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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北京奥运会终于落下帷幕，一个崭新强大的中国可以说在那一刻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北京就更不用说了，除了裤衩背心没变外，早已人穿西装马配洋鞍，全盘西化了。一个古老的北京渐渐消失，一个被世界文化同化的北京悄然出现。我想，要不了几年，闭幕式上的那只歌――北京北京我爱你，不光是北京人爱唱，世界人民也爱唱。

造成古老北京消失的原因很多，大致上分两类，一类是为改造旧城政府强制性的拆迁行为，这是最主要的原因，结果相当于拆庙，庙没了自然没有人来烧香了。还有一类是纯属自生自灭，北京烟酒店的消失很明显是属于这一类，因为在北京大规模城市改造之前这些烟酒店已经基本没有了。

我先写几句个人对啤酒的理解，这样有助于了解北京烟酒店的啤酒文化。对啤酒的解释可分为中国的和外国的，我比较倾向中国的解释，这样听起来好懂亲切容易记住。啤酒是根据不同种类的麦芽发酵后制成的，麦芽的浓度和色泽不同决定了啤酒的颜色，这里不是说颜色深的啤酒酒精度数就高，而是说舌部最直接的感觉是麦芽的浓度，可以从清淡到厚重。一般地说清淡型啤酒生产成本低销售价格也低，容易形成大规模的消费群体，像北京的燕京美国的百威就属于这一类。啤酒又有生熟之分，杀菌后瓶装或罐装称为熟，主要是为了延长保质期，但鲜味口感要差些。啤酒的名称多以产地取名，这样在异地看到自己家乡的啤酒顿时就有回家的感觉，自己的舌头对家乡的水特别敏感。

北京可以说除了山东青岛外是全国最早有啤酒的城市，正是因为这一点让我练出了童子功。我干什么都喜欢比同龄人超前，喝啤酒也是一样。一九六八年我十五岁，空军大院司令部上初中的孩子统统分配到五十七中上中学，每天我们穿着军大衣骑着锰钢自行车去学校，和电视剧《大院子弟》一摸一样。一天，我们路过羊坊店烟酒店，我看着很新鲜，由于成群结队大家都没有停下来，放完学我一个人溜了进去。

那个烟酒店不大，里面陈设非常简单，一个破旧的玻璃柜台，里面摆着几包价格非常便宜的香烟和一些瓶装白酒，可能是二锅头。店中央靠墙是两张破木方桌，摆着几条长凳，一些老北京在里面坐着，看得出都是干力气活的。我进去后，先问啤酒多少钱一杯，店主是位胖老人回答说，一毛一杯，我说来一杯，那位店主先是一愣，接着吩咐，给这个小孩打一杯啤酒。一个年青一点的伙计，按现在的话应叫职工，取出一个白瓷杯，也就是北京人喝茶的那种小杯，像给自行车打气一样，用力压着一个铝桶上的把手，随后取出一个带小开关的塑料管，放出整整一小杯，黄金金的像尿一样的啤酒，怪不得很长一段时间北京人管喝啤酒叫灌马尿。

我交了钱，找了条长凳坐下来，认真品着那杯黄得像马尿一样的啤酒，第一次喝，感觉有点苦，但随后带出一种甘甜的感觉。同时我也观察店里坐着的老北京，他们在聊些什么现在记不清了。只见不断有人进来，很多是蹬三轮板车的，因为那段时间北京市的近途送货主要是靠三轮板车，相对来说板车夫的收入还算不错，又是体力活，需要补充营养恢复体力。他们进了烟酒店一般是叫二两白酒，一两一毛三，二两粉肠，一两一毛二，有的还要一毛钱的煮花生，最后再来一杯啤酒。有功夫闲聊的人不多，多数三嚼两咽，把酒一口闷掉，匆匆忙忙赶回家和全家老小围小方桌坐板凳啃窝头就咸菜喝棒子面粥去了。后来我听说，这种情况下，如果男主人稍微晚点儿，那个女当家的就会跑到烟酒店门前大声嚷嚷：还在这儿灌马尿呢，敢快回去，全家等着你吃晚饭呢。

第一次进烟酒店感觉不错，第一次喝啤酒也感觉不错，从此，我和那个小烟酒店结情，一有机会总要到那里小坐一会儿，喝上一小杯，听听老北京侃山，那也是我一生中喝过的最便宜最鲜美的啤酒了。不过好景不长，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不久被送到陕西空军农场劳动改造。离开了北京，再想喝到啤酒太难了，那时外地没有啤酒，陕西农场根本见不着酒。后来到蚌埠当兵过节是喝的果汁和酒精勾对的果子酒，喝完后头要疼好几天。到了浙江好像能喝到一点啤酒，但实在找不出北京啤酒的那种口感。那年头浙江当兵的过节喜欢喝黄酒，我最多只能喝几口，再多就要醉倒了。

