理影响。随机性强化是强化的一种，出现的几率很小，难于预料何时会出现，但对人的诱惑却极大。李洪志打着“强身健体，治病长寿”的幌子，巧妙地利用人们的随机强化心理，利用广大群众都能接受的“气功”形式，先不谈“法”，不谈修炼，不谈所谓“度”人，而是要求大家练习气功，当一些练习者在生理和心理方面有了好转后，强化人们认为“法轮功”有用、可以祛病强身的心理，否定信徒以前的理性思维和科学观念，通过长时间的修炼达到自我封闭和与社会隔离的效果，从而实现对练习者的精神控制。

　　自我暗示心理  自我暗示是以含蓄的、间接的、不作理性论证的方式传递信息，使其在无对抗状态下自然受到心理影响的一种方法。暗示对某些心理性疾病有一定安慰效果，如同烧香还愿一样，在临床医学上可作为辅助治疗手段。现代科学研究表明，气功使用自我暗示的自我身心锻炼方法，使意识进入自我催眠，通过良性的心理调整，使体内各系统生理功能趋向协调，甚至使病变得以修复，从而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然而，大多数期望通过气功健身治病的群众，并不真正了解气功可以通过调节人的心理达到强健人的身体的道理。邪教教主便利用这一点作为愚弄和迷惑广大练功者的诱饵和手段。在对“法轮功”作为气功所具有的调节身心作用有所感知之后，练习者对其信任的程度也随之提高，开始下意识地以“法轮大法”的处世哲学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为，在此基础上产生自我暗示，确信自己只要坚持学法，就可以提高层次、开天目，以致将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都归结为练功的结果。李洪志一面号称“法轮功”是“大道无形”，练习的人要来就来，想走就走，完全自愿；一面又强调如果练习者不够虔诚，就得不到法轮，从而使练习者陷入欲罢不能的地步，这实际上就是利用暗示产生的自我期待的心理效应来控制信徒。

　　邪教利用一切社会机遇，实施精神控制：邪教无孔不入，无机不乘。在贫穷的非洲、动荡的中东、富庶的欧洲、发达的美国、发展中的亚洲等都可以寻觅到它的魔影。

　　国家生存危机、战争危机时期正是邪教盛行时期：由于非理性因素大量地存在于一些国家生存危机、战争危机频繁发生的历史时期，邪教也与之形影相随，大肆泛滥。在贫穷的非洲、动荡的中东地区，邪教比较横行就是明显的例证。如1994年卢旺达内战，胡图族与图西族展开的种族大屠杀，有数十万人死亡，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而在这场大悲剧的背后，则是“神授教”和其他邪教充当着神秘的角色。安哥拉、索马里和乌干达等地的内战，往往是邪教使战局复杂化和血腥化。1998年初，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教游击队在西部作乱，屠杀上千人，很多人被残忍地割喉而致死。据后来国际社会对此次事件的调查得知，这并非正派伊斯兰教游击队所为，而是邪教在兴风作浪。

　　国家社会危机、信仰危机时期就是邪教疯狂之时：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转型，总是伴随着程度不同的信仰危机。信仰虽然是一种主观的东西，但它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人们对原有的信仰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逆反心理，出现信仰危机、精神迷茫和信仰空缺，心理免疫功能因此会相对下降，当人难以平衡心态时，会到宗教或其他神秘的领域去寻求精神支撑，这时，他们极易接受各种封建迷信、歪理邪说。由于邪教成员彼此接近，聚合成群，并逐步形成共同的反社会信念，这种信念会像瘟疫一样流传开来，发展极其迅速，危害也极其巨大。

　　在原苏联和东欧剧变前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邪教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活动十分猖獗。如，乌克兰有一个自称为“大白兄弟会”的斯拉夫末日教派，宣称1993年11月14日为大审判日，号召信徒到基辅一处聚集，人人献金赎罪，一句谎言竟赚取了大笔的金钱。在拥有大量的金钱做后盾以后，继而资助政客，插身政治。又如，在苏联解体后不久，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利用混乱向俄罗斯进军。他以一名关心世界和平、推动科技发展的宗教名士角色出现在俄罗斯一些有名的地方，散布歪理邪说，吸引信徒，其势力迅速膨胀，仅莫斯科分部的直接信徒就有3.5万人，外围积极分子则达5万人之多。

