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付宽元展示他儿子的照片，因为贫困，刘付宗难得有照片留存。

 童工刘付宗的生命停止在14岁零248天。

   三个月前，他第一次离家外出，第一次来到东莞，第一次进入工厂面对他从未见过的机器化生产线。5月20日晚，在结束了晚间的加班后，刘付宗回宿舍睡觉，再没有醒过来。

   医学证明显示刘的死亡原因是：猝死。

   刘付宗从12岁起开始挣钱养家，他初抵东莞，就被劳务公司窜改身份派入工厂打工。不久后，他给乡下的父母寄回了500元钱，这是他为家里挣过的最多的一笔钱。

   他的父亲如今苦涩地说，这500元，换走了他的儿子。

   1   换名之后

  办理入职手续时，刘付宗使用的是苏龙达的身份证。在这张身份证上，苏龙达的出生日期是1995年2月18日，刚过18岁。锦川公司人事部一位工作人员说，苏龙达身份证上的头像和刘付宗很像。

   这天是5月21日，东莞连日的阴雨下个不停。接近中午时分，在化州乡下种田的刘付宽元接到了东莞市长安镇一位民警的电话，对方说，他的儿子苏龙达出事了，让他赶紧来趟东莞。

   刘付宽元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习惯将不好的事情联想到一起。这之前没几天，他的妻子梁艳被偷了手机，这在穷乡下是件挺倒霉的事儿。这个来自儿子打工地点的电话，加重了刘付宽元不详的感觉。

   不过，苏龙达根本不是刘付宽元的儿子，他在东莞锦川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川公司”）的入职登记资料里，家属联系方式一栏，填的却是刘付宽元的电话。

   刘付宽元当天下午就赶到了陌生的东莞，他看到的不是苏龙达，而是儿子刘付宗冷冰的尸体。

   锦川公司的工人苏龙达，真名正是刘付宗。

   时间回到三个月前，14岁的刘付宗和同乡几个少年伙伴，相约来到东莞打工。他们头次出远门，没有直接去工厂应聘，而是找到了位于长安镇的东莞市万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由于未满18岁，刘付宗被这家劳务公司以“苏龙达”的身份派遣进入锦川公司。

   办理入职手续时，刘付宗使用的正是苏龙达的身份证。在这张身份证上，苏龙达的出生日期是1995年2月18日，刚过18岁。锦川公司人事部一位工作人员说，苏龙达身份证上的头像和刘付宗很像。

   童工刘付宗就这样以合法身份入职锦川公司，今年3月1日，他正式成为组装科测试生产线上的一名流水工。他的工作，是在一块电脑的主机板上连接一些线路，并通过测试保证线路板正常运作。

   这是一项不算复杂但十分枯燥的工作。同在测试生产线上干活的周则明（化名）形容这项工作，“就是10个小时里，手上重复一样的动作”。

   刘付宽元每隔一两天都会给儿子打电话，他们的通话常常在晚上八九点，刘付宗刚加完班的时候。在短暂的交谈中，父亲常问的是，“工作累不累”，儿子的回答一般是，“很累”。

   5月11日，父子俩有一次长达半小时的通话。刘付宽元回忆说，那次儿子说手臂上出现了一些红点，特别痒，刘付宽元担心地问，“你那儿不会有毒气吧”，他劝刘付宗去医院看看，两人就聊了一路。过了两天，刘付宗身上的红点没了。

   在意外猝死之前，刘付宗的身上似乎并没有出现太多的征兆。

   组装科车间的四川人邱丽（化名）在5月20日还看到，个子瘦小的刘付元和平时一样，在生产线上默默地干活，似乎没什么异样。当晚车间照例加班到晚上8时，然后邱丽看见刘付宗“好好地”离开了车间。

   刘付宗大约在当晚10时回到锦川公司男工宿舍618号房，直接就爬到上铺睡觉了。次日7时许，同屋的工友陆续起床洗漱，准备赶在8时之前打卡上班。刘付宗下铺的工友发现，宿舍里年纪最小的“苏龙达”仍在上铺睡着，喊他起床也没反应，工友伸手推他，愕然发现，刘付元已经全身冰凉。