一九七三年，我再次回到空军大院，在大院服务社我见到了瓶装五星啤酒，每瓶价格是四毛三，我觉得很便宜，一次就买了五瓶。那年父亲刚三支两军回来，一些在情报部工作过的老参谋常来作客，我拿啤酒代替茶水招待他们，因为我觉得四毛钱的啤酒太便宜了，不过没有人爱喝，可以感觉出当时北京爱喝啤酒的人还属于板车族。母亲暗示我话不要太多，自己在哪当兵不要讲，因为有人是来了解情况的。果然不出所料，七六年我在西安空工再次见到一位参谋，他当上了处长，他竟当我的面说，情报部最有能力的老部长是两位去过干校的，深刻含是我父亲能力不行，那天还有另外一个参谋，他因和汪东兴的女儿结婚，后来走红。顿时我感到父亲被轰出大院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一九七七年年底，我最后一次回空军大院二号楼的那个家。我最眷念的还是服务社卖的五星啤酒，那时已经涨到八毛钱一瓶，还没有出现脱销现象。华国锋当上英明领袖以后，军队立刻升起两颗新星，一颗是海军司令苏振华，一颗是空军司令张廷发。苏振华到上海当第一书记，张廷发进入政治局，这也是华国锋想站稳脚跟必须要走的一步。我看过一个当时政治局委员送华国锋到朝鲜访问的记录片，张排在最前面，同华国锋握手的时间也特别长。张廷发非常有头脑，很会跟风，华国锋当上主席可能还不到一个月，就把华的儿子从西北调到空军工程部。再往后风云突变，最高层利用“两个凡是”打压华国锋，力挺邓小平出山，张也迅速表态支持，保留住政治局委员位子，而苏振华则明确表示支持华国锋反对邓小平出山。

现在看来这两位将军都犯了历史性错误，可能没有进过最高层，也没有到政治局开过会，以为受华重用锋芒太露。他们自恃文革初期被打倒有资本，苏没有把邓小平放在眼里，张没有把杨尚昆李先念放在眼里。一次在讨论空军机场转为民用问题时，张廷发对着李先念拍起了桌子。

这里顺便写一笔华国锋。华当上英明领袖后，除了苏振华张廷发外，绝大多数老干部心里是不拥护的，当然表面文章要做。我想一是资历太浅，二是没有战功，三是多数南征北战的老干部没有得到太多的实惠。这样就可解释通当年那些老干部明明知道华国锋是捉拿“四人帮”的头号功臣也要坚决拿掉的原因了。空军有个干校后代网站，里面许多人对华国锋的去世显示出不正常的悲痛，原因是许多人的父辈像林彪培养空军亲信一样，差一点被华国锋张廷发培养成新一代的得益者。空军对任何掌权者来说都显得至关重要。

在这种高层背景下，张廷发将军早已有恃无恐，借着林彪问题公仇私报，大到马宁张积慧梁璞，小到一般部级干部，对于一般参谋干事就像捏蚂蚁一样，一定要赶出空军大院为快。我买回啤酒想和父亲一起喝，但发现父亲只喝白酒，而且吃早饭的时候也要灌上几口，当时我感觉很不好，怎么几年没见父亲，父亲变成这样。从此，我一见到父亲喝酒就烦，自己再也不提酒的事了。我听到母亲经常劝父亲，赶快找总参三部的老上级，想办法调出空军还来的及，但是父亲只顾喝酒，根本听不进去。

一九五五年军队授衔时，四川宣城出了三位少将，一位是网上风云人物小沧海的父亲蔡长元，一位是空军参谋长王定烈，一位是海军付司令。小沧海同王定烈的儿子关系很好，小沧海担心我这样写空军问题，王的儿子看了会不高兴。我说不会的，王定烈是张廷发给调到北京的，作为帮凶为张廷发整治司令部干部干过不少出格的事，但对我父亲一直很好。据一位当时担任记录的秘书说，司令部党委在研究我父亲的工作安排时，决定到西安空工任正师职顾问，报到空军党委张廷发最后大笔一挥改为通校付师职顾问并限定一个月人走家搬。