　　在世纪之交，邪教利用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存在的社会矛盾，以及因此造成的人们的怀疑心态和精神空挡趁虚而入。由于在转型时期，整个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许多人对于生活方式的更新很不适应。有的过于紧张，形成精神疾患；有的则过于空闲，形成精神空虚。于是人们就相信“练功可以调节生活节奏，打发闲暇时光，结交功友”之类传闻，不知不觉受到了邪教的影响。同时，由于社会转型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越拉越大，利益结构随之发生变化，传统的公平观受到冲击，社会竞争压力加剧，使人的情感趋于冷漠化，人际关系趋于功利化。这些都加剧了公众的心理失衡，产生相对剥夺感，缺乏生存安全感，于是就出现了情感冷漠、意志转移、信仰危机等严重困扰国人的社会心理问题，这都为邪教的滋生繁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土壤，邪教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一极佳的发展机会。“法轮功”在我国的产生以及逐步坐大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西方“自由”之国也是邪教泛滥之地：美国堪称是当今世界邪教组织最多的国家。邪教就像人肌体中的一个个毒瘤，给美国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教授玛格丽特·辛格在写给白宫的一份报告中估计，美国的邪教组织多达2000到5000个，有1000万至2000万人不同程度地卷入了邪教活动。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也认为，在美国有700至5000个邪教组织。

　　美国的邪教组织尽管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但却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崇拜活着的“上帝”——即所谓的“教主”；鼓吹世界末日、人类面临灭顶之灾的邪说来蒙骗群众，让人们相信只有加入它的组织才能逃此劫难。人们加入邪教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精神空虚，有的受到婚变、失恋、失去亲人等打击，而有些则是思想不稳定的青少年。邪教正是利用这些，编造千奇百怪的“说法”，对他们进行精神毒害，并且千方百计造成信徒家庭不和并与社会孤立，以便在各方面对他们进行控制。

　　当然，西方国家邪教的泛滥也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无关系。由于西方各国政府不支持也不反对任何一个特定的宗教组织，认为宗教信仰属于“个人的私事”，而且还特别害怕遭到来自其他反对党关于破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指责，这给那些别有用心的邪教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各种邪教组织正是打着宗教的旗号，利用宗教的幌子作掩护而从事非法勾当的。只有当他们发展到严重侵犯人权、扰乱社会秩序时，政府才采取行动，加以打击。西方各国邪教正是钻了西方国家法律的这一空子而粉墨登场的。

　　邪教在西方国家难以铲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党、政客与一些邪教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邪教组织一般都拥有雄厚的财力，为了生存，便向一些政党提供资金，帮助政党进行竞选。如美国邪教组织“人民圣殿教”教主吉姆·琼斯，从1974年开始，就参加旧金山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在选举中，他不仅捐款，还帮助一些政客拉选票，利用自己的口才和知名度，不仅能动员几千名信徒集体投票，还可以沿街按门铃，把信件塞进各家的邮箱里。“圣殿”的人和批评“圣殿”的人都坚持说，在1974年和1976年的两次选举中，有好几位当地的长官是全靠“圣殿”才得以当选的，有人甚至说“圣殿”也曾支持过卡特总统和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郎等。所以，这些政党或政客一定程度纵容和包庇邪教组织，使得邪教组织难以铲除。

　　第二节   邪教实施精神控制的恶果

　　1．社会毒瘤 人类恶魔

　　当今世界，邪教已成为社会一大公害，它是社会的毒瘤，人类的恶魔。它不但本质上是反社会、反人类、反科学的，更是人类的精神鸦片，给痴迷者造成了精神和肉体上永久的伤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比恐怖主义危害更大的精神恐怖主义，因为它高举着所谓“真、善、忍”的旗帜，并把魔爪伸向了广大文化素质和鉴别能力较低的普通民众，其欺骗性、迷惑性更大，对人类的危害性比恐怖主义更强，在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已成为世界的一大公害。