   随后赶来的医护人员确认，刘付宗在当日凌晨1时左右已经猝死于床。

   2  辍学养家

    刘付宽元如今万分后悔，他当初同意了儿子外出打工的决定。在当时，他仅仅想的是，儿子在家干活挺懂事的，外出打工应该也没问题。

   刘付宗猝死东莞工厂的事，很快就传到了距东莞数百公里之外的化州乡下。村里人和刘付宗的两个弟弟，都在电视上看到了刘付宽元夫妇在锦川公司门口撕心痛哭的画面，两个弟弟吓得说不出话。

    村里没人敢把消息告诉刘付宗年逾九旬的爷爷，刘付家的长孙，一直是爷爷的心头肉。

   “刘付”是粤西南一带少有的复姓，刘付宗一家住在化州市中垌镇福建坡村，这是一个只有300余人的贫穷村落。而刘付宗一家，更是贫困村里的贫困户。

   他家有六口人，三亩薄田，三间瓦房。爷爷和三个孙子挤在其中一间9平方米的屋子里，地上搭几块砖，铺一面大木板，就是刘付宗三兄弟的床。

    刘付宗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他的亲生母亲是外省人，嫌弃刘付家太穷，在生下刘付宗之后，就远离山村，一去不返。

    刘付宽元将儿子拉扯到两岁大时，娶了同村的女人梁艳，后者视刘付宗如同己出，甚至比亲子还亲。刘付宽元说，梁艳给三个儿子买新衣服时，老大选的衣服若贵一点，梁艳二话不说就买了，对两个小的反而没这么大方。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成长的刘付宗，显得懂事和孝顺。读到小学六年级时，刘付宗眼见两个弟弟都已经开始上学，家里捉襟见肘，难以支撑，他主动提出辍学，要帮着父亲赚钱养家。

   时年12岁的刘付宗，从此开始跟着父亲干活，农忙时下地插秧，农闲时四处打杂。杂活一般都是建筑工地上的，父子俩一起搬砖，一天可以挣五六十元钱。

    有一次，父子俩在工地上累了一天，挣了100多元。父亲那天很开心，在镇上给儿子买了一件灰色的风衣，把儿子高兴坏了。那是刘付宗仅有的两件还算“体面”的外套之一，后来，刘付宗就是穿着这件风衣离开老家。

    刘付宽元还记得刘付宗在老家干的最后一单活，那是今年春节时，有户人家要盖房子，刘付宗去帮着搬砖，搬一块，一毛钱。刘付宗那时才1.4米的个子，身子单薄，一天下来搬了200多块砖，挣了20多元钱，全部交给了父亲，就留了两元的零花钱。

    在去东莞之前，刘付宗去过的离家最远的地方，就是镇上。今年春节时，一些在外打工的青年人返乡过年，刘付宗听说，他们在东莞一个月可以挣几千元——这相当于搬了几万块砖。那之后，刘付宗就和当地几个同龄的孩子约着，过完年就去东莞打工。

   刘付宽元如今万分后悔，他当初同意了儿子外出打工的决定。在当时，他仅仅想的是，儿子在家干活挺懂事的，外出打工应该也没问题。

    刘付宗离家的日子是今年农历正月十八。那天早上9时，吃过早饭，刘付宽元陪着儿子出门，他们穿过屋前一条巷子，没多远就是大马路。父子俩都是不擅表露情感的人，一路也没多说话。刘付宗穿着那件灰色的风衣，背包里带了两件衣服，身上揣了200元钱，就在马路边登上去镇汽车站的车离家了。上车时，刘付宗抿着嘴回头笑了笑。那是刘付宽元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儿子。

   3  流水线上

    在工厂里，平常日子的加班费是11.29元/时，周末则提到14.94元/时。小学没毕业的刘付宗，常常弄不清如何计算他的加班费，在一次和父亲的通话中，他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四个小时，400公里，14岁的刘付宗从化州山村坐车到了“大城市”东莞。他在抵莞当日，就以“苏龙达”的身份被派遣进入锦川公司，两天后正式入职。

    锦川公司是一家成立不到两年的台资企业，位于长安镇上角社区一处偏僻的工业区，这里离高速路口不远，到处是灰色的厂房和廉价的快餐店。

    刘付宗在锦川公司似乎还没有太多的朋友，即便是他隔壁宿舍的工友，也只是知道618号房住了一个小个子，这个“小个子”几乎不去别的宿舍串门和聊天。也有人说，刘付宗和工友们很少来往，但和同个生产线上的一个女孩子比较熟。