毛泽东曾经说过，共产党员好比种子，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在人民群众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后来再回北京我去的不是空军大院而是鼓楼西大街一号六平米的小屋，在那里想不联系群众也不行。一天，我在公共厕所蹲坑，看见一个十三岁的小男孩。我问那个小男孩，你怎么这么胖啊？他说，他妈是卖啤酒的，每天晚上下班后都要提一暖瓶啤酒回家，喝得多了自然就胖起来。这时我突然想起儿时见过的北京烟酒店，一定要去看看。

鼓楼位处北京市中心，不论你走东走西走南走北到处都是烟酒店。那时的烟酒店还是同我小时候见过的一样，陈设简单，破破烂烂，唯一多了一个巨大的啤酒罐。我那年去的时候正好是个夏天，中午我走进店里看不到顾客，一问啤酒早已卖光，要喝傍晚再来。我傍晚时分再去，只见市民在店外排起了长队，每人手里提着个暖瓶。再等一会儿，送啤酒的卡车到了，司机接上长管往啤酒罐里加压灌啤酒，前面服务员开始卖起来。先是用店里的塑料容器接，然后倒进顾客的暖瓶，每升四毛。我想恐怕那是最新鲜的啤酒了，早上在酒厂里做好，晚上就和顾客见面，很多情况下是当晚卖光。可能是新鲜口感纯正价格便宜，又是冰镇的，因为那时居民家有冰箱的很少，住在我附近的男女老少都喝。我个人有个习惯，要是大家都这么喝，我反而还不喝了。

转眼到了一九八二年，安大快毕业了，在母亲的督促下我再次到北京，试试能不能借着大学分配分到北京。那时父亲的老关系基本上已经不管用了，我试了几个都是打官腔不办事，我决定自己直闯空军干部部。我让妹妹重新把我个人的简历抄了一遍，到上级机关自荐没有一笔好字是不行的。大院都是新换的干部，谁也搞不清你是谁。干部部接待我的是科技干部处长，他接过简历先是一愣，我个人感觉一是觉得字写得好，二是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学生，学英语之前已在空军维修过多年飞机。我说我诗歌不但写得好，而且很有研究，看看空军有没有文学创作单位。他略微思索一下说，一是空军没有文学创作单位，二是像你这种情况到空一所比较合适。我没有多说话，因为言多必失。

离开了空军大院，我打算当天打着干部部的牌子再闯空一所。我骑车到了前门，先到都一处吃了四两烧卖，那时很便宜，也是几毛钱，然后向南骑找到一家烟酒店，叫了一升啤酒，二两花生米，我想怎么也能自己喝完一升。那时的散啤已经没有儿时的味道，真是像水一样，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一升啤酒灌到肚里，接着继续向南骑。七八年的北京南郊可不像现在从早到晚车水马龙，出了永定门路上人渐渐少了，大中午到了大红门大坡上可以说半个小时见不到一个人一辆车。我觉得酒劲上来了，把自行车往树旁一支，像南柯一样做起了人生好梦。

等我赶到空一所的时候，干部们已经快要下班了。政治部陈副主任接待的我，他一看简历马上说认识我父亲，现在在通校当顾问。我说这事千万不要说出去，免得节外生枝，陈副主任没有在司令部干过，感觉不出那里充满派性和对不是一个派系干部子女成长的嫉妒。陈说沈所长今天不在，等他回来后一定尽快研究，一所十分需要这样的大学生。后来我了解到空一所已经十几年没有进过像样的大学生了，出现严重的人才断档，来过不少走后门的工农兵大学生，不好看，也不中用。我返回安大后，学校已传出空军来了两个干部前来外调，看得出真还是需要我这样的大学生，该唯才是举了，总走后门也不是个事。

我到空一所工作后，发现北京的烟酒店开始不断消失，一些改成饭馆，利润大些，还有的干脆出租给个人，原来的职工靠收房租生活。我想北京最后一个消失的烟酒店应该是东总布烟酒店，时间是九十年代初，那个烟酒店也是我最怀念的，因为它紧靠着社科院的大楼，到那里喝酒的什么人都有。一天，一个中年人凑近我，自称是社科院的，问我对当前政治局势的看法，我说对不起，我也是来了解情况的，不是一个系统，买瓶燕京，蹲在旁边吹着，什么情况都能听的着。

又该结尾了，如果这样结尾，大家会说我挂百威羊头卖空军狗肉，就算是吧，谁让我开酒荘喝啤酒也念念不忘空军呢。不过，百威是卖掉了，出高价的是比利时的一家大公司，所有权是巴西人的。

08/3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