　　残害生命，毁坏精神：一切邪教组织都是反人类的，它不但残害人的生命，而且毁坏人的精神。邪教组织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无不对信徒实施精神控制。并通过精神控制，来随意戕杀无辜的信徒，还美其名曰：“上层次”、“上天国”等等。其最终的结果，大都是酿成信徒大面积自杀或被人谋杀的人间惨剧。

　　美国邪教的创建可谓光怪陆离，信奉者被邪说所惑集体自杀、自残的事件时有发生。“太阳圣殿教”崇拜太阳，信奉“火的魔力”，其教义明目张胆地宣称“自杀是真正的解脱”，教主声称信徒只有通过火的洗礼才能穿越时空进入另一个神圣的世界——“天狼星”。在这种歪理邪说的鼓惑下，接二连三的集体自杀案件时有发生，许多信徒葬身火海，最为严重的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信徒的集体自杀事件，在此次事件中共有914名信徒服毒后自焚，经检查，其中绝大多数是为了奔向自己神圣的世界——“天狼星”而心甘情愿这么做的。

　　邪教组织“天堂之门”宣扬世界末日就要来临，要求信徒变卖家产并捐献存款，到这个组织设在山顶的大本营入伙，与“外星人”对话。1997年3月，“天堂之门”的39名信徒，服用自己亲手配制的毒药，分3批集体自杀。死者年龄最小的为20岁，最大的为72岁。

　　据英国消息：由于迷恋邪教女王，美国一男子自残变成“吸血鬼”。事情是这样的，美国一位居住在新泽西州索默塞市名叫马修的27岁青年，通过互联网接触了美国一个邪教组织，并且对邪教首领——一个所谓的嗜血女子迷恋不已。为了追随邪教女王，马修刮掉了自己的体毛，身穿黑衣，还用女友的口红为自己画上血红的眼影，把自己打扮成吸血鬼模样。为了表达对邪教教主的忠诚，他曾一个人在电脑前割破身体，举行“血祭”，甚至为自己取了一个吸血鬼教名“Mathau”。他抛弃了自己的女友，撇下自己的孩子，发誓效忠那位名叫阿卡莎的“女吸血鬼”，他的精神完全被邪教的首领控制着。

　　因受邪教的精神控制，“大卫教派”的教徒在与警察武装对峙51天后，有86人放火自焚于骆驼山庄的据点之中，被抢救出来的9个幸存者中，仍还有人执迷不悟，拚命挣扎着要返回山庄的火海中受死。

　　同样因受邪教的精神控制，“太阳圣殿教”（崇拜太阳）的70多名信徒，自1994年至1997年，先后在法国、瑞士、加拿大等地集体自杀。死者身体全部头朝外，脚朝内，呈太阳状圆形排列，并且都是经事先安排的自动引爆点火装置引燃焚烧的。尤其令世人震惊的是，1996、1997年的几次集体自杀事件，都是在该教教主朱利特、迪芒布罗1994年自杀之后发生的。

　　在中国，在世纪之交，李洪志也向“法轮功”信徒宣称这是修成正果的最后期限，要求弟子们“走完最后的一步”，获得“真正的圆满”。于是一些执迷不悟的“法轮功”信徒近乎疯狂地滋事，完全置社会道德和法律于不顾，甚至对自身和他人的生命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2002年4月22日，黑龙江省伊春市“法轮功”痴迷者关淑云，在李洪志“法轮功”歪理邪说的迷惑下，认为女儿身上附有妖魔，竟亲手掐死了自己年仅9岁的女儿戴楠。事后，当记者采访时，她仍执迷不悟，毫无后悔之意地说：“你们都不理解我的苦心，我修炼了这么多年‘法轮功’，为求圆满，我为师傅除了魔，我连女儿都舍了，我是为了拯救全世界呀！”真是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已有1600多人死于“法轮功”之害，有上千人被“法轮功”摧残成肉体残疾，仅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七家医疗机构收治的因修炼“法轮功”导致精神障碍者就有100多人，这些人中自残生命跳楼者有之、上吊者有之、剖腹者有之……不一而足。在中国政府明令依法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后，仍有极少数人执迷不悟，甘心为“法轮功”作陪葬，表现出一种令正常人无法理解的邪恶力量。