    刘付宗的工厂生活注定是枯燥和乏味的。锦川公司有800多人，男工都住在厂外的宿舍。每天清晨，男工们步行10分钟到工厂，在8时前打卡上班。

    刘付宗工作的地方，是一个近300人的大车间。这里管理严格，工人进入车间之前，要将手机装进一个专门的袋子，直到下班才允许打开。精明的老员工会隔着袋子偷偷接电话，“新丁”刘付宗大概从未接过。刘付宽元的通话记录中，和儿子的一些通话常常只有1秒，那是刘付宗在上班时将来电摁掉了。

    车间里是一条条生产线，几百名工人坐在流水线旁，像机械工具一样不停地重复同样的任务。半天的工作，只有10分钟休息时间。到了11时50分，工人下班吃饭。午饭是3.5元钱的盒饭，配有三样素菜，有钱的工人可以多花几元钱挑些荤菜。

   中午休息1个小时，到了下午1时，就再去流水线上做流水工，直到下午5时10分，一天8小时的正常工作结束了。

    这一天下来，工人可以赚到68元钱，如果不加班，一个月也不过1000多元。这样的收入显然太低了，因此加班是必须的。这既是工厂的要求，也是工人的被迫选择。依照工厂加班的惯例，平时每晚会加班两小时，双休日加班10小时。长安人力资源分局近日调查称，锦川公司存在超时加班的现象。

    平常日子的加班费是11.29元/时，周末则提到14.94元/时。小学没毕业的刘付宗，常常弄不清如何计算他的加班费，在一次和父亲的通话中，他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和其他流水工一样，他的底薪是1300元，算上加班费，他一个月可以挣到接近3000元。刘付宗到东莞不久，随身携带的200元就花完了，他后来找人借了钱才撑了一个多月。4月底，刘付宗第一次发工资，他往家里寄回了500元钱，这让刘付宽元当时感到欣慰，如今则倍感苦涩。

   没有记录显示，刘付宗在两个多月里是否申请过不加班。不过，即便他不去上班，也没多少可供消遣的地方。

    锦川公司附近几乎没有休闲的去处，这里最多的是便利店和快餐店。每晚八九点下班后，有的工人去玩玩桌球，1小时3元钱；有的工人就挤在便利店门口，看一些不知所云的电视剧。而这个时候，刘付宗会和他的父亲通个电话，聊上一两分钟，父亲照例问“累不累”，儿子照例答“很累”。

    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刘付宗是因为工作太累或是其他原因而引发猝亡。但他的家人愿意相信，这个身体一直不错的儿子突然死在了工厂里，这必然和这家工厂脱不了干系。

   上个月，刘付宗在宿舍拍了张照片，用手机发给了父亲，那是他生前仅有的几张照片之一。刘付宽元如今将照片清洗出来，用塑胶封存着。照片中，刘付宗光着上身，刘海盖住了额头，一副青涩模样，他像往常一样，抿着嘴，微微笑。

   刘付宽元说，那是他最喜欢的儿子的模样。

   记者手记

   童工未绝迹 监管须加强

   童工刘付宗猝死之事，几乎集中了东莞用工问题的各种元素：贫困家庭出身、非法使用童工、超时加班、赔偿谈判。

   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非法使用童工问题。一个年仅14岁的少年离家打工，每天要在流水线上工作10小时以上。他所要承担的压力，既来自于超出体力的劳动负荷，更来自于难以适应的社会交往——他被迫过早地踏入社交圈，需要周旋于各个年龄层的社会群体之间，这本不该是一个14岁的少年所须面对的压力。

   也正因此，非法使用童工，既是一个严重的违法问题，更是一个该受苛责的伦理问题。

   媒体曾在2008年集中报道过东莞凉山童工买卖事件，这之后，东莞大力整顿非法使用童工问题，企业大规模使用童工的现象基本不复存在。不过，这一问题却并未绝迹。近年来，东莞人力资源部门每季度公布的非法用工企业名单上，总有少数几家企业因使用童工而上榜。

   事实上，相比于用人企业，作为劳动力中介渠道的劳务派遣公司，在促成非法使用童工问题上或许有着更恶劣的影响。一些劳务派遣公司，由于受到的日常监管不足，便敢于随意窜改童工身份，将其送入工厂，一些悲剧便由此发生。

   童工刘付宗之死，实际上再次警醒我们，东莞的童工问题从未绝迹，相关部门的日常监管和惩处力度仍须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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