　　人们都说女孩戴楠之死极其悲惨。其实，关淑云一群人的命运才更加可悲，他们的心灵完全被“法轮功”邪教的异端邪说所污染毒害，他们的精神完全被“法轮功”邪教所控制，丧失了人性还全然不知，触犯了法律还不能清醒。她所说的拯救全世界，却连自己亲生女儿的生命都没有拯救。她和她的同道们受了“法轮功”和师傅的蛊惑，致使如此神魂颠倒，丧失理智，以至发展到完全泯灭人性。邪教真是罪大恶极，它不仅残害人的生命，更为严重的是毁坏了人的精神。

　　违背公德，侵犯民权：不侵害他人的利益，尊重他人，是现代文明人应具备的基本品行。而邪教教主，为了达到自己罪恶的目的，却反其道而行之，视社会公德和人民权利于不顾。

　　逼良为娼是许多邪教组织的一大罪证  据香港某报报道，香港邪教组织“青龙教”以宗教作幌子操控女教友卖淫，他们采用“姑爷仔”手法，骗取无知女子的感情，再威逼利诱其卖淫，并用“种善因得功果”、“献金越多，上天堂越快”等谬论，唆使她们出卖肉体，赚钱奉献“教会”，供教头挥霍。

　　奸淫妇女是许多邪教组织的另一大罪证  日本最大的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奉行的教义是“修行现世人生，崇拜来世天堂”，因此 教规要求：“真理之友”（对邪教信徒的称呼）成员必须独身，相信性欲望是对天堂教神的竭诚奉献；性感受则是教神和教主的超凡恩赐；性活动是对生命能量的随意释放——如此才能成为真正的奥姆教信徒，最终被教神引入天堂。因而，不受婚否制约的众教头尽情享乐，恣意淫乱。教主麻原本人不仅拥有6个老婆和6个孩子，还有许多貌美的教女侍奉，就这还难以满足他的兽欲，他还经常奸污、调戏未成年的女信徒。

　　纵欲乱伦也是一些邪教组织的一大罪恶　美国邪教组织“天父的女儿”真是荒诞离奇，以淫乱来反社会。教主伯格以基督之爱的名义，“教导”信徒要无私奉献爱，所谓爱其实就是性爱，在教内父母与子女乱伦、成人与儿童发生性行为是司空见惯的事。教主自己可以与任何一名女信徒性交，而且还与自己的小女儿、外甥女和儿媳发生性关系。他的大儿子就是不能忍受他的所作所为而自杀的，他的大女儿也是拒绝与他乱伦而离开教会的。他自称是上帝所选的国王，又自封小女儿为“皇后”，真是无视公德，违背人伦，为国际社会所不容。

　　践踏法律，扰乱秩序：邪教的存在与现代文明社会格格不如，自然成为各国政府和人们打击和仇视的对象，为了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许多邪教组织公然走上了与人类、社会和政府对抗的道路。

　　搞非法武装，对抗政府  许多邪教组织不断在社会上兴风作浪，制造事端。它们无视法律，扰乱社会秩序，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邪教组织无不打着宗教、慈善和非政治组织的旗号，从事政治性的活动。如有的参与偷税、诈骗、贩毒、走私等活动，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有的则从事暗杀、绑架等犯罪活动，扰乱社会秩序，威胁国家的公共安全。如美国“大卫教”教主考雷什，鼓吹战争威胁，要求信徒们每日必须上军训课，必须学会使用武器，随时作好战斗准备，甚至订购、自制、非法囤积武器，据公布的资料显示，大卫教派在庄园内储存了价值达10万多美元的武器和足够几年食用的粮食，还在庄园内修建了地下掩体，在庄园的围墙上修建了一座守望塔，夜间有人持枪巡逻，把庄园变成了一座军事堡垒，以对付“敌人”对他们的进攻，公然与政府进行武装对抗。

　　制造世界混乱和恐慌局势  世界各国的邪教组织无不期盼着社会混乱和恐慌局势的来临，好在其中混水摸鱼，所以，他们极尽自己所能，制造世界混乱和恐慌局势。如日本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为了实现控制信徒、统治日本乃至统治整个世界的政治野心，建立所谓的“奥姆王国”，在国会选举失败之后，疯狂地报复社会，企图通过武力对抗政府并取而代之，他们密谋杀害政府领导人和国会议员、接连制造了震惊了全球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等恐怖活动，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严重违反了国家法律，扰乱了日本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时，他还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国外。据调查资料显示，“奥姆真理教”原计划在1995年11月煽动一场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并把参加在大阪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作为袭击目标。

　　破坏公共安全，威胁国家政权  中国“法轮功”头目李洪志声称“不问政治”，但他却躲在国外，一再组织、策划痴迷者闹事。散布歪理邪说，导致很多“法轮功”练习者的心理和精神扭曲，甘心为自己卖命，更有甚者，不惜让痴迷者“流点血”、“走出来”、“以身护法”，制造了震惊海内外的自焚事件。李洪志在各地“讲法”时，公开诋毁国家法律和政府，并组织修炼者围攻新闻单位、党政机关，甚至中央机关所在地中南海。据法庭后来认定的事实，仅300人以上的聚众围攻就达78次之多，严重影响了这些部门的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破坏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同时，也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严重干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外环境，威胁着公共安全和国家政权，这也充分暴露了他们的狼子野心。

　　2．永远走不出的悖论

　　邪教教主经常抛出歪理邪说，这些都是一些不言而喻的勿需论证的，也是人们无法论证的、虚无飘渺的非理性信念。而当达不到其所宣扬的效果时，又以功夫不到家来自圆其说。当用科学原理来批驳其谬误时，又说你们是凡人，以此来堵住人们正常的思维，使其歪理邪说得以抵制理性思维。这些诡辩蒙住了信徒们的眼睛，使他们分辨不清是非黑白。其实，这些“教义”从根本上讲是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根本经不起仔细推敲，根本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世界末日论者的预言不攻自破：世界末日论的预言源自西方宗教经典，近代则由法国医学家、预言家诺查丹玛斯“发扬光大”，每逢世纪转换、千年之交尤其猖狂。据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资料显示，宣扬世界末日的邪教仅在美国就有1500个之多。以世界末日论妖言惑众，借此制造恐慌局势，是许多邪教用以进行“精神控制”的核武器。

　　有关世界末日预言在过去的2000年中屡见不鲜，其说法也是五花八门、变化多端。远的不说，在近10年中，类似的预言就很多。如，1993年，乌克兰的“白人兄弟会”邪教组织宣告世界末日来临。于是一些人出门观看，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于是，他们再次尝试，宣布9天后末日来临。但历史前进发展的脚步并没有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世界末日到现在还没有来临。

　　1997年，美国“天堂之门”教派宣称，哈雷彗星于3月份到来是世界即将终结的信号。

　　1999年7月份，就是16世纪法国预言家诺查丹玛斯预言的世界末日，他当时预言：“恐怖之王”将“在1999年第7个月”从天而降。

　　1999年8月11日，法国预言家拉巴内宣称，那次日全食到来时，俄罗斯的“和平”号轨道空间站将在巴黎坠毁，从而造成灾难性后果。

　　1999年9月11日，美国洛杉矶非常有影响的犹太教拉比伯格相信，在这一天，一个巨大的火球将击中地球，地球因此而将毁灭。

　　也有人暗示：2000年5月5日，将是6000年来第一次——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与地球排成一行的时刻，这意味着亿万吨的冰水从南极溢出，造成世界性的灾难。其实，据专家介绍，这种现象只是一种罕见的天文奇观，并不是世界末日的征兆。……

　　事实胜于雄辩，谣言毕竟是谣言，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世界末日论者的预言不攻自破。

　　打着科学的旗号反科学：如邪教所说的正负宇宙，听起来好像是科学的术语，不过是借用了物理学的正负物质说。然而，负物质也是物质，而所谓由亡灵组成的负宇宙却是个纯粹的臆造。他们说的可以用某种仪器把人们以前活动的信息重新显现出来，不过是借用现代科学术语的招魂术。他们宣称，可以用现代的照相技术拍出神灵的照片，或者拍出从人体释放的所谓光明体或某种意识体的存在，宣称可以用电脑来预测人的前途和命运，都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为历史沉渣张目的典型事例。

　　眼见为实并非实践：邪教教头经常玩弄一些小小的伎俩，利用人们的错觉、幻觉来欺骗信徒，并称“眼见为实”， 眼见就是经“实践”检验过的真理，将“眼见为实”与实践划等号，这实际上是盗用了实践标准。其实眼见并不一定为“实”，人类的眼睛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只能认识事物的表面现象，并不能认识事物的全部和本质，必须借助科学的仪器，经过多次科学的实验，人才有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这一系列过程才称得上是实践，这种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科学的权威性还在于其普遍性，能经得起检验，在同样条件下，用同样方法，能得到相同的结果。而科学骗子往往用非科学的手法，利用现场观察者对科学的无知，运用魔术加骗术，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某些“大师”表演的“水变油”，却拒绝严格的科学实验，拒绝实践的检验。他们玩弄的只是障眼法的表演，根本不是科学实验，与实践毫不相干，是经不起科学实验检验的。

　　“真、善、忍”实则“假、恶、怂”：如，李洪志告诉“法轮功”练功者要做到“真、善、忍”，可他却没有做到。他用榨取的钱财，在国外购置洋房，购买高档轿车，在国外还有巨额存款；为了把自己说成释迦牟尼转世，他篡改自己的生日。据长春市公安局绿园分局绿园派出所证明：1994年9月24日，李洪志将出生年月日由1952年7月7日变更为1951年5月13日，并重新办理了身份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自然有他的险恶用心。相传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是中国农历的四月初八，而1951年5月13日恰好是农历四月初八，其目的是为称自己是“释迦牟尼转世”提供素材；他声称只要练功，就可以祛病强体，信徒生病，不让信徒吃药打针，可是他却常去医院查体看病，还做了阑尾切割手术。他口口声声说让人们行善、忍耐，而他却精心策划围攻中南海、北京电视台。非法集聚中南海事件出现后，李洪志企图逃脱罪责，对媒体说他不知道这件事，并称他当时是在去澳洲的路上，其实这一切都是他在幕后操纵指挥的结果。李洪志还说“法轮功”没有组织，大道无形，可是却在北京设有研究会，全国各地设有总站、分站、学法点、练功点。他让信徒们放下“名利情”，可是他把全家却带到了美国，过着奢侈舒适的生活。真是心口不一，说一套却做一套。

　　“圆满”实则害命：如李洪志宣扬“上层次”、“圆满”、“上天国”等实际上就是无辜戕害信徒的性命，其实就是用他那一套邪恶的理论欺骗练习者、愚弄练习者，用痴迷者的性命为他的险恶图谋服务。在李洪志的妖言蛊惑下, 许多“法轮功”练习者走向了“圆满”，或诱导唆使其他“法轮功”痴迷者自杀。

　　如，中央音乐学院学生陈果，听信了李洪志宣扬的“上层次”、“圆满”、“上天国”等歪理邪说，认为“我的生命是‘大法’开创的”，自焚就是走向“圆满”，于是，为求“圆满”，她生命的幸福列车，便在2001年除夕那一天被“法轮功”所毁灭。现在她很后悔，但为时已晚。

　　为求“圆满”，2002年12月，河北唐山30多名“法轮功”成员集体自杀，幸被发现而予以及时制止。广东茂名12名“法轮功”痴迷者从四层楼上集体跳下，造成一人死亡，二人重伤。

　　河北承德市桃李街“法轮功”痴迷者李亭（不满18岁），看了《转法轮》一书，越看越觉得自己是“佛”，父母亲是“魔”。1999年3月20日凌晨2时，他手持一尺多长的尖刀，在家中竟然残忍地杀害了含辛茹苦生他养他的父母。

　　江苏吴江市“法轮功”痴迷者吴德桥，练“功”练得走火入魔。1998年2月26日晚，他在家发“功”时，感觉自己已经成佛。他的妻子劝他别练，他不仅不听，反而说女人在身边会影响自己成佛，于是跑到厨房拿起菜刀，连砍数刀，杀死了善良的妻子。

　　四川邛崃市“法轮功”痴迷者汤志华，听信了李洪志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鬼话，对生活彻底失去了信心，于1999年8月11日凌晨3点多钟，用菜刀割下了自己两岁多儿子的生殖器，然后又自残。孩子的哭声惊动了四邻。经抢救，汤志华父子的性命虽然保住了，但已严重致残，孩子一生的幸福毁于一旦。这样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世界哪里有什么“圆满”？哪里有什么“天国”？“圆满”就是毁灭自己的生活和家庭，“圆满”就是要残害痴迷者的性命，“上天国”就是断送自己宝贵的生命。

　　“救世主”实则恐怖恶魔：邪教教主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择手段地敛财，长期蹂躏妇女。如，“人民圣殿教”，当发生信徒集体自杀的当日，传有第二代教主，又传有其他地方的叛教者逃跑，不久即发生惊人恐怖事件，叛逃者米尔夫妇和10岁多的女儿在家中被杀害，凶杀留下字条，指出叛教的下场就是“血”，还扬言要杀害若干政界要员；又如，十恶不赦的“奥姆真理教”，当有了滚滚而来的钱财，拥有了众多的追随者，甚至有了自己的武装之后，便梦想篡夺国家政权，当阴谋不能得逞之时，便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东京地铁毒气事件。据统计，在这次事件中，共有5列火车和16个车站的乘客受到伤害，其中有12人中毒过重而死亡，5000多人出现中毒症状；再如，用鲜血铺就“天堂之路”的“大卫教派”，为了迎接世界末日的到来，建立了所谓的“天国”，其教主考雷什非法囤积军火，并扬言有朝一日将采取比1992年4月洛杉矶黑人骚乱事件更为恐怖的暴力手段。1993年春天，在与军警对峙51天后集体自焚，此次事件就是其恐怖行经的大暴露。

　　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现有邪教组织数以万计，被各种邪教迷惑者可能已超过1亿多人，他们或敛财纵欲，或杀人投毒放火，或害国害人害己。一句话，邪教对社会的伤害和威胁，与国际恐怖组织和鸦片同样可怕可恶，“救世主”实则是恐怖恶魔。

　　其实，邪教的骗术并不高明，稍有一点科学精神的人，只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能很容易识破。请问：邪教教主，你既然是神，不是凡人，为何又要过凡人的生活呢？你既然是无所不能的“神”，为什么要敛取尘世的钱财，为何还会有生老病死呢？你既然说有什么“天堂”、“天国”，你为什么不去“圆满”、不去“升天”，而鼓动信徒们去“圆满”、去“升天”呢？等等，这不是自欺欺人，自相矛盾吗？

　　3．邪教不除  国无宁日

　　从世界各国邪教组织制造的痴迷者自杀断命、毁灭家庭、杀害无辜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案件中，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邪教的巨大危害性。事实胜于雄辩，邪教带给人们的不是幸福，不是圆满，不是上“天国”，而是一个个令人发指的罪孽、一起起触目惊心的惨剧。从日本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企图杀害国会议员，谋杀美国总统克林顿，到制造震惊世界的“沙林毒气事件”，从美国“人民圣殿教”914名教徒在圭亚那热带丛林中集体自焚，到“太阳圣殿教”的70多名信徒，自1994年至1997年，先后在法国、瑞士、加拿大等地集体自杀，从中国“法轮功”组织围攻中南海，到“法轮功”痴迷者在天安门广场集体自焚，这一系列事件都充分说明，邪教严重地残害人的生命，毁坏人的精神；违背社会公德，践踏国家法律；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邪教祸国殃民，真可谓“邪教不除，国无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